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食品科學研究院總工程師馮平建議———出臺專門法律 管住牛、羊、禽的屠宰

　　代表委員關注食品安全問題，建議從土壤污染防治、監管數據共享等方面進行解決

　　3月6日，人大浙江團分組討論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朱張金拿出兩罐大米，其中一罐是“注水大米”。去年的同一場合，這位浙江海寧市華豐村的黨支部書記帶來一些問題食品。

　　同一時間，北京會議中心，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監管一部主任歐陽澤華，講述激素豬的故事，上世紀80年代一頭豬養一年140斤左右，而現在卻能達到250斤，這期間，起更大作用的是豬飼料當中的激素。

　　同一天晚上，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食品科學研究院總工程師馮平，在中國政法大學參加一場座談會，討論最熱烈的話題還是那四個字———食品安全。

　　從本次兩會開幕以來，走進各代表團和各界別的分組討論會議室，食品安全頻頻被提及。如何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記者梳理后發現，代表委員們的建言大體可以歸結為三大方面，分別是從源頭抓起、修改和健全相關法律、建立監管網絡和統一數據庫。

　　■抓源頭

　　食品安全 要從土壤安全抓起

　　“1995年頒布的《土壤質量環境標準》已經滯后于時代了”

　　朱張金在會上拿出的兩罐大米中，有一罐是注了水的。“10噸大米可以注水1噸，也不能多注，否則米就開裂。”讓朱張金擔憂的是，大米本身就便宜，用來注的水，往往是河水。

　　朱張金介紹，注水大米主要是小型加工作坊生產，正規企業不會這么做。主要流向是大型食堂，“食堂里往往都是招標，而且價格是唯一評判體系，所以加工作坊為了中標，把價格壓到成本價以下，為了賺錢，只能加水。”就此，朱張金提出建議，一是規范加工作坊，提高加工門檻，或者取締關閉這些不正規的大米加工作坊。另外，招標時不能以價格為唯一標準，也應該加入對質量的要求。

　　從食品安全事故出現開始，人們就呼吁食品安全要從源頭抓起，該如何抓呢？

　　全國人大代表、杭州佑康食品集團董事長戴天榮今年帶來8份提案，其中有6份跟食品安全有關。“我認為，食品安全要想事半功倍，一定要從剛性食品抓起。”戴天榮對本報記者說，“剛性食品的安全源頭在農產品生產，之后在生產加工和倉儲運輸過程中逐漸放大。剛性食品包含廚房食品、茶幾食品、餐飲食品和禮品。”

　　戴天榮認為，想從源頭抓起，一定要重視土壤污染防治，這才是食品安全的基礎。戴天榮說：“目前我國還有土地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1995年頒布的《土壤質量環境標準》已經滯后于時代了。”

　　戴天榮認為，很多企業沒有落實標準和法規，不是“不想做”，而是“沒有能力，做不好”。

　　“跟農業食品有關的標準有31900多項，食品安全標準限量5000多項，至于涉及到農藥、污染物、添加劑等多種風險物質，每一個都涉及很多個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再加上那些地方標準和限量指標，也就只有一些大的企業能做到位。”戴天榮說，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各級政府部門為那些中小企業和農業生產合作社提供幫助和服務。

　　湖南熙可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陽國秀也認為，從源頭保障食品安全，離不開地方政府的幫扶政策。電話中，陽國秀對本報記者說：“一方面出臺政策扶持大型食品企業建立自己的種植基地，另一方面對于一些小的種植戶和農戶，要加大幫扶力度。”

　　■抓法律

　　多年呼吁出臺《畜禽屠宰法》

　　牛、羊、禽的屠宰沒有專門法律來規范，成為監管空白

　　馮平是北京食品科學研究院的總工程師，今年帶來的提案是呼吁出臺禽畜屠宰法。“這個提案我從2003年開始提交，今年已經十多年了。”

　　據馮平觀察，從2001年至2013年，央視共報道69起突發性食品安全事件，其中與肉類食品相關的20起，占比近29%。“去年3月份，也是兩會期間，黃浦江上漂一萬多頭死豬，這么大的數量，為什么沒人管？”說到那起事件，馮平臉上有一抹沉重：“這說明沒有法律去規范。”

　　馮平介紹，2008年國務院修訂了《生豬屠宰管理條例》，商務部也制定了管理辦法，但占肉類總產量36%的牛、羊、禽的屠宰至今沒有專門法律來規范，成為監管空白。同時，《條例》對生豬屠宰違法犯罪行為的處罰缺乏應有力度。

