進入8月，中國大豆主產區黑龍江省的收購價格即使跌破成本，仍在大量積壓。多年的問題積
累出了這一季的震驚。一時“洋豆”威脅、產業安全、改善大豆品質、提高產業組織能力、回歸貿易保守……爭論和討論顯然已經擴大到大豆之外。
作為美國衣阿華州的農場主，RayGaesser絲毫沒有感覺到中國土地上的這種緊張氣氛。8月18日他第一次來到北京，和中國的幾家大豆買家在王府井大飯店吃了一頓地道的中國菜。在此之前，他對這個購買了美國60％大豆的神秘國度幾乎一無所知。
“我很高興邀請你們到我的農場來看看，你們將看到我們收獲的一天都干些什么？”Ray熱情地邀請中國同行到他的農場參觀。9月份，他在衣阿華將近2000公頃的大豆就要成熟了。
這一幕濃縮了中國大豆產業的現狀。美國大豆不斷涌入，而中國本土大豆儼然成了局外之豆。《華爾街日報》報道，美國去年裝船運往中國的大豆價值23億美元，比2001年增長了80％。大豆已成為美國向中國出口的第三大產品，僅次于飛機（38億美元）和半導體（34億美元）。
圍獵中國
8月25日，國家糧油信息中心、振華投資等機構發布的報告預計，2005/2006年度國產大豆供應量為1634萬噸。而新年度中國預計大豆進口量為2800萬噸，將再次刷新去年2600萬噸的紀錄。
6月份，中國進口大豆367萬噸，比上年同期增加了44.4％，創我國單月大豆進口量的歷史最高紀錄；上半年總計進口大豆1406萬噸，較去年同期增長17％；截止到8月初，進口大豆庫存維持在350萬-400萬噸的高位。與這些數據相伴而生的是，至今年8月初，中國農民還有15％-20％即120萬-150萬噸大豆未能售出。
國產大豆主產區一位不愿具名的大型壓榨企業總經理告訴記者，國內進口最瘋狂的6月份后，國產大豆的收購價一度跌破1.1元/斤的農民種植成本價。
“國產大豆背后的三農問題才更值得關注。”黑龍江九三油脂集團總經理田仁禮說，“每積壓100萬噸大豆，就意味著130萬農民沒有收入。”田仁禮對《商務周刊》指出，按照平均每畝單產235斤計算，100萬噸大豆需要846萬畝地，而黑龍江農民平均每人6.6畝，二者相除就是130萬。
“黑龍江西北部因為土地的特點，除了大豆農民無法耕種其他農作物，這意味著將有很大一部分農民離開土地。”田仁禮警告說，這可能帶來相當的社會風險。
早在2004年，中國主要大豆加工企業因對國際市場判斷有誤，高價進口的大豆尚未到岸即跌去1000多元/噸，損失慘重。而外資卻借機在2004-2005年大規模進入中國壓榨行業，控制了70％以上的壓榨能力。目前中國97家壓榨企業中絕大部分都有外資股份的影子，其中尤以控制中國進口貨源80％以上的A（美國AMD公司）、B（美國邦基公司）、C（美國嘉吉公司）、D（法國路易達孚公司）四大國際糧商為代表。
“外資進來后，加工企業開始普遍虧損，農民也沒賺到錢，外資是有其戰略考慮的。”國家糧食局糧食科學研究院丁聲俊研究員指出，加工環節的虧損對外資影響不大，他們完全可以通過大豆的貿易來實現整個產業鏈的超額利潤。他由此認為，外資通過參股、控股的方式，不僅擴大了在中國的加工能力，而且超額進口了國外大豆，從而對中國大豆形成事實沖擊。
一時間，媒體輿論矛頭直指進出口商和加工商合而為一的外資大豆企業。
爭議擴大化后不久，控制中國進口80％貨源的國際糧商四巨頭中的一家開始了行動。其負責亞太事物的總裁專門從上海總部飛到北京，8月28日-30日連續三天，他分別拜訪了農業部貿易促進中心、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以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所副所長程國強等提出防止大豆產業拉美化風險的國內專家。
“我們對中國市場的前景十分看好，還有進一步的拓展空間，因此對可能出臺的政策比較關心。”該公司負責政府關系事務的負責人對《商務周刊》解釋說。
“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在世界貿易中扮演一定角色，承擔一定責任。”他強調，“既然中國在貿易方面呈現出巨大的順差，那么在某一個行業不一定非要扮演順差的角色。”
