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很多生豬規模化養殖企業來說，2014年充滿了危機，而他們還不自知。

　　2011年，中國生豬規模化養殖如火如荼，豬價持續飆升達到了一個最高點。那是生豬養殖十分景氣的一年。從2012年開始，市場行情開始持續走低。記者第一次采訪姚民仆先生時，他提出，規模化養殖最大的阻礙就是物流瓶頸，高昂的物流成本嚴重制約了全產業鏈全國性布局的速度。在北京長安大廈正大中國區總部，再次面對記者，姚民仆感嘆2013年行業的煎熬。他堅持生豬規模化養殖趨勢不可逆，并坦言2014年不會比過去的一年更差，但也未見得更好多少。特別是對很多生豬規模化養殖企業來說，2014年充滿了危機，而他們還不自知。言語中，他對新的一年充滿了不樂觀。

　　記者：2013年無論家禽還是生豬養殖都面臨較大損失。隨著環境和土地等因素的制約，規模化生豬養殖是否開始減速?

　　姚民仆：生豬養殖的規模化發展是否減速，要從整體的大環境去看。的確，現在行業處于煎熬期，質疑的聲音會出現。總體來說，2013年生豬養殖比肉雞養殖要好一些。中國目前風險最大的是肉雞養殖。肉雞市場是無序競爭，沒有全局的統籌規劃，各自為戰，比較盲目，所以產能嚴重過剩。2013年，肉種雞進口了15萬套，比過去增加了4萬套，就是說增加了30%的量，生豬存欄的情況沒有這么嚴重。數據顯示，截止2012年，中國肉類產量的整體規模已經連續23年世界第一。2012年肉類產量是8384萬噸。禽蛋大約是2861萬噸，連續28年世界第一。所以，根據國內發展趨勢，再結合國際上的一些規律，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未來中國的動物農業有5個不可逆轉的趨勢。

　　一是人均口糧下降和肉類消費比例增長不可逆。動物農業是養殖業的一個新叫法，和種植業相對應。可以很明顯看出，1978年，中國人均的糧食消費是225公斤，2009年下降到139公斤。人均肉類消費則從1978年的1.2公斤增長到2009年的26.6公斤。

　　二是規模化養殖是畜牧業發展的必然，同時也是現代化的主要標志。這個趨勢在中國也是不可逆的，雖然在目前的發展階段出現了很多挑戰。

　　三是生態綠色的有機畜產品需求不斷增強。國外已經越來越重視有機畜產品的研發生產。歐盟2007年開始就投入2.27億歐元專門研發有機養殖。有機畜牧業及其產品是未來發展的趨勢。

　　四是畜牧業產業化的發展趨勢不可逆轉。從世界畜牧業發展歷史和各國發展情況看，從生產到加工銷售相結合是共同趨勢，這樣可以有效解決農戶小規模生產和大市場之間的矛盾。

　　最后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就是發展低碳畜牧業。目前，日益惡化的環境污染是畜牧業養殖面臨的最大挑戰。2006年聯合國的一份報告指出，畜牧業溫室氣體排放占到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18%。發展低碳經濟是人類的一個共識。

　　記者：生豬規模化養殖是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但目前生豬養殖行情并不樂觀，您覺得這個局面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

　　姚民仆：2013年可謂困難重重，無論生豬還是家禽業都備受煎熬。“藥殘雞”、“速生雞”、“H7N9流感”、“黃浦江漂流病死豬”、日益惡化的環境等等，這些都是造成當前市場低迷的助推劑，但也都不是最要害的問題。

　　最要害的是供求關系。當市場的供應量遠大于需求，一定會造成價格在低谷徘徊，尤其是在全球經濟遭受重創還未完全恢復的情況下。目前，歐洲經濟已經走出低谷正在復蘇，美國經濟也走過了最艱難的時期，而中國恰恰正處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經濟增長有四個驅動要素：勞動力成本的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中國正處于投資驅動到創新驅動的階段。

　　具體到生豬市場周期，應該是從2012年下半年開始進入到了一個新的周期。消費結構主要是城鄉接合部的消費趨大，但整體需求在減少。產能過剩，農民工回流，城市肉類的消費就減少了，另外，中央限制公款消費也對終端消費起到了抑制作用。所以，供求影響消費，這才是根本，那些食品安全事件只是表象。這些因素也將影響2014年畜產品的價格走勢。我個人判斷，今年不會比2013年差，但也沒有以前那么好。尤其是肉雞價格，風險很大。

　　記者：雖然目前生豬市場處于低谷，但不少生豬產業的龍頭企業并沒有放緩擴張的步伐。2013 年，包括雙匯國際收購美國史密斯菲爾德等事件，是否也是生豬產業規模化發展必然化的一個階段性標志?

