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以后，隨著物價指數由負轉正，一些人一改1998年以來強調“治理通貨緊縮”的看法，猛然轉向強烈要求“治理通貨膨脹”；2004年前3個月的CPI分別達到3.2%、2.1%和3.0%似乎證明了“通貨膨脹”正在加重。與此同時，在物價上升幅度高于名義利率的背景下，負利率成為一個重要的關注問題，由此，主張“上調法定存款利率”的呼聲也不斷增強。鑒于這些認識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當前的貨幣政策、投資政策和經濟發展政策等的選擇，央行自2003年9月以后已分別兩次將存款準備金率提高1個百分點和0.5個百分點，因此，有必要予以理清。
在2003年8月后掀起的新一輪“通貨膨脹”議論中，有一系列問題值得深入探討：
“治理通貨緊縮”與“治理通貨膨脹”的邏輯關系
一些研究宏觀經濟的人，在1998年到2003年7月的5年多時間內，面對物價持續下落的態勢，認為物價下落就是通貨緊縮，因此，一直在強調“要治理通貨緊縮”，并為此支招頗多；但在2003年8月以后，面對物價上升的態勢，他們的認識又突然轉向，大談“治理通貨膨脹”，并也為此頻頻出謀劃策。由此提出了一個邏輯關系問題，當初要求“治理通貨緊縮”的價格目標是什么(或者說，如今要求“治理通貨膨脹”的價格目標是什么)？其內在機理是，如果說物價持續下落屬于“通貨緊縮”，那么，治理通貨緊縮的基本目標就應是阻止物價下落并促使其回升，因此，物價在一定程度上的回升本來意味著“治理通貨緊縮”目標的實現，應予以贊賞，可為什么一旦物價回升又慌忙提出“通貨膨脹”一說呢(這是否意味著當初要求“治理通貨緊縮”的目標并不清晰)？在當今物價上升中提出“治理通貨膨脹”，這是否意味著應采取有效政策措施令物價回落(即返回“通貨緊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是否意味著一旦“治理通貨膨脹”的目標實現就應著手“治理通貨緊縮”？毫無疑問，對研究宏觀經濟的人來說，均衡價格是最理想的物價狀態。但在現實經濟生活中，若非計劃經濟體制中的計劃價格，何時存在過長久持續的價格不變狀態？實際上，如果真發生物價長期不變(這至少意味著市場競爭中的價格競爭不存在)，他們也許又將大聲疾呼減少行政干預、發揮市場機制、提高價格彈性。
由此，在這些人看來，物價處于任何狀態都是不對的。物價上升屬“通貨膨脹”應予以“治理”，物價下落屬“通貨緊縮”也應予以“治理”，物價不變屬“計劃價格”還應予以改革。可是除了這三種情形，物價又沒有其他存在狀態，那么，宏觀調控的目標和政策措施就只能隨物價變化而不斷“調整”，同時，物價狀態也只能隨宏觀調控措施的變化而不斷變動。如此周而復始，宏觀調控的基本目標----保障經濟運行秩序穩定也就不存在了。
物價回歸與通貨膨脹的邏輯關系
2003年10月以后，CPI上升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食品價格上漲快速。2004年第一季度居民消費價格上漲2.8%，其中，食品價格7.1%，拉動價格總水平上漲2.4個百分點。食品價格快速上漲的主要原因是，2003年夏收因自然災害、種植面積減少等因素，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繼續發生嚴重歉收，由此，在1999年以后連續4年糧食等主要農產品歉收的背景下，這些農產品的市場格局轉向供不應求，引致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價格在持續7年左右(始自1997年)的下落后轉向恢復性回升。由于夏收為每年8月，所以，此輪物價上升始于2003年10月。將由這種農產品價格恢復性回升引致的居民消費品價格上漲視為“通貨膨脹”的認識中，有兩個問題是值得探究的：
其一，如何對待農產品的價格回歸？自1997年起，農產品價格持續下落，以致于到2003年8月夏收前，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價格不足1997年價格下落前的2/3。在7年左右時間內，隨著農業生產成本的提高，絕大多數農業產區嚴重發生了“增產不增收”、“歉收更虧損”的現象(這是引致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種植面積大幅減少的一個主要原因)，因此，農產品的價格明顯低于價值。按有關方面計算，以2003年8月夏收前的價格為基準，糧食價格在提高了50%以后，方才恢復到(或接近)1997年的水平，產糧區農民的凈收入才可能由負轉正。為了刺激產糧區農民的種糧積極性，今年政府財政撥出幾十億元專項資金按照10元/畝左右的標準補貼給種糧戶，以爭取糧食收成的增加。在這種背景下，將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價格有限回升歸結為“通貨膨脹”，試圖運用貨幣政策將其抑制，其效應值得深思。假定在貨幣緊縮的條件下，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價格果真回落了，那么，它的實際后果將是，產糧區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再次受挫，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增產將面臨更加嚴重的局面；而要改變這種局面，保障糧食增收，政府財政可能就要付出更多的種糧補貼資金，由此，將本來可以由市場機制解決的問題進一步納入財政機制解決范疇。這不是一種有益的政策選擇。
