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安全、轉基因爭議、進口產品沖擊國內市場，一直是困擾國產大豆的“老大難問題”。

　　中央一號文件嘗試以補貼方式緩解大豆產業困境。政策的力挺無疑是好消息，但從產業發展現狀來看，這紙新政或許僅能幫助國產大豆“守住最后的陣地”。

　　為何是大豆？

　　“對整個國產大豆產業來說，確實是一個好消息。”得知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將啟動東北和內蒙古大豆、新疆棉花目標價格補貼試點時，黑龍江省大豆協會副秘書長王小語的第一個反應是高興。

　　1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啟動東北和內蒙古大豆、新疆棉花目標價格補貼試點，實行多年的以中儲糧為主體進行的收儲制度將逐漸淡化。

　　“中央一號文件持續十幾年關注農業，但像今年這樣將某個農業品種單獨拿出來討論，還比較少見。在我的印象中，針對大豆這個品種是第一次。”王小語告訴新金融記者，“由此可以看出有關部門對大豆產業的重視程度。”

　　中國大豆種植主產區是東三省，山西、陜西、河北、新疆、寧夏等其他省份有少量種植，甚至在長江中下游地區亦有大豆種植區。但這些地區產量較小，一般只能滿足本地市場消費，并未受到廣泛關注。一號文件將東北地區作為大豆價格補貼的試點，意義不言自明。

　　中國社科院農村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則認為，中央選擇新疆的棉花和東北、內蒙古的大豆作為試點農作物，主要因為這三大產區的生產量和銷售量相對封閉。

　　將包括內蒙古在內的東北地區納入試點，除了地域與產能因素之外，國產大豆和進口大豆長期共存導致國產大豆日漸式微是重要因素。

　　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進口大豆的總金額達到2177.42億元。大豆早已成為繼原油、鐵礦石和銅之后又一重要進口大宗商品。目前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占到全球大豆貿易總量的60%以上。

　　國產大豆屬于非轉基因品種，而進口大豆為轉基因品種。從這個角度來看，不能說大豆與糧食安全問題無關。

　　李國祥表示，國產大豆減少并不全是進口大豆惹的禍。我國大量進口轉基因大豆，在某種程度上是“無奈的選擇”。可以說，在轉基因大豆的選擇問題上，中國并沒有太多回旋余地。

　　這主要因為近十幾年來，中國對食用油需求增長過快。國產大豆遠遠不能滿足油脂企業的需求。

　　從農產品結構上來看，我國耕地、水資源緊張，國產大豆對土壤成分要求較高，導致大豆產量受限，根本無法滿足國內需求。隨著居民生活水平逐漸提高，副食消費快速增長，對國產大豆的消耗量也在增加。多方因素疊加，我國進口大豆是必然選擇。

　　細則待落實

　　中央政策出臺后，詳細的配套措施何時落地，是產業相關方關注的焦點。

　　1月22日，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目標價格補貼制度還處于政策設計階段，要具體落實和執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據我所知，在政策出臺之前，已經有過詳細的調研，因此政策出臺應該有備而來。”王小語介紹。

　　按照其他領域的先例，對價格補貼會涉及多個方面的工作，即使是以補貼豆農的方式來推進，也將牽扯多個部門。

　　“怎么補、補多少、補給誰？參照市場價還是生產價格？這些都是關注的焦點。”王小語介紹，“如果根據種植面積補貼，那么應該由農業部門來實施；但如果根據價格補貼，則需要財政部門的介入；而以儲備方式來補貼，則需要由國儲部門來執行。”

　　有觀點認為，除對農產品本身補貼之外，對農產品的深加工進行補貼同樣是可以參考的方向。在此之前，對于大豆這一農產品來講，僅有的少量補貼很難支撐整個產業良性發展，利用國產大豆榨油的企業常年徘徊在虧損邊緣，停產之聲不絕于耳。

　　據介紹，在東北糧食主產區進行的深加工項目中，對利用玉米進行加工乙醇的項目補貼，比大豆深加工補貼更為普遍。國產大豆壓榨企業是否有必要成為被扶持的對象呢？政府是否需要對國產大豆產業鏈進行整體扶持呢？

　　陳錫文解釋，目標價格有一個總的方向，政府告訴農民當年糧食的供求情況，提供預測性目標價格，而實際的市場糧價可能高于或低于目標價格。這種情況下，政府的調節措施是兩方面的，即市場價格高于目標價格時，政府補貼城鎮低收入者；反之，政府補貼農民。

　　“補貼對于產業發展總體是利好，但政策的落地和配套細則的出臺同樣重要。”王小語表示。

　　李國祥則認為，目標價格補貼制度最大的困難在于如何實施補貼。“中國農民多、農業生產規模小，農民生產量和銷售量是多少，這些數據不容易搞清楚。”國家財政負擔不斷增加，農民未必能得到切實的好處。

　　目前可以確定的是，直補政策細則落地后，國產大豆產業的萎縮趨勢短期內難以扭轉。豆農們將面臨更多的不確定因素，直補細則落實后，他們的選擇勢必影響到我國大豆產業的前景。

　　目標價格補貼制度最大的困難在于如何實施補貼。中國農民多，農民生產量和銷售量是多少，數據不易搞清楚。財政負擔不斷增加，農民未必能得到切實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