　　雖然新刑法規定了食品安全罪，但較為籠統，屠宰違法的刑事追究界限不清，導致有案不立，以罰代法，違法成本低，未能剝奪違法分子再次犯罪的條件和能力，威懾力不大。“這是加工病死豬、制售‘打藥注水肉’、制作‘假羊肉’等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馮平激動地表示。

　　對此，馮平再次提出建議，盡快出臺畜禽屠宰法，填補立法空白，將國際廣泛采用的安全責任保障、安全風險評估、安全預警、安全危機處理、事故處理、事故賠償、責任追究、缺陷產品召回等重要內容寫入該法。“其實對這個法，沒有任何部門來阻礙，但就是立不上。”馮平說，“全國人大每年立法的件數有限，這個法一直排不上隊。”

　　和馮平專注于畜禽屠宰法不同，全國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專職副主委郭乃碩建議從兩個方面入手，一個是通過法律手段，在養殖行業和食品生產加工行業培育發展一批信譽優良的企業作為“正面典型”，另一方面要加大食品安全犯罪懲處力度。“從當前來看，《食品衛生法》、《產品質量法》對食品違法犯罪行為處罰缺乏力度，沒能從危害公共安全的立法角度設定食品加工、生產銷售等各個環節追究公司法人和責任人的民事和刑事責任，法律的威懾力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郭乃碩說，“刑法中關于食品犯罪的罪名和量刑也有待增加，例如生產有毒有害食品罪雖然量刑嚴格，最高可判死刑，但其僅對食品摻雜摻假行為有效，對飼養牲畜過程中添加瘦肉精等犯罪卻無能為力。”

　　■抓數據

　　強制各機構分享檢測數據

　　“有義務把這些數據納入食品安全風險檢測國家大數據管理平臺”

　　全國政協委員、中山大學食品與健康工程研究院院長劉昕今年帶來的建議是建立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大數據平臺。

　　“食品安全涉及到從田間地頭到餐桌的每一個環節，需要覆蓋全過程的動態監測才能保障食品安全。”劉昕介紹，我國有各種各樣的食品檢測機構，包括國家、地方、高校、科研機構和第三方檢測機構等，每個機構都有各自的檢測數據，但機構之間不能數據共享。

　　“我建議，國家強制要求這些檢測機構，有義務把這些數據納入食品安全風險檢測國家大數據管理平臺。”他說。

　　兩會開幕前夕，本報記者收到來自民進中央提交本次會議的提案摘要，其中第20條就是《關于構建統一的食品安全監管信息平臺的提案》，提案中也表達了“各部門溝通不暢，沒有共同的信息平臺”的問題。提案建議，國家和省級先行整合資源，市縣區級逐步整合。

　　■相關鏈接

　　建立食品安全保障基金 讓受害人第一時間獲賠

　　“用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堅決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以三個“最”，來保障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政協委員們對如何落實監管、處罰、問責提出建議。

　　全國政協委員岳澤慧曾長期從事基層食品安全監管工作，她告訴記者，對于地溝油，有時候監管還真檢測不出來；農藥超標如果達不到一定量也不一定能檢驗出來。所以應該制定清晰完善的檢疫檢測標準，這樣才能建立公眾對食品安全的基本信心。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農林科學院蔬菜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武說，目前我國種植業生產的基礎規模小、作物栽培方法傳統，大部分農作物混合種植，客觀上容易導致農藥的使用混亂，監管起來很麻煩。“今后大力發展規模化生產，由小規模種植變成大規模種植，在規范化管理下，農藥使用的安全性就會越來越好。”

　　李武還指出，農田存在重金屬污染、農藥殘留、有害微生物、病原菌，因此農田作物超標主要與大環境的污染密切相關；而肉類、水產品則主要是抗生素殘留，人為因素多一些。監管應分門別類、有針對性地加強科技檢測手段。

　　全國政協委員、律師劉紅宇建議，建立食品安全保障基金，讓受害人第一時間得到賠付，同時可以聘請食品安全專業人員，讓他們進入食品生產一線去了解問題。此外，還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例如建立神秘顧客制度，讓食品監管如影隨形。

　　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副局長馬光瑜建議，加大監管信息公開力度，通過公開不良記錄，給予失信企業除行政處罰之外的社會道義處罰，加大對失信企業的懲戒力度。

　　馬光瑜還建議，把食品安全納入政府政績的考核指標，而不是歸結于某一部門的責任。“指望一個監管部門把食品安全管好，是不可能實現的，需要多方面協同作戰，食品安全要形成社會共治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