其二，農產品價格回升勢頭有可能因銀根緊縮而抑制嗎？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價格上升的直接成因在于這些農產品的供不應求，深層原因則是這些農產品的銷售價格低于生產成本(值得特別提出的是，絕大多數農民在糧食生產中是沒有“利潤”概念的)。這些成因，在一般情況下，不可能因實行緊的貨幣政策、收緊銀根而消解。其內在機理是，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屬居民最基本的消費品，其需求彈性很低。即便緊縮貨幣政策，個人消費中大幅縮減對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消費量也不太容易。由此，在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價格回升的條件下，收緊貨幣政策會有多大成效值得懷疑。退一步來說，在收緊銀根的背景下，即便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價格回升勢頭暫時被抑制住了，但這些農產品供不應求的格局沒有改善(甚至可能進一步惡化)，其價格上揚遲早也還將發生。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價格回升不是貨幣供給過多所引致的，不屬通貨膨脹范疇，也不可能因實施反通漲政策而改變行走態勢。
需要指出的是，在收入水平不變的條件下，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價格上揚對城鎮居民的生活水平必然有所影響，但這種價格上揚是城鎮居民能夠承受的；同時，考慮到這些農產品價格連續7年左右下落給農村居民帶來的收入下降，考慮到這些農產品價格上揚多少可能給農村居民增加一些收入，在一定時間內(例如，2-3年)保持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價格的上升勢頭，是有益的。
物價上升與居民生活水平的邏輯關系
治理通漲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在由貨幣發行量過多引致的物價上漲中，如果居民的名義收入不變或名義收入上升幅度低于物價上升幅度，則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呈下降趨勢，這將引致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系列問題發生，不利于穩定經濟社會生活秩序和經濟運行的良好秩序。但是，在物價上升(且上升幅度有限)的條件下，如果居民名義收入的上升幅度超過了物價上漲幅度，其結果就將是另一種情形。2004年第一季度，在CPI上漲2.8%的同時，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了12.1%，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增長了13.2%，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分別上漲了9.8%和9.2%。這實際上意味著，不論對城鎮居民來說還是對農村居民來說，物價上漲都沒有給他們的生活水平造成下落性影響，因此，也不至于影響到經濟社會生活秩序的穩定。由此來看，眼下提出“治理通漲”也許是操之過急。
投資增長率過高與通貨膨脹的邏輯關系
