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穩定糧價的具體措施，國家適當增加近兩年啟動最低收購價預案收購由國家臨時存儲的小麥和稻谷的銷售數量，在不低于最低收購價的前提下，適當降低銷售底價，重啟臨時存儲進口小麥的競價銷售工作，保證小麥和稻谷的市場供應。為穩定飼料價格，在廣東、上海、四川等玉米主銷區，擇機投放部分中央儲備玉米，按略低于市場價格確定銷售底價公開競價銷售。

    顯然這些具體的措施均是圍繞“供給”作文章，政府寄希望于通過擴大市場原糧的供給，來緩解糧食價格上漲的壓力。實際效果如何呢？

    一、來自稻谷、小麥市場的分析

    我們先看看稻谷市場。自9月26日起，2005年托市稻銷售底價調低20元/噸，2006年托市稻銷售底價保持不變。這樣經調整后的底價如下：2005年中晚稻為1480元/噸，2005年早稻為1440元/噸，2006年早稻為1470元/噸，2006年中晚稻為1510元/噸。稻谷投放數量從9月下旬開始也有了明顯的增加：9月12日的投放數量為22.36萬噸，9月19日上升到76.32萬噸，10月10日進一步上升到81.26萬噸。然而市場對調低底價、增加投放數量的舉動反應冷淡，稻谷成交數量不但沒有上升，反而出現了遽烈的下降。9月12日成交了4.85萬噸，9月26日成交了1.44萬噸，10月10日僅成交了0.6萬噸。由此可見，政策的調整在稻谷市場并沒有帶來預期的效果，市場上來自托市稻的有效供給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但是毫無疑問，在市場環境保持不變的情況下，調低底價和增加投放數量肯定會有助于提高托市稻銷售的成交數量。現在卻出現了相反的情況，這說明市場環境發生了變化。市場對托市稻的需求出現了大幅的下降，托市稻的地位正被日益邊緣化。其實如果不是今年早稻收購市場“收購難”現象表現得如此突出，一些收購企業在新稻開秤前的一個月甚至“顆粒無收”，托市稻應該早在7月份以后就成了市場的棄兒了（嚴格來說是托市早稻，因為托市中晚稻自7月份以來成交量就直線下降，8月份以后，基本上乏人問津了）。但是由于新早稻收購的嚴重受阻，本已在7月初就出現直線下降趨勢的托市早稻成交量在8月份卻來了個“絕地反擊”，轉而出現了連續直線上升勢頭，這種直下直上的走勢使托市早稻成交量走勢圖上留下了一個大大的“V”字。到了9月份，新產中晚稻陸續上市，僵持了兩個月之久的早稻收購市場終告緩解，農民的售糧積極性有了很大的提高，早稻市場的有效供給明顯增加，這個時候托市早稻的成交量從頂峰迅速滑落，1個月不到的時間，2006年托市早稻的成交量便由15萬噸劇減至不到1000噸。近兩場幾百噸的成交量表明托市早稻基本上退出了市場流通的舞臺。

    我們再看看小麥市場。托市小麥部分調低底價后，成交量也沒有出現明顯的上升勢頭。安徽市場調低底價前兩場交易會小麥成交量為31.86萬噸、14.30萬噸，調低底價后兩場交易會的小麥成交量為10.67萬噸和17.91萬噸。7月份新麥上市以來安徽市場托市小麥的投放量及成交情況見下圖：

    由圖可見，從8月份開始國家加大了托市小麥的投放數量，小麥成交數量也隨之增加，但是9月份后，在投放數量保持高位的情況下，托市小麥的成交量卻逐步走低。7月、8月托市小麥成交量逐步走高主要原因是由于新麥上市之初，存在后熟期，制粉企業用糧主要還是以陳麥為主，兼之上市初期新麥收購存在一定困難，故而托市小麥的銷售一直較為順暢，成交率也較高。9月份之后，新麥后熟期基本結束，經過兩個月的觀望等待，農民的售糧積極性也有所提高，制粉企業用糧相當大部分可以直接從新麥中得到滿足，制粉企業對托市小麥的依賴性日益下降，這直接導致了托市小麥成交率的不斷下滑。

    9月29日、10月12日，國家重啟臨時存儲進口小麥的銷售工作，總計投放數量為40萬噸。2003年底由于國內糧價短期快速大幅上漲，國家出于對糧食安全的憂慮，在2004、2005年共進口了1074萬噸的小麥，作為臨時儲備。此次公開銷售進口小麥，政府希望通過增加供給來抑制糧價上漲的意圖明顯。然而兩場交易會的成交結果并不理想，9月29日20萬噸的進口小麥僅成交1.5萬噸，10月12日20萬噸的進口小麥成交6.25萬噸。顯然，稀少的成交量難以形成有效供給，從而通過增加供給來抑制糧價上漲的目的也難以達到。