而田仁禮則認為，如果非要某一個行業做出一定犧牲，農業和農民恰恰是最不能承受犧牲的行業和群體。“現在國家把三農問題放在重中之重，以現在的社會環境來看，農民恰是最弱的群體，最容易帶來社會問題的群體。”他說，“全世界的發達國家都在保護農業，而我們卻放棄了保護，任由洋大豆長驅直入，這讓人無法理解。”
世界產業鏈的中國選擇
“之所以進口這么多大豆，是跟中國市場的快速增長相關，更大的背景則是中國大豆產業在世界產業鏈條中的定位選擇。”一家合資榨油企業負責人向《商務周刊》指出。
邊振瑚介紹，中國自1996年就開放了大豆產業，一直實行3％的關稅，但大豆進口量直到2003年才突破了國內大豆的產量，達到2074萬噸。這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中國對豆油和豆粕的快速需求。
有關資料顯示，5年前，中國的大豆加工企業只有1000萬噸左右的加工能力，最大的加工企業日加工量也不過500多噸。而進入2005年后，中國大豆加工能力已經達到7000萬噸，最高的企業日加工能力達萬噸以上。“中國消費者對肉類和食用油需求的快速增長，帶來養殖業的迅速發展，而作為養殖業的重要飼料，豆粕需求也快速增加。”這位負責人說，雖然近幾年由于非典和其他疫情影響中國畜牧業進入一個衰退期，但基于中國經濟的良好長遠預期，中國大豆加工仍在快速擴張。
與大豆進口迅速增加相反，5年來中國進口豆粕和豆油的數量則呈現快速下降趨勢。
“5年前曾有人為了走私豆油、豆粕而被槍斃，現在這種情況怎么能想象？”這家合資榨油企業負責人回憶到，5年前中國是每年近400萬噸的豆粕凈進口國，到2005年，在國內豆粕需求達到3000萬噸的情況下，反而成為凈出口國。這一變化的背后是大豆加工能力的迅速提升和大量的大豆消耗，在中國大豆年產穩定在1600萬噸左右的前提下，進口成為必然。
“對于中國在世界大豆產業鏈條上的定位而言，把加工環節的利潤留在中國，進口豆比直接進口豆粕和油是明智的。”上述那家外資企業負責人指出，中國的加工成本不到美國的1/2，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他們選擇在中國通過參股和直接投資的方式設加工廠。在他看來，亞洲從習慣上是大豆的主要消費區，除中國外，日本、韓國、印度等對大豆食品、豆粕、豆油的需求正飛速增加。而中國正在為他們提供這些產品做準備。
上述那家國際糧商的負責人向《商務周刊》分析，今年上半年加工企業和豆農利益慘淡，根源在于下游產業進入一個衰退周期，而并不是單純外資的作用。邊介紹，養豬在豆粕消耗里邊占45％。前兩年是養豬的一個高峰期，導致豬肉供應很快出現過剩，出口也不順。養雞業也面臨同樣問題，禽流感讓很多大企業如正大、正合等都出現巨額虧損。這造成國內豆粕消耗量迅速下降，整個產業鏈進入低迷期。
“事實上，2005年全世界的大豆產量大豐收，中國也達到創紀錄的1800萬噸，但遭遇養殖業的衰退后，全世界范圍內的豆農和加工企業都處于比較困難的局面。并不是只有中國這樣。”美國駐華大使館農業專員MarkPetry告訴《商務周刊》。
上述合資企業負責人也認為，外資的進入，在5年多的時間里把中國的壓榨水平提高了20年，因此“不能妖魔化外資”。他舉例說，5年前，日本的壓榨水平相當于世界1990年代的水平，而當時中國還只有世界1980年代水平；而現在中國已遠遠把日本甩在后邊，居于世界最先進國家之列。一個例子是，日本從去年開始，直接從中國進口小包裝的色拉油。他介紹說，“這種直接入口的色拉油屬于最嚴格的標準，日本人來參觀，都非常驚訝中國先進的壓榨水平。”
中國大豆產業的這樣一個戰略定位選擇，對全球大豆的主產國——美國和南美國家而言顯然是一個好事。《華爾街日報》指出，美國以及南美成為中國的主要大豆供應地，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意外后果：經濟日益繁榮使社會對某種基礎性商品的需要超出了國內的供應能力。
國產“裸豆”頹勢難挽