2003年以來，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呈現過高勢頭，雖然國務院采取了對一些產業部門實施重點監控的措施，央行采取了收緊信貸資金的政策，但2004年第一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仍然增長43.0%，其中，城鎮投資增長47.8%。在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90年代初的歷史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曾經是引致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其內在機理是，在絕大部分商品供不應求的條件下，固定資產投資大幅增長意味著投資品價格的上揚，而固定資產投資中有相當一部分資金(約40%左右)將轉化為消費資金，同時，投資品中有相當大的部分與消費品屬同一商品，由此，固定資產投資大幅增長必然引致消費品價格的上漲，從而引致通貨膨脹。但這一機理在絕大多數商品(尤其是幾乎所有的消費品)均嚴重供過于求的條件下是否依然有效卻值得深究。一個突出的現象是，2003年以來，隨著固定資產投資大幅增長，投資品(尤其是鋼鐵、有色金屬、建材等)的價格明顯上升，但除食品、能源等外，絕大多數消費品價格并無明顯的上升走勢，相當多消費品(包括小轎車、家電等)價格繼續呈現下降趨勢，這說明上游產品的價格上揚并未有效地傳遞到下游產品，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難以形成。另一方面，在固定資產投資大幅增長和收入水平提高的背景下，城鄉居民的消費增長并沒有明顯提高(2004年第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僅為9.2%，與2003年同期相差無幾)，反而是儲蓄存款余額繼續快速增長，這意味著消費品市場中的供過于求格局將繼續存在，需求拉上型通貨膨脹也難以形成。盡管可以對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與物價上升之間的關聯程度做更加具體的分析(例如，進行分產業分析和產業關聯分析)，但實踐已經證明，這些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增長并未引致消費品價格的整體上升，因此，不能繼續沿用80年代所形成的思維。
實際上，在固定資產投資大幅增長的條件下，更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恐怕是，在下游產品繼續處于嚴重供過于求格局的條件下，這些投資所形成的生產能力如何發揮？換句話說，如果這些新形成的生產能力不能有效發揮，與此對應的投資資金是否可能形成新的不良資產？從這個角度來看，近期出臺的有關抑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速的政策，與其說是為了抑制通貨膨脹，不如說是為了防止新的不良資產大幅形成。
綜上所述，不能簡單地將物價上升都看作是貨幣現象，統稱為“通貨膨脹”，并用治理通漲的政策措施予以解決；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將非貨幣性物價上升與貨幣性物價上升區分開來，并據此選擇相應的政策舉措。
在2003年8月后掀起的新一輪“通貨膨脹”議論中，有一系列問題值得深入探討：
“治理通貨緊縮”與“治理通貨膨脹”的邏輯關系
一些研究宏觀經濟的人，在1998年到2003年7月的5年多時間內，面對物價持續下落的態勢，認為物價下落就是通貨緊縮，因此，一直在強調“要治理通貨緊縮”，并為此支招頗多；但在2003年8月以后，面對物價上升的態勢，他們的認識又突然轉向，大談“治理通貨膨脹”，并也為此頻頻出謀劃策。由此提出了一個邏輯關系問題，當初要求“治理通貨緊縮”的價格目標是什么(或者說，如今要求“治理通貨膨脹”的價格目標是什么)？其內在機理是，如果說物價持續下落屬于“通貨緊縮”，那么，治理通貨緊縮的基本目標就應是阻止物價下落并促使其回升，因此，物價在一定程度上的回升本來意味著“治理通貨緊縮”目標的實現，應予以贊賞，可為什么一旦物價回升又慌忙提出“通貨膨脹”一說呢(這是否意味著當初要求“治理通貨緊縮”的目標并不清晰)？在當今物價上升中提出“治理通貨膨脹”，這是否意味著應采取有效政策措施令物價回落(即返回“通貨緊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是否意味著一旦“治理通貨膨脹”的目標實現就應著手“治理通貨緊縮”？毫無疑問，對研究宏觀經濟的人來說，均衡價格是最理想的物價狀態。但在現實經濟生活中，若非計劃經濟體制中的計劃價格，何時存在過長久持續的價格不變狀態？實際上，如果真發生物價長期不變(這至少意味著市場競爭中的價格競爭不存在)，他們也許又將大聲疾呼減少行政干預、發揮市場機制、提高價格彈性。
由此，在這些人看來，物價處于任何狀態都是不對的。物價上升屬“通貨膨脹”應予以“治理”，物價下落屬“通貨緊縮”也應予以“治理”，物價不變屬“計劃價格”還應予以改革。可是除了這三種情形，物價又沒有其他存在狀態，那么，宏觀調控的目標和政策措施就只能隨物價變化而不斷“調整”，同時，物價狀態也只能隨宏觀調控措施的變化而不斷變動。如此周而復始，宏觀調控的基本目標----保障經濟運行秩序穩定也就不存在了。
物價回歸與通貨膨脹的邏輯關系
