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閉幕的全國兩會，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召開的。會議期間，合理區間、三個1億人、向污染宣戰……許多熱詞不僅成為民眾關注的焦點，更折射出新一屆政府對改革的思考。現對部分關鍵詞進行梳理，并刊發相關人士的解讀，以饗讀者。

　　合理區間

　　合理區間就是既不沖出上限，又不滑出下限。上限就是防止通貨膨脹，下限就是穩增長、保就業。只要經濟運行處于合理區間，政府就保持定力，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性，著力調結構、促改革，挖掘經濟發展潛力。同時，政府做好政策準備，預留了“殺手锏”，有很多的政策儲備，一旦滑到這個區間之外，我們將會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來穩定經濟增長。事實證明，“合理區間論”創新了宏觀調控方式，給市場吃下了“定心丸”。

　　——國務院研究室司長 向 東

　　三駕馬車

　　拉動經濟發展依靠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從出口看，發達國家經濟疲軟，出口減少，由于外部周期原因，要維持穩定的增長，必須更多靠內需，靠投資與消費。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不容忽視，但不能主要走消費增長的路子。投資拉動，要投向高效、高質的行業和產業，我國的產業技術升級有很大余地，需要投資如環境、水利、教育等有合理性、能長期增長的地方。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林毅夫

　　權力清單

　　簡政放權是行政體制改革中轉變職能重要的推手。隨著改革進程的深入，簡政放權的主攻方向和力度會向縱深推進，乃至超越審批制度本身。

　　權力清單主要用來約束公權，用權力清單這一語義，表明改革要向縱深發展，因為“權力”不只是行政審批一種類型，它昭示了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里的改革走向。要更好地運用法律手段來建立有效的政府治理體系，包括權力清單制度、負面清單制度等。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所長 聶高民

　　重頭戲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全面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3項主要任務：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稅收制度改革，以及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的問題。從目前看，主要是從前兩個方面先起步。

　　預算改革方面，今年預算報告更加透明，審查預算的重點從赤字規模向支出預算和政策拓展；稅制改革方面，今年將繼續推進營改增，資源稅改革也在研究中，還要推進環保稅、房地產稅的立法。此外，正在研究對消費稅的征稅范圍和稅率做適當調整。

　　——財政部部長 樓繼偉

　　松緊度

　　貨幣供應增速應當與實體經濟的貨幣需求變化相適應，過快容易導致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過慢則會拖累經濟增長，引發通貨緊縮。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GDP增速預期目標為7.5％左右、CPI上漲約3.5％，與此對應，13％左右的M2增長目標是比較合適的，與實體經濟增長情況基本匹配。

　　建議貨幣政策操作應更加注重靈活性和針對性，特別是要運用好公開市場操作的靈活調節作用，根據形勢變化靈活調整回籠和投放的力度，并通過再貸款、再貼現、定向央票等工具加強針對性的定向調節。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連 平

　　一帶一路

　　中國外交將繼續積極進取，重點從兩個方向作出努力。一是要更加積極主動地服務于國內全面深化改革。二是更加積極主動地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主線是經濟合作和人文交流，優先是互聯互通和貿易投資便利化，方式是平等協商、循序漸進，目的是合作共贏，打造利益共同體。“一帶一路”的大門是敞開的，與本地區現存的各種機制與設想并行不悖。歡迎本地區以及有意愿的國家參與進來，共同探討，共同建設，共同受益。

　　——外交部部長 王 毅

　　經濟地圖

　　攤開中國地圖可以看到，由東向西、由沿海向內地，沿大江大河，至關重要的一條經濟帶就是依托“黃金水道”的長江經濟帶。它從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地區起始，途經以皖江城市帶、環鄱陽湖城市群、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群為主體的長江中游城市群，直抵長江上游的成渝經濟區。幾個城市圈，連成一條帶，區域經濟發展將呈乘數級提升。

　　幾縱幾橫的經濟帶成形后，中國的“經濟地圖”將綱舉目張，以點帶線、以線帶面，更上一個臺階。

　　——全國人大代表、經濟學家 張兆安

　　原動力

　　我國科研經費年投入突破萬億元、科技人力資源總量世界第一，但原始創新能力依然不強，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10%左右。癥結何在？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最為緊迫的是要進一步解放思想。

　　管理部門既有管得太細、導演“拉郎配”的越位問題，也有對基礎研究、共性關鍵技術研究等重視不夠的缺位問題，還有急于求成、追求顯績的思想問題。觀念上的功利病、管理上的官本位、機制上的僵化癥，何嘗不是創新之路上急需清除的絆腳石？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 盧 柯

