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春節一波漲價小高潮之后，今年3月開始，豬肉價格持續回落。

　　農業農村部對全國500個縣集貿市場監測顯示：2021年3月第4周，每公斤活豬27.46元，環比跌3.7%，同比跌24.1%;豬肉44.09元，環比跌2.6%，同比跌22.5%。

　　去年10月，豬肉價格出現了19個月來首次同比下降，如今，隨著生豬產能逐漸恢復，豬肉價格日趨正常。但逐漸走出“豬周期”的同時，行業亦開始擔心產能過剩引發的養殖端受損。

　　雖然豬肉占國人肉制品消費的比重正逐年下降，但是對比各肉類消費占比，豬肉達到60%左右，仍是我國最主要的肉制品消費來源。

　　豬肉價格的長期波動對整體國民經濟的影響重大。“價高傷民，價賤傷農”，生豬穩產保供是我國畜牧業發展的大問題，同時豬肉價格的漲跌也影響著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

　　就全民關心的生豬生產、豬肉價格等問題，記者近日專訪了農業農村部畜牧獸醫局局長楊振海，探討當前背景下的生豬生產問題，解惑“十四五”期間我國畜牧業高質量發展方向。

　　豬肉供需關系正在回歸正常軌道

　　據了解，本輪“豬周期”是受到非洲豬瘟疫情、一些地方不合理禁養限養以及周期性波動疊加影響，導致生豬供需關系緊張，豬肉價格上漲。國家隨即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穩生產、保供給，壓實地方責任，解決養豬用地與環評難題，強化非洲豬瘟常態化防控，盡快恢復生豬產能，取得階段性成效。

　　楊振海介紹，2019年9月，國內能繁母豬量開始觸底反彈，10月，生豬存欄量也開始觸底反彈。2020年全國生豬生產恢復超出預期，今年以來延續了持續恢復的勢頭。隨著新增的生豬產能陸續兌現為豬肉產量，市場價格也出現明顯回落。

　　據監測，今年1月和2月，能繁母豬存欄量環比分別增長1.1%和1.0%，同比分別增長35.3%和31.2%。2月末，全國能繁母豬存欄量相當于2017年年末的95.0%，全國生豬存欄量繼續保持在4億頭以上。2月全國規模以上生豬定點屠宰企業屠宰量1424萬頭，同比增長71.2%。

　　楊振海說，從大趨勢上看，豬肉供應最緊張的時期已經過去，后期供應會越來越寬松。綜合考慮前期生豬生產恢復、新生仔豬數量、豬飼料銷售等因素，預計今年一季度生豬出欄量同比增長40%以上，二季度還將繼續較大幅度增長，豬肉供應保障水平將明顯好于上年同期。

　　他表示，按照目前的生產恢復勢頭，今年下半年生豬存欄即可以恢復到正常年份的水平，之后再過3-4個月，存欄增量轉化為出欄增量，月度的出欄量也將恢復到正常水平。

　　一旦生豬生產恢復到正常年份水平，也就意味著豬肉價格會明顯回落。

　　2019年四季度以來，以能繁母豬存欄量由降轉增為標志，生豬產能持續恢復，并于2020年三季度開始顯現為豬肉產量增長。生產發展、供給增加、價格逐步回落，可以說，豬肉供需關系正在回歸正常軌道。

　　同時，也要注意到，豬肉消費需求季節性特征較為明顯，端午、中秋、國慶、元旦、春節期間，豬價可能會階段性反彈，但反彈力度將會越來越弱，不太可能超過前期的價格高點。

　　另一個情況是，受到生豬飼養成本不斷升高的影響，豬肉價格回落到曾經的較低水平也不太現實。

　　生豬生產成本是決定豬肉價格的重要因素。2020年以來，玉米、豆粕價格都在上漲，飼料成本總體呈上漲趨勢;規模化生豬養殖固定投資大，生豬養殖分攤的折舊費用在增加;非洲豬瘟疫情防控也增加了防疫成本。這些因素決定了后期豬價即使回落，也不會再回到成本增加前的水平。

　　據農業農村部監測，非洲豬瘟疫情前，生豬養殖成本約為每公斤12.5元，當前每公斤養殖成本較疫情前增加4.5元左右，漲幅約36.0%。其中，玉米價格由疫情前的每公斤2.0元上漲到近期的3.0元，漲幅達50%;玉米價格上漲導致生豬養殖頭均成本增加280元左右。規模豬場開展非洲豬瘟防控頭均成本增加約103元，糞污處理成本增加50元，其他如仔豬費用、人工費用、死亡損失和固定資產折舊等成本項目都有不同程度增加。

　　楊振海認為，長期來看，成本項目上漲都是剛性的，成本上漲最終都會傳導到豬肉價格上來。如果按照生豬養殖每公斤平均成本17元計算，加上養殖、屠宰和流通環節的適當利潤，集貿市場豬肉合理零售價格必然會水漲船高。