　　姚民仆：沒錯，這恰恰印證了我前面提到的五個不可逆轉。雙匯國際收購史密斯菲爾德就是一個具體體現。

　　其實，通過生豬行業一年多的動態，不難發現兩個趨勢及變化。其一就是高端產品的出現引發關注。品牌豬肉、生態豬肉等舉著高端概念的豬肉開始更多地切入市場。目前，高端豬肉的市場銷售還不成熟，但未來一定有巨大的市場空間。消費習慣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高端豬肉的市場拓展，國人的消費習慣是喜歡吃新鮮豬肉，所以也就不難解釋為何北方是產糧大省而不是養殖大省。但養殖基地靠近消費市場也來了很多問題，隨著規模化養殖的密集帶來一系列土地環境惡化等因素，也將迫使我們在豬肉的消費結構上要做更多的改變。第二個趨勢就是大手筆的資本運作和資源整合更加頻繁。雙匯收購了史密斯菲爾德，新希望早在幾年前就并購了山東六和，致力于打通全產業鏈。正大在資本運作上也不遑多讓。我們斥資 95 億美元進駐平安保險，又投入 65 億美元購買荷蘭萬客隆，主要就是從通路上進行考量。這些都會加速推動未來中國生豬產業格局的改變。雙匯收購可能帶來的變化之一是，低成本的美國豬肉會不會給中國市場帶來影響?我認為一定會有影響。所謂低成本的概念就是，美國人不吃的部分投入到中國市場會賣出好價錢。因為豬頭、豬蹄等部位是利潤率較高的一部分，這一定會給中國同行業帶來沖擊，但這是好事情。

　　記者：養殖環境的制約，龍頭企業全產業鏈整合的加速，是否會加速消費者轉向冷鮮肉消費?

　　姚民仆：這個恐怕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目前，全國3561 家屠宰加工企業的銷售總額是 1 萬億元，利潤總額560 億元。在這 1 萬億元中，雙匯、雨潤、大眾食品等龍頭企業只占 8% 多。相比之下，美國的大企業可占 50% 多的份額，荷蘭是 74%，丹麥能達到 80%。由幾家龍頭企業主導，并達到國外先進國家的市場份額，還有很大的市場增長空間。我只能說，扶持并發展規模化龍頭企業全產業鏈的發展是個大趨勢，但在目前這個階段，由于疾病及外部環境等多重風險，規模化企業也面臨生存危機。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全民養豬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記者：您的言外之意是 2014 年生豬養殖企業將面對的最大風險和最嚴峻考驗是疾病風險和環境污染?

　　姚民仆：數量龐大的中小散戶暫且不說，很多規模化豬場面臨著生存危機，而他們自身卻還沒有更多地意識到。對規模化豬場而言，環保要求、糞污處理成本非常高。目前，中國 80% 的規模化豬場都沒有達到基本的糞污排放標準，這恰恰是非常致命的。今年元旦開始施行的《畜禽養殖污染防治條例》對規模化養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加深了行業的挑戰。

　　在中國養豬，其實主要是管人，必須重視管理。在整個生豬產業鏈里，“養”是最難的，最重要的“管理”，最關鍵的是”責任制”，而最致命的是疾病。生豬飼養環節，無非就是品種、營養、環境、管理這四個方面。其中，中國在生豬疫病的控制方面相當有問題。其實，參照 20 多年來生豬的市場價格，如果疫病控制得好，不應該會出現虧損。現在最關鍵的損失就體現在能繁母豬的疫病風險上。目前，中國平均斷奶仔豬數是 16 頭，遠低于歐美發達國家平均 20 幾頭的水平。產仔量低，加上育活率低，這使得養豬的成本大大增加。可以說，目前中國生豬養殖的疫病風險遠大于市場風險。

　　那么，2014 年會不會發生大規模的疫病?有可能。隨著養殖密度的不斷增加，發生新疫病的風險也同時增加了，并嚴重危害到了公共衛生安全。其中，藍耳病會不會大面積暴發，最讓人擔心。