“不可否認，大豆需求和進口的增長的確是畜牧業帶動加工能力的結果，是市場的作用。”國家農業部一位官員在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說，但他認為，這樣強勁的需求增長卻沒有給中國豆農帶來實惠，“這個結果顯然是有悖于常理”。
“是用國產豆還是洋豆，從我們企業角度看，唯一的決定因素就是利潤。”河北一家合資壓榨企業負責進出口業務的人士指出，正是在這一標準的衡量下，才出現了加工能力提高而中國豆農卻得不到實惠、國產大豆甚至賣不出去的局面。
據有關部門統計，去年中國大豆年產量是1640萬噸。這其中，有900萬噸左右被食品加工、大豆蛋白和少部分出口消化掉。業內人士介紹，國產大豆全部為非轉基因大豆，相比國外轉基因大豆而言，在食用方面具有生物安全性，因此國內的豆腐廠、豆奶廠以及大豆蛋白的深加工行業幾乎全部采用的是國產大豆。
業內人士介紹說，進口的非轉基因大豆從港口到工廠倉庫再到豆粕和豆油出廠，都受到嚴格的監控，因此在這一領域，“土豆”和“洋豆”沒有沖突。
而剩余700萬噸左右國產大豆，則需要進入壓榨廠做油豆用來生產豆油和飼料豆粕——正是這些大豆要與進口大豆直接競爭。
田仁禮指出，國產大豆在收購、存儲、運輸方面每噸要比進口大豆高出170元左右。但即使加上這個差價，因為在當地收購的價格低，國產大豆運到山東以北地區時，其綜合成本比進口大豆依然有一定優勢。以6月份平均價格為例，如果進口價是每噸2500元的話，國產豆是2400元左右。但問題在于，國產豆的蛋白含量比較低，國外在35％-36％，國產的在33％-34％；美國豆的含油率為19.5％-20％，南美更高，而國產豆只有17％左右。因此即使價格比進口豆稍微便宜，但國產大豆的綜合效益仍處于劣勢。如果往壓榨企業集中的南方運，國產大豆則徹底喪失競爭力。
作為一個資金密集型行業，進口大豆在企業所需流動資金方面的優勢則更加明顯。加工企業進口大豆時，采取的是信用證結算方式，信用證開出后，可在不動用資金的條件下購進一船大豆，當信用證到期的時候，這船大豆已經基本上變現了。業內人士介紹，一船大豆的購買資金每年可周轉10多次，解決了進口大豆加工企業的流動資金這一根本問題，而這個問題在主要采用國產大豆的東北油脂企業是無法解決的。
“我們收購國產大豆的資金周轉率每年最多只有2.8次，而且資金也需要企業自己籌集。”九三油脂總經理田仁禮告訴記者，他們每年收購的國產大豆在200萬噸左右，與國家儲備相當，但流動資金問題仍很難解決，“如果給予國家儲備資金的政策，將大大促進我們收購國產大豆的能力”。
但無論是千家萬戶的豆農，還是像九三油脂這樣的加工企業，基本上都是單兵作戰，而他們的競爭對手卻要強大得多。以最近一次來訪的美方大豆代表團為例，既有大農場主代表、農場主合作組織美國大豆協會，也有用于調控市場的大豆基金會，協調出口的大豆出口協會，還有農業部的檢驗、預測、農業專員。這是一個涵蓋從生產到出口每一環節、有各種協會和政府支持的陣容，如果再加上沒有出席會議的ABCD四大貿易商和決定全球大豆價格的芝加哥大豆期貨市場，以及隱藏在大豆種植、生產、出口環節上的巨額美國政府農業補貼，基本上向中方展現了一個全方位的國際豆“作戰集團”。
河北那家合資油脂廠負責人告訴記者，如果國產大豆用自己的高成本短處與國外大豆比價格，顯然沒有任何優勢，他認為，“可以肯定地說，隨著中國畜牧業的恢復，進口大豆會越來越多，而700萬噸左右的國產油豆份額還會持續下降。”
難產的調控
對于國產大豆面臨的復雜局面，國家有關部門已經進行幾次深入調查。
據國家商務部一位官員向記者透露，從去年年底開始，商務部的公平貿易局和農業部貿易促進中心進行合作，開始對大豆問題進行調研。最近一次兩部門聯合赴黑龍江主產區調查是在今年7月。他透露：“現在兩個部門的行動在一起，觀點也保持基本一致，那就是大豆產業確實面臨外資的強大壓力，正常的生長空間被壓制了。”
據農業部統計，近年來中國大豆產量維持在一個比較穩定的水平上，但無論下游產業興衰與否，沒有被食品加工消耗掉的國產大豆，都被國外廉價的高油轉基因大豆壓制在一個透明的天花板下，只能謀求最低限度的利潤或者干脆就沒有利潤。
