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分析次債危機以來世界市場的動蕩變化，以及美國在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的成果，我們不難發現其中存在一條“次債危機－美元下跌－人民幣升值－中國金融開放”的脈絡，分析這條脈絡或許能夠為我們從更深刻的角度來認識次級債務危機其本身的意義，以及由此對世界市場所產生的影響，特別是對人民幣升值問題帶來的深遠影響。

    “意外事件”或“注定發生”

    格林斯潘對次級債務危機一直難以忘懷，10月初他表示次級債務危機是“一個意外事件”，并且指出全球金融市場的這種“意外事件”是不可避免的。現在他又公開表示次級債務危機是世界經濟擴張的結果，“是注定要發生的”或“不可避免的”。單純將這看作是格林斯潘為自己的低利率時代辯解，似乎仍然會陷入他令人迷惑的繞口令般的慣用手法中去，那么應如何來看作為“意外事件”的次債危機是“注定發生”的呢？

    如果從原因來分析，恐怕任何人也難以走出格林斯潘的“迷宮”，但是我們從次債危機之后的結果來看，卻發現美元由此暴跌使美國實體經濟特別是出口大幅好轉，第三季度美國經濟增長達到3.9%，更重要的是把歐元、加元和澳元等推上頂峰，使這些貨幣國內的通脹壓力與經濟下行風險一同大幅增加，可以說次級債務危機幾乎是一夜之間改變了世界經濟的運行態勢。

    問題還不只在此，人民幣受到的壓力空前增加，甚至歐盟日本和加拿大等G7國家不僅在同一立場上對人民幣施壓，而且還分別通過自己的渠道施加壓力，以美國為首通過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促使中國開放金融市場后，G7在人民幣問題上的目標終于初步達到。這樣次級債務危機就從美國金融市場擴散影響世界經濟之后，繞了一圈最終又回到人民幣問題上來。這是次債危機的真實脈絡。

    危機與政策的兩面夾擊

    次級債務危機已經將其影響最終傳遞到人民幣問題上來，但這還僅是壓力的一個方面，美聯儲在危機爆發之后接連三次降息，降息幅度為100個點，又從貨幣政策角度給予人民幣更大的壓力。而中國央行則在年內已經5次加息135個點，中美利差就在一年之內迅速減少235個點，貨幣政策上的反差如此劇烈，人民幣升值壓力就更加突出。這樣，實際上美國從危機擴散與貨幣政策兩個角度對人民幣實施兩面夾擊。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在于，雖然目前世界通脹預期仍然走高，但美聯儲連續降息的影響不容忽視，下一步很可能世界通脹預期會扭轉，這又是對通脹不斷走高的中國的一道枷鎖。或許此后通脹之爭才是中國所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一旦歐美通脹預期改變，中國如何控制通脹走高并妥善處理人民幣匯率，實際上已經陷入歐美國家的多重封鎖之中，由此帶來的內外失衡局面更將是歐美不斷施加壓力的合適借口。

    突圍路徑：支持強勢美元

    在歐美主導的G7以及G20、IMF等國際勢力的多重封鎖之下，中國要尋求突圍的路徑，除了“支持強勢美元”外別無選擇。支持強勢美元不僅是穩定中國經濟形勢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務實有效路徑，而且其最大意義在于，支持強勢美元能夠從化解次級債務危機這一源頭出發，尋找切入國際金融市場的有效途徑，道義上也是可取的。

    目前中美已經就互相開放金融市場達成了協議，下一步是在中國逐步開放市場的過程中，實現穩定接軌和避免劇烈波動，支持強勢美元無論如何都是一個重要參考標桿。美元仍然在中國外匯儲備中占絕大多數的比重，并且仍然處于世界基礎貨幣地位，實現美元在中國金融市場的穩定十分重要，如果美元進入中國市場之后仍然劇烈波動，必然催生中國金融市場的動蕩，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支持強勢美元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