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目前，我國經濟碰到了一些新情況。如物價上漲壓力加大、人民幣升值加快、美國次貸危機造成的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強等。有一種看法認為，今年我國經濟可能是最困難的。怎么來理解這句話。上面那些因素對我國經濟走向與宏觀調控方向有什么影響？
潘正彥：今年我國的宏觀調控任務由“一防”（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轉向“兩防”（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脹）。這一轉變表明我國經濟碰到了新情況和新問題，宏觀調控目標需要有所調整。
我們先來看，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轉變？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已實施了五次宏觀調控。除了1998年-2002年為擴張型的宏觀調控外，其余四次宏觀調控都屬于收縮型的宏觀調控，它們的時間分別是1979年-1981年、1985年-1986年、1989年-1990年和1993年下半年-1996年。
而始于2003年下半年的本輪宏觀調控（可視為第六次宏觀調控）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五次較大的收縮型的宏觀調控，也是一次比較特殊的宏觀調控。
之所以說有點特殊，是因為與前四次緊縮型的宏觀調控相比，本輪宏觀調控所面臨的經濟運行態勢和體制環境已有所不同，使得本輪宏觀調控具有以往沒有的一些新的特點。
從相關數據看，前四次宏觀調控具有以下三大特點：第一，當時針對的調控問題都是經濟波動中已出現了超過11％的“大起”高峰；第二，經濟的全面過熱或總量過熱是當時調控面對的主要問題。其中，第一次經濟過熱，起初表現為投資過熱和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嚴重失調，隨后財政用于消費的支出大幅增加，形成大量財政赤字，并導致國民收入的超分配。而第二次至第四次經濟過熱，都是表現為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雙膨脹，最終導致社會總需求超過總供給；第三，前四次宏觀調控都要治理嚴重的通脹。顯然，前四次調控是被動性的調整。
與前四次緊縮型的宏觀調控不同，本輪宏觀調控是為了防止大起（而2003年經濟增長率一進入兩位數就開始調控），也是為了防止“大起”后可能會導致的“大落”，是一種主動性調整。從2005年和2006年的經濟運行來看，本輪宏觀調控不僅動手早、未雨綢繆，而且見效也快，如當時物價上漲出現明顯回落。這似乎表明本輪宏觀調控已防患于未然。
同樣， 2007年當我國又出現了經濟過熱苗頭和通脹壓力時，將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確定為“兩防”，似乎也表明了本輪宏觀調控的主動性調整特點。
至于今年我國的宏觀調控目標能否實現？也就是說，今年8%的經濟增長目標和4.8%的物價上漲控制目標能否實現？我們還得從經濟運行中的基本矛盾和問題中找答案。
適度降低經濟增長率方可控制通脹壓力
主持人：去年我國出現的經濟過熱苗頭和通脹壓力增大，可以說是由本輪經濟周期的內在矛盾與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引起的。依你所見，本輪經濟運行周期中的基本矛盾和問題是什么，為什么沒有得到解決？
潘正彥：去年我國的物價為什么會突然高漲？經濟為什么會偏熱？怎么來解釋這些宏觀問題？在我看來，我們還得從經濟運行中的基本矛盾入手，否則很難解釋這些經濟現象。
簡單地說，經濟運行的基本矛盾始終是供求矛盾，這種矛盾始終存在。但是，近年來經濟增長與物價上漲之間的本質聯系及其下面的基本矛盾被很多人忽略了。
2006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為10.7%和CPI為1.5%，延續了自2002年以來“高增長、低通脹”的增長態勢。這種增長的理想狀態，是大家希望看到的。但是，為什么在2007年我國經濟會出現經濟偏熱和通脹壓力增強？其實，這并不是個偶然事件。
從歷史數據看，經濟高速增長的供求矛盾必然會影響到物價水平或通脹壓力上。也就是說，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需求沖擊會反映在物價水平的上漲上，即較高的經濟增長將使物價水平上升。所以，經濟增長率過高，必然會對供求平衡造成壓力，也必然會不斷加劇供求矛盾，并最終體現到物價上漲上。
從本輪經濟運行的基本矛盾看，首先，基礎產業增長緩慢是造成本次通脹壓力的主要原因之一。自2000年以來，我國農業增長率始終維持在3%以下水平，在2004年和2005年短暫回升后，農業增長率在2006年又開始再次回落。這就帶來了價格壓力。而豬肉價格上漲只是通脹壓力釋放的一個縮影，表明當前我國物價上漲壓力已經顯現。其次，由于目前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密不可分，全球性的資源供求矛盾和資本流動性過剩，客觀上也成為推動物價上漲的一大因素。
因此，在當前的內外經濟形勢下，我們必須承認經濟增長與物價上漲之間的內在聯系是明顯的。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再來討論今年8%的經濟增長目標和4.8%的物價上漲控制目標能否實現問題。
為了說明問題，我們還有必要將這兩個目標聯系起來分析。雖然今年經濟增長目標定為8%，但如果考慮到實際執行情況和我國經濟已連續5年實現了兩位數增長的基礎，那么在此基礎上再實現8%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說是不低的。
特別是在連續5年經濟高增長累積了新的供求矛盾和物價上漲壓力下，要想實現物價上漲控制在4.8%的目標，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于”對經濟增長率的有效控制。這里，我們不妨反問一下：如果前幾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是7%或8%，那么今年物價上漲壓力還會這么高嗎？
所以，我的觀點很明確：為了實現4.8%的物價上漲控制目標，我們必須控制經濟持續過高增長勢頭。如果能夠把經濟增長率控制在8%水平甚至8%水平以下，那么我們就有可能完成4%的物價上漲控制目標。
擴大內需抵御外部經濟不利沖擊
主持人：今年有一個情況比較特殊，這就是我國經濟的外部環境變化很大，尤其是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進一步擴大，顯然要影響我國的出口。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通過擴大內需來保持經濟的增長呢？
潘正彥：是的，美國次貸危機已成為影響我國經濟走向的一個新變數。