“現在大家對事實層面的問題爭議不大，其難度在于采取何種調控。”國家糧食局政策司一位官員向《商務周刊》透露，目前大豆產業的宏觀調控是由國家發改委牽頭，農業部、商務部、國家糧食局、中國海關、財政部等相關部門配合。今年7月商務部和農業部的聯合調查小組返京后，曾有傳聞稱，在發改委協調下，由中國食品土畜進出口商會組織，中糧集團牽頭建立聯合采購機制，控制進口大豆的數量和節奏，以幫助中國豆農和加工企業渡過眼下難關。
但有企業告訴記者，農業部正在成立一個打通大豆產業種植、加工、進出口的大豆協會。有傳聞說，聯合采購一事也被尚在醞釀的大豆協會爭取過去。
“我們還是更信賴商會，畢竟他們一直在跟貿易打交道，主要領導也是從商務部退下來的，對外經驗豐富。”一位企業負責人表示，他們參加聯合采購的唯一前提，是能夠獲得更便宜的大豆。
農業部一位參與大豆協會組建的官員也向記者證實，大豆協會成立的初衷是協調種植與加工、種植與進出口的關系，增強研發，推廣新品種，保護農民利益。有消息說，今年5月30日國務院已經就成立大豆協會事宜做了批示，不久即會掛牌成立。新成立的大豆協會更傾向于連接大豆種植與加工環節，進出口功能還由土畜商會負責。
但據記者了解，通過聯合采購限制大豆進口一事已基本擱淺。現實原因是，幾乎所有的國外貿易商都采取參股、控股或直接設廠的方式，進入加工領域。在這種情況下，聯合采購無論牽頭方是誰，都難以說服有合資背景的企業參加。試圖通過聯合采購來控制進口大豆的數量和節奏根本無法實現。
更激進的建議則是直接限制外資進入，以及采取軟壁壘控制大豆進口。黑龍江一位壓榨企業負責人表示，由于合資和外資壓榨企業享受稅收優惠，加之這兩年企業加工產能過剩，贏利困難，外資并沒有給中國帶來多少稅收。而大豆壓榨目前是資金密集型企業，日產3000噸以上的大廠雇傭勞動力尚不足百人，對社會就業并無特殊貢獻。加之中國壓榨行業目前采用的技術和設備都已經是世界先進水平，所以他強調，沒有必要以“提升技術”的名義引入外資。
“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暫緩一下國外豆的進口，起碼要先消化完國內的再說。”這位老總認為。限制大豆進口或者干脆限制外資加工企業的政策，雖然只是一個動議，但依然在業內引起頗多爭議。
河北那家合資壓榨企業負責人指出，如果限制進口大豆，國產大豆必然會提高價格，那么首先站出來反對的是1億多養殖戶和用油企業——在壓榨成本提高的情況下，豆粕和豆油成本必然提高，這樣很可能會出現下游用油企業和養殖企業繞過加工企業，直接進口國外的豆粕和豆油。
“如果再把豆粕和豆油的進口也堵住，那樣整個產業鏈的競爭力也沒有了。”他認為，“農民的增收問題不是靠積壓下游產業就能夠實現的，有關部門應該另想他策。”
上述農業部官員也指出，現在的情況是外資已經大規模進入中國大豆加工企業，在加工行業中占有很大比重，限制外資基本沒有實現的可能。
在限制外資爭議較大的前提下，有人認為，還是應該從提高中國大豆本身的競爭力來解決長期問題。
“要增強中國大豆的競爭力，最關鍵的是組織化生產。”大連一家壓榨企業負責人介紹說，目前不少生產食品和高檔食用油的工廠也在采用“工廠+農戶”的方式解決品種混雜、品質不均一的問題，但由于農民違約率極高，工廠往往要承擔巨大的風險。“即使簽了合同，農民說不賣給你就不賣給你，你一點辦法都沒有。我們一般在合同規定高出市場價幾分錢收購，但往往到了收獲的時候，農民認為價格還是低，應該按照歷年平均價格來收購。”他認為，“企業與農民直接打交道會摸不著頭腦，應該有類似農民合作社的中介組織來協調。”
在8月22日召開的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審議的法律草案中，原來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法》草案改稱《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草案。一位參與起草該部法律的專家指出，自人民公社解體后，中國進行新模式的農民組織化生產試驗已經有10多年歷史，但形式多樣的農民合作組織在法律上依然沒有得到承認。他認為，而即便《合作社法》能在一兩年內出臺，要想完成農民組織化生產，也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