　　記者：看來 2014 年，規模化企業要投入大量精力和財力到污染治理和疫病防控上來。

　　姚民仆：生豬養殖規模化的前景看好，但在這不可逆轉的趨勢中，前進是很痛苦的。這個周期至少要 5 年，整個過程還要有大量的資本投入。

　　污染治理方面，沒有任何捷徑，必須按照標準化生產，達到污染治理的要求。這個投入不可省。疫病防控也必須標準化，按照發達國家的養豬管理經驗，不斷縮小差距，疫病的風險就會越來越小。從目前情況看，2014 年飼料業、動保業和養殖業之間的配合速度將會加快，生豬養殖標準化的程度將會明顯提高。在美國，2 個人可以管理兩萬頭豬，靠的就是高度專業化的精細分工。例如，小豬運輸、打防疫針、豬場清洗等環節，他們都有專門的一套隊伍。養豬的關鍵是前期管理要做好，今后中國也將走合作組織這條道路。合作組織不同于現在的合作社概念，它是按照養殖環節所形成的專業化的合作組織。合作組織的專業化可以精細到有一支專業熟練的抓雞隊伍。國外有許多專業化的公司，這些專業化的隊伍是獨立的。只有這樣，養殖管理才能實現最大化的高效。

　　記者：您認為 2014 年生豬養殖企業還將面臨哪些挑戰?

　　姚民仆：2014 年，生豬養殖業將面臨幾個明顯的挑戰。其中，農村勞動力的短缺更加明顯。而轉型的內外部因素日益復雜，包括環保壓力、土地流轉壓力都將困擾生豬養殖企業。

　　挑戰之一是，豬養了以后市場在哪里?市場壓力不言而喻。如果沒有成熟的專業化組織，沒有形成主流的“基地+ 終端”模式，那么廣大的中小生豬養殖者仍將承擔最大的市場風險。如果能加快實現“公司 + 農戶”及“基地 + 終端”的全覆蓋，市場風險就能相應化解。

　　其次是飼料糧的短缺，這也對動物農業形成了很大的挑戰，特別是豆粕和魚粉。現在我們的進口量已經超過了 70%，到 2020 年，飼料糧占糧食的總比重將達到45%~50%。

　　第三個挑戰是資金，從事生豬養殖需要大規模資金。按照有關規定，畜牧業用地資金沒有貸款的渠道，而農村集體土地上的附作物不能用作抵押貸款。貸款門檻高，導致規模化產業鏈的擴張所帶來的資金壓力更大。

　　最后一個挑戰就是重大的動物疫病風險。當前我們每年由疫病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高達 250 億元。

　　記者：眾多挑戰中，生態環境的制約是一個最頭疼的問題。國外有沒有很好的經驗可以借鑒?

　　姚民仆：生態環境對畜牧業的制約日益突出，這是當前最突出的矛盾。其實，這不僅僅是中國遭遇到的問題，而是一個世界性難題。

　　目前，國際上已經對集約化養豬進行限制。中國臺灣地區是以提高稅制來限制，而歐盟采取的方法是鼓勵養殖用地和種植用地相結合。也就是說，養殖規模的大小，取決于你的種植業規模有多大。這個方法現在已經開始實施了。例如，養 300 頭豬，那么直接澆肥完全消化掉需要 600 畝土地，那就按這個種植土地的規模來申報養豬頭數。所以，未來畜牧業發展可能需要統籌兼顧，可以借鑒歐洲國家的這些做法，在畜產品的數量安全、質量安全、產業安全、公共衛生安全、生態環境安全等 5 個方面進行統籌兼顧。只有這樣，這個產業才能健康發展。

　　記者：針對內外環境的挑戰，生豬養殖業可從哪些方面去改變和適應?

　　姚民仆：我覺得有幾個方面需要明確改進。首先，推進畜牧業養殖方式的轉變，在規模化養殖為主體的前提下，應該發展畜牧小區，促進散養戶的規模化生產，進一步減少散養。在養殖過程中，要促進經營管理制度的改進，并用先進的技術和現代化的裝備提升畜牧業水平。對專業戶一定要強制推進畜禽標準化生產，提升畜產品質量安全。

　　其次，要在市場主體上，變成新興主體。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品牌建設為核心，扶持輻射面廣、帶動力強、生產水平高的龍頭企業，而不是鼓勵散戶去飼養。

　　第三，要引導規范專業的合作社的組織化發展，前面已經提到過這種合作組織的內涵。按照“民管，民受益”的原則，連帶把畜牧獸醫站、批發市場組織起來。目前，廣東在這方面已經有了很多良好的經驗。

　　第四，構建和完善監管體系，這一點非常重要。

　　做到了以上幾點，我估計未來幾年，中國的肉類消費還會持續增長，其中農村消費市場將會持續擴大。現在每年有近千萬的農民轉變為城鎮居民，每年可增加 120 萬 ~150萬噸的肉類消費。目前中國臺灣地區和新加坡的人均肉類消費量，將是我們 5 年以后的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