　　立足當前抓恢復，著眼長遠穩生產

　　從以往“豬周期”的發展形勢看，產能一旦得到恢復，便會造成生豬價格的大幅度下跌，最終則必然造成養殖企業和養殖戶的損失。一些養豬場戶資金緊張，就可能大量淘汰母豬，產能下滑，為新一輪漲價埋下伏筆。

　　就生豬生產而言，養豬場戶主要基于當期市場行情作出生產決策，往往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導致生豬市場大體呈現“賺一年、平一年、虧一年”的周期性現象，這種產業波動是市場經濟自我調節的一種方式。

　　楊振海表示，國際、國內的經驗都告訴我們，農產品市場調節不能完全依賴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也需要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進行干預，否則容易出現大起大落，給產業發展帶來困擾和損失，對經濟社會也會產生不利影響。我們要做的就是防范這種周期性的大幅波動。

　　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要加快構建現代養殖體系，保護生豬基礎產能，健全生豬產業平穩有序發展長效機制。“這要求農業農村部門既要立足當前抓恢復，也要著眼長遠穩生產。”楊振海表示。

　　為了防止豬肉價格的下跌導致養殖端的利益大幅受損，目前，農業農村部畜牧獸醫局正在密切監測生豬生產發展動態，抓緊研究穩定產能的措施，初步考慮建立生豬產能儲備制度，以能繁母豬存欄量為核心調控目標，以產銷大省、養殖大縣和大規模養殖企業為抓手，完善調控政策措施，協同有關部門開展逆周期調控，早研判早介入早應對。

　　楊振海表示，往近了看，是防止這一輪生豬產能恢復到一定階段后出現產能過剩、養殖虧損、“豬賤傷農”;往遠了看，是防止豬價大起大落的現象重復上演，從根本上夯實生豬穩產保供基礎。

　　楊振海告訴記者，本輪生豬養殖恢復過程中，規模養殖場和大型企業貢獻比較大，中小散戶的業態也隨形勢恢復。相較于中小散戶，規模養殖場和大型企業抗風險能力較強，對于價格形勢分析和調整能力強，對緩解豬周期是個有利因素。

　　新世紀以來，在市場拉動和政策推動下，規模化生豬養殖發展勢頭加快。2020年，全國年出欄500頭以上的生豬規模養殖比重達到57%左右，規模養殖場出欄上市的肥豬已成為我國豬肉市場供應的主體。

　　但也要看到，規模以下養殖場戶數量占到全國生豬養殖主體總數的99%，仍是我國生豬穩產保供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家庭養豬場也是不少地方產業扶貧、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

　　“特別是我國幅員遼闊，各地自然條件、經濟發展水平、養殖習慣不盡相同，養豬業發展也應當因地制宜多樣化，不能搞‘一刀切’。”楊振海認為，規模養殖是畜牧業現代化的組織基礎，從小農散養到規模化養殖，是畜牧業發展的長期方向。但規模化也不是越大越好，應尊重客觀規律，堅持適度規模發展。

　　楊振海表示，我國大力鼓勵引導龍頭企業“以大帶小”，支持龍頭企業通過“公司+農戶”、托管、入股加盟等多種形式，完善利益聯結機制，帶動中小養豬戶提高飼養管理水平和生物安全防護水平，實現增產增收，取得了積極的成效。同時，通過強化技術指導服務，總結推廣適度規模養殖的典型模式，把中小養殖場戶引入現代畜牧業的發展軌道，實現與現代畜牧業發展的有機銜接。這些好的做法，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繼續堅持和完善。

　　算好穩產保供的長期賬、政治賬

　　從歷年生豬生產波動的調控政策實施情況來看，穩價格的關鍵在于穩生產。

　　生豬具有“一長一短”兩個顯著特征，“長”是指生豬生產周期長，由后備母豬到仔豬育肥出欄總計需一年半時間;“短”是指冷凍豬肉儲備保質期短，按照有關標準最長為10個月。

　　“一長一短”的特性使得豬肉穩產保供要求更高，調控難度更大，調控成本更高。

　　楊振海指出，穩產保供不能只算短期賬、經濟賬，更要算長期賬、政治賬。

　　因此，目前的工作仍要以增強豬肉長期供給保障能力、防止階段性嚴重短缺為重點，做好生豬產能儲備。

　　具體思路為，以能繁母豬存欄變化率為核心調控指標，加強監測預警，利用好市場調節功能，同時發揮宏觀調控的兜底保障作用，保住能繁母豬底線存欄量，落實“生豬生產省負總責”和“菜籃子”市長負責制，設定分級調控區間，建立生豬生產逆周期調控的自動觸發機制。