田仁禮則建議，可以考慮更多利用期貨市場來調節市場價格。他提議國家可以考慮成立大豆產業保護基金，專用于儲備遠期期貨大豆。在大豆價格低迷的時候，產業保護基金買入遠期大豆期貨合約，以作為政策性儲備；在價格高漲時，基金賣出大豆遠期合約，以平抑價格。
除簡單限制外資和大豆進口缺乏可操作性外，如果上述建議一一落實，那么則有大豆協會負責研發、推廣大豆新品種，加強與加工環節的連接，與美國大豆協會的功能類似；而原有的土畜商會繼續發揮協調進出口的市場職能；大豆期貨基金相當于美國的大豆基金；農村合作社則可部分替代美國農場主的規模化生產經營模式——這樣下來，倒真是一條比較完整的拯救之路。
“但目前來看，即使是大豆協會的成立都也沒有明確時間表，至于其他的建議更是還沒有進入議事日程。”農業部這位官員認為，這些長遠來看能夠充當農民“盔甲”的措施，大部分尚處于“霧里看花”。而即使解決了上述問題，他指出，中國農民增收的難題也很難解決。
美國駐華大使館農業專員MarkPetry證實了這位官員的觀點，他告訴《商務周刊》：“從目前的趨勢來看，全世界農民獲得利益都非常低，包括已經發展到如此規模化的美國也是如此。”
根據美國《華爾街日報》的報道，與Ray同在衣阿華州的農民，2002-2005年間年均納稅收入為2萬美元，這其中就有12500美元來自政府的農業補貼，占到其納稅收入的62.5％。該報道指出，即使在中國大宗購買大豆的這幾年，美國政府農業補貼的金額也一直沒變。
貿易救濟可期
在一系列宏觀政策無法出臺的情況下，是否可以考慮采用貿易救濟？農業部那位官員告訴記者，反傾銷和補貼確實是比較可行的辦法。二者相比較，反傾銷需要調查對方的生產成本，難度較大。他介紹，2002年，大豆成為第一個享受直接補貼的中國農產品。農業部選取了黑龍江的1000萬畝，以每畝10元錢的方式補貼。5年多的實驗顯示，雖然錢數不多，但對大豆品種的統一和質量提高有非常大的幫助。因此他指出，可以考慮加大補貼力度和面積。
事實上，就這位官員的研究，美國和歐洲的農業補助占農民收入的比例都超過50％，而日本要更高。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爭取到了8.5％的貿易補貼。但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已經采取的各種形式補貼尚不到2％。
中國政府對豆農給予補貼是否會引起貿易糾紛，這是一些人士擔心的問題。但美國駐華大使館農業專員MarkPetry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稱：“如果中國豆農的利益的確受到了損害，只要不損害中美貿易，中國政府考慮采取貿易救濟措施我們也是非常能夠理解的，畢竟對農民利益的保護，在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這樣的做法。”
商務部國際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韓秀申指出，大豆僅是一個開端，玉米、棉花等農產品也不同程度地面臨同樣的問題。“大豆凸顯了中國農業在全球貿易自由化背景下面臨的巨大難題：外部的強勢競爭，進口的壓力增強，而出口的壁壘還很多。此前的多哈回合談判失敗再一次證明了在農產品問題上發達國家的保守態度愈發明顯。”他說，“與此對比，中國的農業建立在千家萬戶生產模式上，天生不足，缺少補貼支持、缺乏組織生產的中國農產品發展難度很大。”
在中國大豆遭遇復雜困局之中時，近年來大豆種植和出口勢頭兇猛的巴西大豆種植農也遭遇了生產和運輸成本的高漲。據當地媒體報道，很多農民有意轉種經濟價值更高的甘蔗。為保持巴西大豆的規模優勢，巴西政府近日宣布向大豆種植戶撥出10億雷亞耳（4.7億美元）的補貼。10月份開始播種新豆的時候，巴西政府這筆新的援助就將開始生效。
相比之下，擁有9億農民的中國，保護這最大多數人民利益的動作顯得那么遲緩而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