2003年10月以后，CPI上升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食品價格上漲快速。2004年第一季度居民消費價格上漲2.8%，其中，食品價格7.1%，拉動價格總水平上漲2.4個百分點。食品價格快速上漲的主要原因是，2003年夏收因自然災害、種植面積減少等因素，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繼續發生嚴重歉收，由此，在1999年以后連續4年糧食等主要農產品歉收的背景下，這些農產品的市場格局轉向供不應求，引致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價格在持續7年左右(始自1997年)的下落后轉向恢復性回升。由于夏收為每年8月，所以，此輪物價上升始于2003年10月。將由這種農產品價格恢復性回升引致的居民消費品價格上漲視為“通貨膨脹”的認識中，有兩個問題是值得探究的：
其一，如何對待農產品的價格回歸？自1997年起，農產品價格持續下落，以致于到2003年8月夏收前，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價格不足1997年價格下落前的2/3。在7年左右時間內，隨著農業生產成本的提高，絕大多數農業產區嚴重發生了“增產不增收”、“歉收更虧損”的現象(這是引致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種植面積大幅減少的一個主要原因)，因此，農產品的價格明顯低于價值。按有關方面計算，以2003年8月夏收前的價格為基準，糧食價格在提高了50%以后，方才恢復到(或接近)1997年的水平，產糧區農民的凈收入才可能由負轉正。為了刺激產糧區農民的種糧積極性，今年政府財政撥出幾十億元專項資金按照10元/畝左右的標準補貼給種糧戶，以爭取糧食收成的增加。在這種背景下，將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價格有限回升歸結為“通貨膨脹”，試圖運用貨幣政策將其抑制，其效應值得深思。假定在貨幣緊縮的條件下，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價格果真回落了，那么，它的實際后果將是，產糧區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再次受挫，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增產將面臨更加嚴重的局面；而要改變這種局面，保障糧食增收，政府財政可能就要付出更多的種糧補貼資金，由此，將本來可以由市場機制解決的問題進一步納入財政機制解決范疇。這不是一種有益的政策選擇。
其二，農產品價格回升勢頭有可能因銀根緊縮而抑制嗎？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價格上升的直接成因在于這些農產品的供不應求，深層原因則是這些農產品的銷售價格低于生產成本(值得特別提出的是，絕大多數農民在糧食生產中是沒有“利潤”概念的)。這些成因，在一般情況下，不可能因實行緊的貨幣政策、收緊銀根而消解。其內在機理是，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屬居民最基本的消費品，其需求彈性很低。即便緊縮貨幣政策，個人消費中大幅縮減對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消費量也不太容易。由此，在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價格回升的條件下，收緊貨幣政策會有多大成效值得懷疑。退一步來說，在收緊銀根的背景下，即便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價格回升勢頭暫時被抑制住了，但這些農產品供不應求的格局沒有改善(甚至可能進一步惡化)，其價格上揚遲早也還將發生。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價格回升不是貨幣供給過多所引致的，不屬通貨膨脹范疇，也不可能因實施反通漲政策而改變行走態勢。
需要指出的是，在收入水平不變的條件下，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價格上揚對城鎮居民的生活水平必然有所影響，但這種價格上揚是城鎮居民能夠承受的；同時，考慮到這些農產品價格連續7年左右下落給農村居民帶來的收入下降，考慮到這些農產品價格上揚多少可能給農村居民增加一些收入，在一定時間內(例如，2-3年)保持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價格的上升勢頭，是有益的。
物價上升與居民生活水平的邏輯關系
