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臨床藥理研究所肖永紅教授等專家調查推算，中國每年生產抗生素原料大約21萬噸，其中有9.7萬噸抗生素用于畜牧養殖業，占年總產量的46.1%。抗生素的濫用在全世界的養殖業都是非常普遍的，但在中國顯得更為嚴重。

    截至目前，關于飼料中抗生素的使用，我國已經有嚴格的規定：僅有少量抗生素可以作為促生長劑在飼料中使用，而且對不同動物在不同生理階段使用抗生素的種類、劑量以及停藥期都有嚴格規定。

    但在實際使用中，濫用問題卻隨處可見。以養豬戶為例，豬病了后，他們很少去找獸醫，只是相互之間溝通下信息，別人用多少藥自己就用多少藥。藥的來源更亂，一半的養殖戶都是從個體戶手上去購藥，很少從鄉一級防疫部門等正規渠道購買。

    獸藥應該有嚴格的監管，但這個環節特別亂。在很多地方，農村商店對于獸藥的進入門檻特別低，只要是藥就拿過來銷售，控制不嚴。

    同時，還存在養殖防疫跟不上的問題。按照生豬防疫，從豬仔開始要定期注射各種疫苗，像豬瘟、藍耳、口蹄疫這三種是必須注射的。否則疫情發生就要用抗生素。

    為什么有些養殖戶打過疫苗后還是會得病?這里面有個管理不到位的問題。疫苗最大的問題是存放，對儲存條件的要求非常嚴格，需要2到8攝氏度的低溫冷藏條件，有的拿出來常溫下放半天，藥就失效了。

    當然，問題可能還出現在疫苗購入途徑的不規范上。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醫藥事業國情調研組在調研中發現，中小養殖戶不僅大量使用具有嚴重毒副作用的淘汰類別的抗生素，就連人類還在試用的某些抗生素也已經用于畜禽魚類。許多畜禽魚不是病死的，而是過量用藥致死。

    從目前的濫用程度上看，主要集中在鄉村的家禽養殖和散養戶，他們用藥知識相對貧乏，過量使用抗生素的現象比較普遍。

    在家禽散養戶和鄉村養殖中過量使用抗生素的現象相對普遍，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地方的獸醫執業水平問題和養殖者的用藥安全問題。另外，有一半養殖者并不清楚抗生素有一個代謝過程，過量使用會導致家禽出欄前，抗生素沒有完全代謝。

    近年來，我國已經開始重視動物性食品的藥殘問題。2002年，農業部修訂發布了《動物源性食品中獸藥最高殘留限量》。但是，部分還在使用的獸藥、漁藥，還沒有制定相關的藥物殘留標準，部分獸藥(含治療藥和禁用藥)的殘留檢測方法還未建立。

    其實，我們對于抗生素的關注，大部分是因為國外對抗生素查得很嚴，出口動物肉類被退回。

    而國內對抗生素的檢測就沒有那么嚴格。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是，監控部門有時擔心影響到產業，有幾十萬頭的養殖戶一般都是地方龍頭企業，他們跟地方政府有很大的關系，一旦被曝光，就會影響到地方的財政收入，也就影響到當政者的政績。

     　　何以解決濫用問題

    目前，國內在農副產品管理上，歸很多部門，農業環節歸農業部管，流通環節歸商務部管，餐飲方面又歸衛生部管，多頭管理往往就是管理劃不清，出了責任又互相推諉，從而造成監管上的真空。尤其是農業生產沒有產業化，都是個體戶，很難監管。

    筆者呼吁，上述部門應該聯合起來行動，從保障人民健康的角度，重視動物性食品中藥殘的監管及其相關技術標準的制定工作。加強監管“有抗食品”已是刻不容緩。

    在動物源性產品生產過程中，我們可以借鑒歐盟的做法，不斷完善各類藥物和化學合成飼料添加劑的相關管理規定;大力推行、嚴格執行農產品標識管理，為消費者提 供詳細的信息，幫助消費者理性選擇。同時健全食品從生產到餐桌的全程安全監控體系，對動物產品實行市場準入制和產地追溯制，對濫用抗生素的養殖者和銷售藥 物殘留超標動物產品的違法行為，依法嚴懲。

    我國著名畜牧學專家張子儀院士提出，對待畜禽疫病，要在“防重于治”的基礎上強調“養重于防”或“養防并舉”，增加動物自身的抗逆能力，在“養”字上狠下功夫，這可能才是真正減少抗生素的使用、保障動物性食品安全的真諦。