首先，次貸危機增強了市場對美國經濟增長的擔心。目前，次貸危機通過金融市場的傳導，已對美國經濟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例如，越來越多的國際金融機構預期，未來美國經濟出現衰退的幾率已大幅增長。由于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一旦次貸危機對美國經濟增長影響加大，自然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經濟增長出現放緩。
現在的新問題是，全球經濟能否在新的國際經濟環境下達到新的平衡？也就是說，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能否通過增加新的需求來保持持續的相對高經濟增長率？另外，在當前國際經濟環境下，美國能否擴大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共同對策，以防止全球性經濟衰退？
從去年下半年以來，美國、歐盟等主要國家央行聯手向信貸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以緩解流動性不足對經濟的影響。因此，通過彼此協調一致的共同干預，來提振對美國經濟和全球經濟的信心，這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當然，這是最好的事情。
其次，我們再來看看我國國內經濟應當如何應對外部經濟出現的新變化。
自1994年起，我國進入了一個持續貿易順差階段，凈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相當突出。另外，我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較為顯著。當次貸危機可能引致美國經濟增長放緩，并連帶影響全球經濟增長減速時，國際經濟環境發生的新變化，又突出了目前我國經濟增長模式因過度依賴外部經濟而面臨很大的風險。
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這些外部壓力，也同時給我們提供了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實施經濟結構調整的新機遇。因為，迄今投資和凈出口兩大因素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大，進一步擴大內需仍有巨大空間。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能進一步滿足或擴大內需，那么我們將可能抵御來自次貸危機對我國貿易順差減少和經濟增長放緩的不利影響，使我國依然能保持“又好又快”的經濟增長格局。
從這個角度分析，我們需要在適時調整我國出口戰略的同時，做好有效擴大內需和借此調整我國的經濟結構這篇大文章。只有通過這種主動性調整，我們才能將次貸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潛在影響降到最低程度，保持我國經濟的持續平穩增長。
從三方面完善貨幣政策的宏觀調控作用
主持人：顯然，當前我國面臨的國內外經濟新情況和新挑戰，同時也帶來了新機遇。依你所見，我們在調控政策工具上面應當有哪些作為？
潘正彥：近年來，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可以說是對宏觀調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以2007年我國貨幣政策的政策導向出現重大變化為例，就很能說明這一問題。
在2007年第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我國貨幣政策基調被描述為 “繼續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強流動性管理，搭配運用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率等多種方式回收流動性，協調運用好多種流動性管理工具，保持對沖力度，引導貨幣信貸合理增長，維護總量平衡”。
在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繼續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堅持穩中適度從緊，保持必要的調控力度，努力維護穩定的貨幣金融環境，控制通脹預期，保持物價基本穩定”。其中“保持必要的調控力度”，實際上表達了央行已有緊縮之意。
在第三季度報告貨幣政策執行中，“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適當加大調控力度，保持貨幣信貸合理增長，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其中“適當加大調控力度”表達了緊縮力度將加大。
隨后，在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了今年將進一步發揮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重要作用，嚴格控制貨幣信貸總量和投放節奏。
由此，我國貨幣政策的政策基調與導向經歷了從“穩健”到“穩中適度從緊”再到“從緊”的重大調整和顯著變化。同樣，貨幣政策的作用力度在不斷增強。
但與此同時，通貨壓力仍在持續增強。其中，CPI和PPI不斷創下近幾年來新高，如CPI在2月份更是達到8.7%水平。
面對經濟運行中出現的這種不利局面，我認為，當前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更應關注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要充分認識經濟增長與物價上漲之間的客觀聯系。在前些年在物價與經濟增長維持“良好關系”時，貨幣政策的調控強度較低，但上游（原材料）價格的上升最終要傳遞到下游產品（消費品）價格的上漲上。價格上漲所積聚的成本和能量也是一定會釋放的。
第二，積累的物價上漲過度偏離了經濟增長，必然要求不斷增強貨幣政策的調控力度。在2006年，央行3次提高了存款準備金率和實施了2次加息。但是，在2007年，央行實施了6次加息和10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在2008年3月25日，央行又在年內第二次上調了存款準備金率。而且，為了達到4%的物價上漲控制目標，預期央行的貨幣政策調控力度非但不會減弱，還應當加強。
第三，貨幣政策應該有相對的獨立性、自身的信息和指標體系有超前性。貨幣政策首先應以貨幣本身為目標，而后才是經濟目標，而不應當是經濟目標先于貨幣目標。如果在貨幣政策的效力直接傳遞到經濟目標之后再去調整貨幣政策，很可能是為時已晚。過去幾年的情況就是如此。同時，貨幣政策本身應觀察流動性、信貸和物價等指標來進行調整。但現在的情況往往是不盡如意，也易于造成誤導。另外，貨幣政策應有對未來的預期，這樣才能減少政策滯后的發生。在市場經濟越來越成熟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重要作用將會越來越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