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宣布，已與日本新日鐵公司、韓國浦項公司達成2009年度鐵礦石價格協議，粉礦合同價格下調28.2%；而在此之前，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鋼鐵企業也先后接受了力拓粉礦33%、塊礦45%的降幅。
對于上述降幅，中國鋼鐵工業協會(以下簡稱“中鋼協”)拒絕接受。中鋼協強調，鐵礦石長期合同價格應降到2007年的水平，也就是澳洲礦石降價45%，巴西礦石降價40%。
截至目前，中國與三大鐵礦石巨頭的談判仍陷入僵局。
鐵礦石談判將如何收場？觀點不一。有人堅持中鋼協頂住直到獲得更大折扣。也有人較為悲觀，認為由于種種不利因素，比如，目前國內鋼鐵產量和鋼價雙雙高開，進口鐵礦石現貨價格一路上漲，“兩拓”聯營，等等，中方最終將接受澳巴價格。
且不論這次談判結果如何，中國的強硬和堅持，是希望擁有更多的鐵礦石定價權。雖然中國是鐵礦石最大的進口國，但在鐵礦石定價方面，卻一直很被動。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很多，事實上，中國鋼鐵產業最根本的問題在于，企業整體技術含量低、產品附加值低、產業集中度低，在對外鐵礦石談判中沒有形成統一口徑，削弱了話語權。
話語權旁落，企業核心技術缺失是罪魁
鋼鐵業是中國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占GDP的比重約為8.8%。鋼鐵業在中國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可見一斑，但弱點也清晰可見。那就是，直接導致了中國鋼鐵企業在面對鐵礦石漲價時的被動局面。
數據顯示，2008年國內全年粗鋼產量為5億噸，消費需求僅為4.5億噸；另一方面，特鋼作為高附加值產品，其產量只占總產量的8%~10%，而在鄰國日本，這一比率為25%。這就是中國鋼鐵業的現狀：低技術含量的產品產能嚴重過剩，高技術含量產品又大量依賴進口。
國內鋼鐵企業對技術研發的重視程度不夠，產品附加值低，缺少過得硬的拳頭產品。當經濟周期處于上行階段時，問題并不明顯，因為各類鋼鐵的需求都比較旺盛，市場接近于“賣方市場”。然而，當經濟周期處于下行階段時，問題就會暴露，甚至嚴重威脅到企業的生存。
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鋼鐵企業面臨原料市場和產品市場的雙重擠壓。面對壓力，企業直覺的反應本應是縮減產能。然而，一直以來，中國鋼鐵業走的是一條“規模效應+低成本”道路，產能不足將嚴重影響企業獲利。更何況之前為了擴大規模以降低成本，企業在設備等固定資產方面進行了大量投資，折舊費用已分攤到未來數年，無論生產與否， 高成本都不可避免。“世界最大的鐵礦石進口國”本應是我們爭取話語權的核心優勢，在此時卻成為我們最大的劣勢。
相比之下，日本鋼鐵企業因為產品有比較優勢，當生產成本提升時，它們可以將大部分成本轉嫁至下游國際買家。而缺乏技術含量的中國鋼鐵企業與下家談判時卻無任何砝碼，面對鐵礦石的高價格，只能壓縮自己的利潤空間。
此外，缺乏技術優勢也導致產業集中度低。在韓國，前三大鋼鐵企業占本國市場份額為89%；在日本，這一比率是67%。在中國，這一數值僅為15%，每家企業都占有一定市場份額，但都不大，眾鋼廠各自為戰，惡性競爭在所難免，而且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矛盾重重，市場嚴重扭曲。
在去年鐵礦石現貨價格瘋漲的時候，拿到長協礦固定價格的大型企業只是轉手倒賣，便賺取了豐厚回報。而現在，又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在大企業叫苦連天的同時，有報道稱，已有38家中小鋼企與巴西淡水河谷簽訂了今年的長協合同，以借此擺脫國內大企業對原料價格的控制。更有內地貿易商借機大量囤積鐵礦石抬高價格，造成需求旺盛的假象。混亂的市場，導致鐵礦石談判更加被動。
開放三十年，勞動力 沒有換來新技術
技術水平低下造成的我國鋼鐵業產能過剩、產業集中度低、抵御經濟周期能力弱等一系列問題。事實上，這些問題并不僅存在于鋼鐵業，其他制造業和能源業都存在相同問題。