　　“不能只讓窮縣養豬，富縣吃肉。”楊振海認為，此輪豬周期的產生原因除了非洲豬瘟影響疊加周期性波動以外，部分地方養殖政策不穩定，地方養豬熱情不高也占據很大部分因素。

　　隨著環保要求逐漸提高，一些地方生豬養殖的環境壓力加大，產能調減，但也有個別地方以環保為借口打壓養豬業，一些傳統養豬大省減產嚴重。

　　為了解決生豬養殖的問題，加快恢復生豬生產，2019年以來，農業農村部會同國家發改委、財政部、自然資源部、生態環境部、交通運輸部、銀保監會等多部門，出臺了19條政策措施，在基建投資、貸款貼息、養殖用地、綠色通道等多個方面加大了政策支持，打出了政策“組合拳”。

　　“含金量之高，歷史少有。在落實責任方面，國家明確生豬穩產保供省負總責的要求，給各地下達了生豬產能恢復任務，進一步壓實了屬地責任。”楊振海表示，隨著這些政策落實落地，加上市場的拉動，生豬產能加快恢復，2020年年底生豬和能繁母豬存欄均已恢復到正常年份的92%以上，超額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目標任務。

　　2020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促進畜牧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將上述政策措施作了進一步明確。下一步，國家將繼續發揮跨部門協調機制的作用，在推動政策落實落地方面下功夫，加快建立現代生豬養殖體系、動物疫病防控體系和流通體系，促進綠色循環發展，推進生豬產業高質量發展，不斷增強豬肉產品供應保障能力。

　　“生豬穩產保供，每個地方都要把責任扛起來，不能只想吃肉，不想養豬。”楊振海表示，落實責任不是搞計劃經濟、封閉市場，而是要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同時壓實地方政府責任，因地制宜發展生豬養殖。

　　在楊振海看來，各地方應該視情況制定養殖目標，也可以通過與外埠合作建基地等方式，聯合養殖。最終的目的是，各地方都要保證一定的生豬自給率。

　　在2019年年底，農業農村部制定了《加快生豬生產恢復發展三年行動方案》，對各地生豬養殖布局提出了總體要求：東北、黃淮海、中南地區為生豬及產品調出區，要為全國穩產保供大局作出貢獻，實現穩產增產;東南沿海地區為主銷區，自給率要達到并保持在70%左右;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要通過跨區合作建立養殖基地等方式保證掌控豬源達到消費需求的70%;西南、西北等地區為產銷平衡區，要確保做到基本自給。根據這個要求，各地又將任務分解到市縣，并定期“查賬”，確保工作落實。

　　楊振海表示，從目前的情況看，上述安排是有效的，有力地促進了生豬產能恢復。下一步，農業農村部還將推行分區防控，引導養殖場戶特別是大型養殖龍頭企業在各大區合理布局生豬產能，既發揮各地區的區位優勢，也要兼顧地方責任。

　　“十四五”，推進畜牧業高質量發展

　　緩解“豬周期”帶來的不利影響，畜牧業需要進一步高質量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勢在必行。

　　楊振海表示，在肉類消費結構中，豬肉占絕對的比例，正常年份中可占到62%-63%。未來主管部門會通過促進畜牧業整體多樣性發展、農業培訓等方式調整畜牧業結構。同時，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國內消費者對牛羊肉的需求也不斷增加，這更加有利于畜牧業的多樣性發展。

　　從國際形勢看，禽肉消費比例正在逐漸上升，具體到國內，禽肉和牛羊肉的消費增加確實是大勢所趨。

　　禽類的飼養，生產周期更短，資源轉化效率更高，最關鍵是污染更小，對環境的壓力小。從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的角度出發，畜牧業需要制定更合理的與資源匹配的養殖方式。

　　為此，楊振海認為，由于我國人口總數的不斷增長，以及人民群眾對動物蛋白消費量的不斷增加，在“十四五”期間，我國畜牧業依然要將保障供給、確保增產作為工作重心。與此同時，適度加強畜牧業的多樣性發展，加快肉牛肉羊產業發展。

　　據了解，近年來我國牛羊生產總體保持增長態勢，規模化比重不斷提高，生產水平逐步提升。但是，由于肉牛肉羊產業基礎差、生產周期長、養殖方式落后，目前的生產發展還不能滿足消費快速增長的需要，牛羊肉供給面臨較大壓力。

　　楊振海表示，農業農村部即將出臺《關于肉牛肉羊發展五年行動方案》。

　　行動目標十分明確：堅持數量和質量并重，在鞏固提升傳統主產區的基礎上，挖掘潛力發展區，拓展增產空間，多渠道增加牛羊肉供給。牧區要結合草畜平衡，以穩量提質為重點，增加基礎母畜數量，提高生產效率;農區要圍繞適度規模發展，以增產增效為重點，提升發展水平;南方地區要科學利用草山草坡和農閑田資源，發展肉牛肉羊生產。

　　力爭到2025年，牛羊肉自給率保持在85%左右。牛肉產量穩定在720萬噸左右，規模養殖比重達到30%;羊肉產量穩定在520萬噸左右，規模養殖比重達到50%。

　　“站在新起點上，我們想通過一系列的努力，促使牛羊的生產能力有大幅度的提升，以滿足國內消費者多樣化的需求。”楊振海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