    規范使用獸用抗生素，是監管部門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將來必須是只有具有一定資質的獸醫才有處方權，才能夠開獸用抗生素。

    與此同時，國家更應該推廣規范化養殖。

    眼下，很多養殖戶在生產過程中單純追求利潤，為降低養殖成本而采取集約化養殖。比如集約化養雞、養豬、養魚、養蝦等等，在很小的空間里養的越多越好，而且要 求長得快，小空間，大密度，動物之間就很容易感染，一旦有一個生病，很快就會出現爆發式傳染，從而對養殖戶造成巨大損失。

    這就使得不管有需要沒需要，養殖戶為保證產量總是大量使用抗生素，造成了濫用。

    所以，要避免抗生素的濫用，首先應該從規避先天性的集約化養殖模式開始。

    那么，養殖合作社能否治愈抗生素濫用頑疾?畢竟，合作社的疫苗是省或者市衛生防疫站和監控中心統一提供的。

    “飼 料、農藥、技術由合作社統一安排，養殖戶不用考慮去哪里買飼料、買藥，這個環節就相對規范。合作社還能提供技術支持，告訴養殖戶什么時間該預防什么病，采 摘前多長時間停藥最合理，最終還能實現食品可追溯。”尹曉青表示，農村養殖合作社是一種政府可降低管理成本的有效管理方式。

    筆者在采訪中發現，經過5年的發展，農村養殖合作社的經營模式已經在地方嶄露頭角。合作社承擔起了相當一部分的技術、防疫和控制環節的重任。比如，對豬病的 防控，合作社確定的思路是以預防為主，根據疫病變化，指導養殖戶提前預防。再比如，在秋冬換季還沒有開始的時候，動物身體狀況很好，1月份左右打上流感疫 苗、增強免疫，保證3個月左右，一般的流感都能抗過去。

    發展養殖合作社有利于對飼料、獸藥、防疫的統一管理，也有利于食品可追溯制度的建立。但在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發展過渡過程中，如何既保障食品安全，又能促進產業健康發展，依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什么是真正的現代農業?

    近年來，蘇丹紅事件、瘦肉精、三聚氰胺奶粉、海南毒豇豆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浮出水面，引起了大眾對食品安全的關注。

    在養殖環節，散戶喂養肥豬仍存在許多問題。像原來養一頭豬，1年只能長到100多斤，現在5個月就長到200多斤，這就跟人一樣，粗茶淡飯沒什么問題，養殖的豬、雞長這么快，里面到底有沒有問題?

    尹曉青表示，他們調查的時候問過農戶自己是否會吃?答案是否定的。“他們自己是不吃的，這說明他們明白長這么快是有疑問的。”

    以上是直觀認識，雖然還沒有精確的數據表明這類養殖就一定存在問題，但在養殖業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轉變的過程中，投入品(飼料、疫苗、獸藥等)應該得到嚴格控制”已被很多人認識到。

    目前，養殖業面臨的一系列問題亟需一種有效的解決方法。

    在眾多問題中，農戶技術知識的匱乏和相關環節的監管是最迫切的問題。很多農戶表示養殖過程中碰到的問題根本無法獲得技術支持，有些大的養殖廠如果提供仔豬的 話，遇到豬病他們會下來指導，還有一些飼料廠家會提供一些技術支持，但并不是所有的養殖散戶都能獲得這種技術支持。大多數遠離城市的養殖戶遇到豬病或者大 的疫情的時候，只能靠經驗自己給豬治療。

    獸藥、給人用的藥一起給豬打，打多打少也靠自己控制。這些因養殖而脫貧致富的農戶表示，有效的技術支持和市場信息是他們目前最缺乏的。

    而在相關的監督檢查環節亦存在制度不健全、落實不力等問題。飼料、獸藥、疫苗等投入品進入市場門檻過低，肥豬售前檢驗檢疫并未完全落實到位、抗生素使用比較普遍等存在潛在風險。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中醫藥事業國情調研組執行組組長陳其廣教授表示，多年來，為克服現代化學合成飼料添加劑與抗生素藥物的濫用，我國一些專家與養殖企業一直在探索運用中草藥解決抗生素污染問題。

    陳其廣認為，在改善動物養殖環境的同時，深入發掘利用天然中草藥的優勢，改變目前過度依賴化學物質與抗生素作為飼料添加劑和獸(禽、魚)藥的局面，創造中國特色的生態養殖新模式，可以從源頭上解決食品安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