舉例來講，作為國內石油行業整體效率最高的中海油，每生產百萬桶油所需員工數為269人，與國際石油制造企業之間存在很大差距。殼牌每單位員工創利能力是中海油的13倍，而英國艾莫科公司則為中海油的19倍。
當然，受經濟周期影響的不僅僅只是中國，其他出口導向型國家如日本、韓國都在經歷產能利用率低與去庫存的艱辛過程。問題在于，由于國內的各個行業在國際市場上缺少技術拳頭產品， 競爭不過別人。因此，去庫存化過程將比日本、韓國艱難得多。 再加之國內企業普遍的高運營杠桿與高負債，使得企業在遇到危機時進行的調整更加困難。如果把日本比做池塘里一條靈活的小魚，我們則像一艘大笨船， 遇到危機時想轉身談何容易？
過去的三十年，我們打開國門，帶著美好的設想——用勞動力換新技術、新知識。我們依靠低成本的勞動力成為“世界工廠”。好處當然是有的，不僅提高了國內生活水平，還積累了大量外匯。然而，我們貢獻了勞動力，卻沒有換來想要的新技術和新知識。如今，全球經濟陷入衰退，消費需求減少，我們與別的出口導向型國家之間的競爭將更加激烈。
換來的一堆外匯，除了大量購買美國國債和其他泡沫資產外，能不能買來新技術呢？從目前的情況看，想實現這個愿望有點難，即使可以買，也只能買到落伍的技術或產品。這樣的交易雖然在短期內能夠提高國內消費，但只是增加了進口，是我們在花錢幫別國恢復經濟。靠外匯換來的消費，并不能帶來國內企業的起死回生，也不會降低失業率，更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
經濟恢復，培植具有核心技術競爭力的企業是前提
在世界經濟加速全球化的當今世界，企業面對的上游供應商、下游客戶以及業內競爭者，都比以往寬泛得多。因此，擁有技術競爭力的企業將受惠于全球化，缺乏技術競爭力的企業，則會因失去保護而步履維艱。這樣的全球化競爭趨勢，給了我們兩點警醒：
第一，靠廉價勞動力及貨幣貶值帶來的競爭優勢，從長期看是不可持續的。隨著經濟發展，勞動力成本會逐年走高，貨幣價值的低估也將遭受更多的升值壓力。簡單來說，全球化將加深“市場經濟”這只“無形的手”所起的調節作用。
第二，出口與消費實質上是殊途同歸。依靠調節貧富差距來刺激消費，只能是短期行為。全球化使得各國消費信息更加透明，因此，有競爭力的企業可以同時獲得國內外消費者的認同，消費與出口同方向發展。而缺乏競爭力的企業，則會受到更多排擠。我國現在呈現出的低消費、高出口、高投資，是由產業保護主義及內地企業缺乏技術優勢所導致的。從中長期看，根本不可能出現出口降低而消費增長的情況。因此，現在甚囂塵上的拉動內需、放棄出口的說法，從本質上看是錯的。
中國經濟已經融入全球經濟，現在正是進行國內產業結構調整，技術升級的關鍵時刻。事實上，受惠于財政刺激的行業，不可能帶領國內經濟走出泥潭，我們唯有寄希望于有科技創新能力的企業。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日本陷入了長達十年的經濟停滯，即“失落十年”。從1994年開始，日本汽車業的象征——豐田公司結束虧損， 1995年盈利能力增長94.2%，1996年增長48.8%，1997年增長16.8%，與此相對應的是，在這三年中，日本的GDP增長分別為1.45%、2.16% 與2.18%。1990~2000年，在日本本土，規模不大但擁有世界頂尖技術的公司數不勝數。盡管日本金融系統出現了嚴重問題，但其實體經濟絲毫沒有被拖垮，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再如“亞洲四小龍”之一韓國，1998年前后遭受了嚴重的金融危機。然而，正是這場危機孕育了一個世界名牌——三星電子。三星電子依托其強勁的科研能力，在1998年結束盈利負增長， 1998年稅前利潤增長13.25倍，1999年增長3倍，2000年繼續增長75%。受此影響，韓國GDP增長率在1999年恢復到9.48%，2000年為8.5%。同樣受金融危機影響的，曾經被譽為“亞洲四小虎”之一的印尼，由于缺乏引領性的技術型企業，整體經濟恢復則緩慢得多，1998年GDP增長率-13.13%，1999年僅回升至0.79%。
當然，經濟轉型與結構優化不是短時間內就能完成的。偉大的、具備核心技術競爭力的企業在短時間內出現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受此影響，中國經濟對外談判被動的局面在短時間內也將很難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