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大學互聯網金融研究院院長、浙江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助理兼EMBA中心主任賁圣林教授，受邀參加了主題為“一帶一路:愿景與行動”的國際金融論壇第7期領袖對話會。會上，他作了主題為《“一帶一路”戰略中的機遇與挑戰》的發言。賁圣林教授認為，“一帶一路”引起國際格局變化，將帶來新的機遇與挑戰。

　　最佳管理智囊檔案

　　姓名：賁圣林

　　職位：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EMBA教育中心主任

　　簡介：賁博士曾擔任荷蘭銀行高級副總裁兼流動資金業務中國區總經理，匯豐董事總經理兼工商金融業務中國區總經理，摩根大通銀行（中國）有限公司行長及摩根大通環球企業銀行全球領導小組成員等職位。賁博士于2007年起擔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執行委員會委員，2012年起任美國普渡大學管理學院全球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2014年1月起兼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執行所長。

　　賁博士先后獲得清華大學工程學士學位，中國人民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和美國普渡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研究領域：金融改革與中國銀行業戰略，金融機構管理，互聯網金融，創業金融，跨國經營與中國企業走出去，人民.幣國際化。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網址：www.som.zju.edu.cn 為適應國際經濟新格局的新變化，習近平主席在去年分別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簡稱“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一經提出，便受到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其旨在推動包括歐亞非大陸在內的世界各國建立一個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并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

　　“一帶一路”對推進我國新一輪對外開放和沿線國家共同發展意義重大。當前，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快推進，全球增長和貿易、投資格局正在醞釀深刻調整，亞歐國家都處于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需要進一步激發域內發展活力與合作潛力。

　　“一帶一路”引起國際格局變化

　　我國于1978年開始推行改革開放，但當時所謂的“開放”更多的是“不得不開放”，在過去30多年以來，中國也基本處于一個接受國際經濟規則、融入國際金融體系的大進程中。但時至今日，“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可以說是中國主動尋求開放的里程碑，并且開始第一次真正意義上以我們自己為中心去開展國際事務，國際格局邁入新常態。

　　中國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國際規則的接受者，而是正逐步地變成一個積極務實的行動者，努力去影響和制定規則。同時，亞投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的設立，能夠進一步擴大貿易結算領域和人民幣的使用，并增加人民幣計價的海外融資，為人民幣的國際化提供支持。在可預期的未來，“人民幣的國際化”甚至會逐漸向“世界經濟的人民幣化”開始轉變，這或將成為全球邁向國際格局新常態的一部分。

　　“一帶一路”戰略迎來的機遇

　　天涯若比鄰

　　現代科技的迅速發展，尤其是互聯網以及各種交通工具的變革大大縮短了時空距離感，國際交往日益頻繁便利猶如一個地球村。而“一帶一路”所規劃和強調的“互聯互通”必然會加強沿線國家與地區的交通一體化、經濟一體化、貿易一體化、金融一體化以及貨幣一體化等等，“天涯若比鄰”越來越成為現實。

　　需特別強調的是，“一帶一路”更多地聚焦于發展中國家，可以看作是“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國際表現。

　　具體來說，“要想富，先修路”是中國改革開放后的一句流行俗語，也是其實現經濟騰飛的經驗縮影，“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將中國發展經濟的經驗推廣至鄰近的歐亞非廣袤地區，可以有效地推動公路、鐵路、港口和機場等基礎設施的建設，為實現區域聯動發展和共同繁榮注入了新活力。

　　此外，基礎設施的建設將會自然而然的幫助我國企業進一步“走出去”，也會帶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進一步邁進，為歐亞非經濟金融一體化打好堅實的基礎。

　　但也需要指出的是，在加強基礎設施等“硬件”的同時，還應大力加強信息、網絡等“軟件”的互聯互通。目前國內的網絡相對而言監管較嚴，不利于信息的有效傳遞和交流的順暢進行。

　　舉個簡單的例子就是，近期本人成立浙江大學互聯網金融研究院，學術委員中邀請了比如德國、美國、土耳其等世界各國的專家學者，但前陣子卻苦于找不到合適的實時交流工具，好在最后發現微信可以較便捷的實現日常交流。

　　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發現，我國在保證國家信息安全的前提下仍應加強信息的互聯互通，建設我國與世界各國的有效溝通平臺，更多地讓中國的聲音被世界聽到，也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與世界交流，建設成真正意義上的深度交融的互利合作網絡。

　　互聯網金融大發展

　　相比于傳統金融的陷入困境，近些年，國內互聯網金融的迅猛發展是有目共睹的。而“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不僅會在很大程度上進一步促進國內互聯網金融的發展，還會對域內其他國家和地區發展互聯網金融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

　　首先，“一帶一路”加強了我國與沿線60來個國家和地區的聯系，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也必然伴隨著大量貿易的往來，這對于我國跨境電商是一次歷史性的發展機遇。

　　義烏顯然就是一個經典的案例，數十年來其憑借小商品市場和發達的貿易聞名于世，很多國外友人并不一定知道杭州，但是他們都知道義烏，所以有時候我們在介紹杭州的地理位置時，會戲說“杭州在義烏的郊區”。其次，我國目前的金融呈現出“傳統金融體系與發達國家有較大的差距，但互聯網金融領域的發展卻在國際上較為領先”的態勢。

　　這樣的一種發展現狀值得其他“一帶一路”沿線的發展中國家思考，因為發展中國家的傳統金融也如我國一樣存在金融抑制，管理能力較差。而若把互聯網金融作為一個突破口，則可以技術取勝，而非完全依賴管理，這有利于其金融發展。

　　“一帶一路”戰略引發的挑戰

　　國家之間的制度競爭

　　在舉國上下大力實行“一帶一路”戰略的同時，我們還應妥善處理國內改革與“一帶一路”的關系。

　　因為我們應時刻牢記，“一帶一路”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我國國內的發展，所以“一帶一路”與國內改革至少是相輔相成的關系，甚至應該是國內改革優先于“一帶一路”。因為只有國內的改革跟上了、發展好了，“一帶一路”戰略才有了支撐。

　　人才不足，能力赤字

　　我國目前無論是國內的改革還是“一帶一路”的發展，最缺的并不是技術，也不是資金，而是人才不足，能力赤字，特別是領導能力、組織能力、管理能力和傳播能力。

　　舉個傳播能力不足的例子，我們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在中文表述中沒什么問題，因為我們有這樣的歷史積累，我們了解這個詞語的意思。但翻譯成外文時，直接翻譯成“One Belt and One Road”。這其實讓許多國外人非常困惑，他們并不能第一時間理解我國提出的這個戰略的意思，必須要通過專業機構的具體解釋才能知曉一二，這對于傳播而言是缺乏效率的。我國未來在“發聲”的時候應特別注意這一點。

　　此外，對于管理能力的不足，我們可以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先采用“參股”的形式，而非直接去選擇“控股”。這樣可以給我國企業一個學習的過程，可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失誤。

　　缺乏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智庫

　　本次參加國際金融論壇第7期領袖對話會，看到logo上寫著“New Capital， New Values， New World”，覺得非常有意義。IFF作為國內非常優秀的一個民間智庫，聚集了非常多的人才和資源實為難得。但無論是IFF，還是國內其他的智庫，都應該加強其在國際國內的影響力，更多地發揮民間的力量、海外華僑力量，為推動國內經濟金融更好地發展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