治理通漲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在由貨幣發行量過多引致的物價上漲中，如果居民的名義收入不變或名義收入上升幅度低于物價上升幅度，則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呈下降趨勢，這將引致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系列問題發生，不利于穩定經濟社會生活秩序和經濟運行的良好秩序。但是，在物價上升(且上升幅度有限)的條件下，如果居民名義收入的上升幅度超過了物價上漲幅度，其結果就將是另一種情形。2004年第一季度，在CPI上漲2.8%的同時，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了12.1%，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增長了13.2%，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分別上漲了9.8%和9.2%。這實際上意味著，不論對城鎮居民來說還是對農村居民來說，物價上漲都沒有給他們的生活水平造成下落性影響，因此，也不至于影響到經濟社會生活秩序的穩定。由此來看，眼下提出“治理通漲”也許是操之過急。
投資增長率過高與通貨膨脹的邏輯關系
2003年以來，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呈現過高勢頭，雖然國務院采取了對一些產業部門實施重點監控的措施，央行采取了收緊信貸資金的政策，但2004年第一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仍然增長43.0%，其中，城鎮投資增長47.8%。在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90年代初的歷史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曾經是引致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其內在機理是，在絕大部分商品供不應求的條件下，固定資產投資大幅增長意味著投資品價格的上揚，而固定資產投資中有相當一部分資金(約40%左右)將轉化為消費資金，同時，投資品中有相當大的部分與消費品屬同一商品，由此，固定資產投資大幅增長必然引致消費品價格的上漲，從而引致通貨膨脹。但這一機理在絕大多數商品(尤其是幾乎所有的消費品)均嚴重供過于求的條件下是否依然有效卻值得深究。一個突出的現象是，2003年以來，隨著固定資產投資大幅增長，投資品(尤其是鋼鐵、有色金屬、建材等)的價格明顯上升，但除食品、能源等外，絕大多數消費品價格并無明顯的上升走勢，相當多消費品(包括小轎車、家電等)價格繼續呈現下降趨勢，這說明上游產品的價格上揚并未有效地傳遞到下游產品，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難以形成。另一方面，在固定資產投資大幅增長和收入水平提高的背景下，城鄉居民的消費增長并沒有明顯提高(2004年第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僅為9.2%，與2003年同期相差無幾)，反而是儲蓄存款余額繼續快速增長，這意味著消費品市場中的供過于求格局將繼續存在，需求拉上型通貨膨脹也難以形成。盡管可以對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與物價上升之間的關聯程度做更加具體的分析(例如，進行分產業分析和產業關聯分析)，但實踐已經證明，這些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增長并未引致消費品價格的整體上升，因此，不能繼續沿用80年代所形成的思維。
實際上，在固定資產投資大幅增長的條件下，更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恐怕是，在下游產品繼續處于嚴重供過于求格局的條件下，這些投資所形成的生產能力如何發揮？換句話說，如果這些新形成的生產能力不能有效發揮，與此對應的投資資金是否可能形成新的不良資產？從這個角度來看，近期出臺的有關抑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速的政策，與其說是為了抑制通貨膨脹，不如說是為了防止新的不良資產大幅形成。
綜上所述，不能簡單地將物價上升都看作是貨幣現象，統稱為“通貨膨脹”，并用治理通漲的政策措施予以解決；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將非貨幣性物價上升與貨幣性物價上升區分開來，并據此選擇相應的政策舉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