　　織 網

　　國務院已經發布了關于建立城鄉居民統一養老制度的文件，之后人社部和財政部又下發了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銜接的辦法。同時，轉換接續的辦法也已建立，這使得兩大制度平臺的人員可以相互流動和轉移，對于促進人員流動以及城鄉統籌發展，有重要作用。

　　這項制度要做到名稱統一、標準統一、經辦服務統一、信息化統一，制度建立后，與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一道，基本上可以構成我國養老保險的制度體系。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 尹蔚民

　　法治思維

　　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求堅持依法辦事，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各項改革舉措。法制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在整個改革過程中都要高度重視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發揮法治在改革中的推動和引領作用，確保在法治的軌道上推進改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必須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要把深化改革同完善立法有機地結合起來，先立法、后行動。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 闞 珂

　　三個1億人

　　城鎮化的推進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一個“1億人”是促進約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第二個是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第三個是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

　　這三個“1億人”，實際上是要解決3個問題。第一個是已經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要讓他們落戶城鎮。第二個是已經在城市里面居住，但居住條件很差的，要改造棚戶區和城中村。第三個是現在還在農村，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居民，要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 汪同三

　　自貿區

　　上海自貿區的建立，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重大舉措，根本目的是為下一輪擴大開放形成可創造、可復制、可推廣體制機制的試驗田。

　　上海自貿區不是政策洼地，而是應該將其看作國家為下一輪深化開放體制的創新，建設目的是通過制度創新釋放開放紅利，圍繞轉變政府職能，放開投資領域的審批，其中，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方式管理外商投資是主要方式。

　　——商務部部長 高虎城

　　四兩撥千斤

　　今年中央預算內投資在財政并不寬裕的情況下又增加了200億元，達到4576億元。這個錢主要是調結構、補短板，而且要用在刀刃上，讓它發揮“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因為這個錢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比起來并不大，也就是1%左右。

　　我們也對中央預算內投資的分配方式做了大幅度的調整，壓減了一般競爭性專項50%，投資近40%，通過調整，集中了1000億元用于加大對一些基礎性、全局性和戰略性項目的支持。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 徐紹史

　　民營銀行

　　民營資本進入銀行，法律上本身沒有障礙，實踐中也比較普遍，主要是通過兼并重組和在銀行改制、改造的過程中進入銀行業。真正由民營資本發起設立還比較少，真正自擔剩余風險的并不多。這次試點主要是試行自擔風險的新機制。

　　具體來講，一是讓資本說話的公司治理機制，二是讓資本決策的經營管理機制，三是讓資本所有者承擔風險損失的市場約束機制。此前我們在這些方面還缺乏經驗，為了防止整體試錯，所以還是要通過試點積累經驗，逐步推開。

　　——銀監會主席 尚福林

　　混合所有制

　　推進混合所有制總的原則是“一企一策”。對于競爭性行業的國企，可以盡量降低國有資本比例，30%能相對控股的，就不搞40%。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的同時，要加強對國資和民資的產權保護，以避免國資流失。以前確實有一些國資參股的項目，國有股七倒八倒給倒沒了。

　　在引入民資方面，有3種較為規范的方式：產權市場、股票市場、吸引股權投資基金或戰略投資者。對于混合所有制，態度要積極，措施要縝密。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 黃淑和

　　土地流轉

　　農村土地流轉不能搞“大躍進”，要有序地引導流轉。土地流轉不是越快越好，土地的經營規模也不是越大越好。農民種地要有一定的效益，需要一定的規模，我們要鼓勵土地有序流轉，要扶持發展適度的規模經營。

　　流轉要和當地農村勞動力和人口轉出去多少相適應，要和當地的技術裝備水平相適應，要和社會化服務的程度相適應。土地流轉中不能搞強迫命令，要有序流轉。所謂有序流轉就是依法、自愿、有償，這其中最主要的是要保障農民權益。

　　——農業部部長 韓長賦

　　進退并舉

　　產業結構調整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中心內容。所謂進退并舉，就是對過剩產業調整，通過淘汰轉移傳統落后產業，為新興產業騰出空間。

　　不宜簡單從制造業比重高低來判斷產業布局，而應該從制造業發展的質量、效益等角度來看制造業的發展。如果制造業中相當部分是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產業，那應該通過政府提高門檻建立倒逼機制，轉移淘汰，再吸引新興要素支撐的新興產業，實現進退并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 研究部研究員 王曉明

　　向污染宣戰

　　要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

　　從宏觀戰略層面入手，從再生產全過程著手，從形成山頂到海洋、天上到地下的所有污染物嚴格監管制度和一體化污染防治管理模式著力，主動遵循、準確把握生態環境特點和規律，堅持污染防治與生態保護相互協調，維護生態環境的系統性、多樣性和可持續性。

　　——全國政協委員、環境保護部

　　副部長 吳曉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