    二、近期糧價回落的真實原因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政府一系列擴大供給的糧市宏觀調控政策并沒有真正起到增加市場供給的作用，也就是說這樣的政策路徑設計本身欠缺合理性。特別是稻谷市場，選擇一種目前對市場基本上沒有影響力的托市稻作為調控的載體，多少有點“病急亂投醫”的意味。然而“效果”卻出現了。糧價，無論是原糧的收購價，還是成品糧的銷售價，在近期均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據國家發改委對全國糧食主產區農調戶的電話詢價，9月份以來的三次電話詢價結果如下：小麥每50公斤平均收購價為77.4元、77元、76.6元，早稻每50公斤平均收購價為81.4元、81.3元、81元，玉米每50公斤平均收購價為73.7元、73元、71.9元。

    于是有市場人士將其歸功于這種調控政策的奏效。不可否認，調低銷售底價、增加投放量在客觀上肯定有助于抑制糧價的上漲，但是由前面的分析可知，這種幫助實在過于微弱，以致可以忽略不計。如果實在要為此次宏觀調控的效果找理由，筆者倒覺得此次調控的“信號”意義更為彰顯。糧市宏觀調控的拳頭雖然有打到“棉花”之嫌，但是終究使市場受到了震動，政府藉此表明了不希望糧價繼續上漲的態度，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市場主體的行為和心理預期。

    實際上，此次糧價的回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糧價短期內快速上漲的一種正常回調，與目前的政策調控干系不大。雖然與社會整體物價水平比較而言，糧價總體上還處于比較低的水平，有進一步上漲的要求（有關論述參見上期信息文章“糧價上漲與通脹之辨”），但是這是一個長期的趨勢，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短期內快速上漲后必然有一個回落過程。糧食市場畢竟是一個真實的市場，不同于證券市場。證券市場的價格及其所代表的財富具有很大的虛擬性，股市可以因為流動性的泛濫長時間內只漲不跌（當然，調整遲早會來，但是調整的預期總是遙不可及），政府針對股市的宏觀調控每成為“空調”。但是糧食市場卻很少呈現這樣的特征，快速上漲的時間總是短暫的，回調整理的時間總是漫長的。

    三、政策與目標的再審視

    無論是托市糧或者是進口小麥，成交率低下說明市場上的需求并沒有想象的強勁，抑或供給方面并不存在問題。因此政策從調節供給入手，來達到“治理”糧價的目標，政策與目標之間一開始就出現了偏差。

    今日糧價之上漲，問題既不在供方，也不在需方，而是在供需之外。就供給而言，國內糧食生產已經連續三年增產，今年夏糧和早稻已經取得增產，按照國家有關部門對秋糧生產的樂觀估計，2007年很可能又是一個增產年，這樣糧食取得連續四年增產的壯舉，現在看來也不是遙不可及的事情。很難想象糧食的供給會在連續四年增產的時候出現問題。就需求而言，雖然隨著人口的增長，糧食需求長期來看是不斷增加的，但是年度間的需求仍然是相當穩定的。因此，需求方面也不會突然出現難測的波動。

    當前的糧價上漲是糧食價值的合理回歸，社會價格總水平的上漲、土地成本的上升、糧食生產成本的上漲以及國際糧價的上漲，都會使得糧價在供需穩定的情況下出現上漲。供需穩定情況下的糧價上漲，政府應對此不必大驚小怪，人為的干預雖然能使糧價短期內按政府的意圖運行，但長期內則會扭曲市場，導致糧價的大起大落。糧食政策應立足于總體的供給和需求，確保供需的基本穩定，努力掌握真實的供給和需求情況，同時向社會定期通報農作物生產情況、供需變動趨勢預測。如果供需情況在掌控之中，短期內糧價波動則大可不必在意。

    此次糧市調控，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擔心第四季度CPI繼續走高。實際上，考慮到翹尾因素（此次糧價上漲始于去年10月），今年第四季度的糧價同比漲幅有望低于前期水平，這樣的話，如果社會其他物價水平能夠保持平穩的話，第四季度CPI從高位回落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

    實際上，政策手段與目標之間的這種偏差不僅僅體現在糧市的宏觀調控上，在股市調控上尤為明顯。為應對股市泡沫，政府今年五次加息，希望通過加息來提高資金的使用成本，改變目前負利率的局面，減緩銀行存款大規模入市的壓力，從而收緊流動性，達到給股市降溫的目的。然而由于中國連續加息，美聯儲降息，中美之間的利差縮小，從而引發了海外熱錢涌入，有可能導致流動性不減反增，從而使得加息對股市的影響難料。實際上，股市基本上將歷次的加息當成了利好，在一路加息聲中高歌猛進。面對狂熱經濟形勢面前政府宏觀調控手段的捉襟見肘，曾執掌美聯儲20年之久的格林斯潘居然在其自傳中宣稱“人是非理性的”這一顛覆性的觀點，可見面對真實的經濟，政府的宏觀調控是多么的無助與無力！（個人觀點、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