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糧食企業是否應當保有一定的庫存呢?

     首先，應當明確，在市場經濟中正常條件下，糧食經營和加工企業是否保持一定量的庫存，以及庫存量多少“合理”，完全是企業自己的事情，政府沒有必要干預。一般而言，企業為了保持生產和銷售的連續性，總是要保持一定的庫存量。企業的流動資金會合理地分配到原料、半成品、庫存產品、在途產品和零售產品等各個環節。但是，庫存量對每一個企業并不是一個“常數”。它取決于復雜的主客觀條件，比如企業管理水平、自有流動資金數量、倉儲條件、交通運輸環境、銷售覆蓋范圍、居民收人水平及消費習慣，等等。在當今科學技術支持下，如果信息化程度高、物流條件比較好、供應鏈旨理科學，企業也可以大幅度降低庫存乃至實行“零庫存”。因此，對各種類型的糧食企業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規定整齊劃一的“必要庫存量”。政府毋須在這方面為企業當家。總而言之，即使企業因為庫存不足，生產停擺，脫銷斷檔，那也是企業的事情，政府不必去管，更無權去處罰，否則就是政府的越位。

     那么，是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糧食生產企業和經營企業絕對不可以規定“庫存量”呢，那也未必。但這只能是在特殊條件下，當國家和地區糧食出現嚴重供不 應求或嚴重供過于求，危及國家糧食安全和人民群眾生活的時候，國家運用常規調控手段，如儲備、進出口等辦法，仍然無法維持市場正常運行，是可以而且有必要使用“庫存量”管理這一手段的。即使市場體系健全的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也不排除使用這種調控手段。但是這是一種在特殊條件下使用的非常規調控手段，而且使用時只做單向規定，即如果豐年規定企業最低庫存，就不規定最高庫存；歉年限制最高庫存，就不規定最低庫存。有些國家由于地形復雜，糧食運輸受氣候影響較大，對糧食經營企業有庫存量的要求。比如，有千島之國稱謂的菲律賓，對一些島嶼上的糧食經營企業有庫存量要求。當然，國家處于戰爭等非常時期則又當別論。由于這種“庫存量”管理直接涉及企業經營成本，屬于微觀干預，因此在運用時必須慎之又慎，不到十分必要，不可輕易使用。對這種干預手段的適用條件，應當從一開始就明確界定，以避免濫用。同時，對地方政府使用這種手段應要求其請示國務院，不經國務院批準，省一級政府不得作為常規調控手段自行使用。在出現地方利益多元化的今天，要避免一旦糧食供求緊張，地方政府運用這一政策“劃地為牢”，把糧食鎖定在省內，妨害全國糧食大局。

     不僅如此，倘無嚴格的限制，各地糧食、工商部門都有權就“最低庫存量”和“最高庫存量”進行“監控檢查”、 “責令改正”、 “給予警告”、 “處以罰款”和“吊銷執照”等等。企業的正常生產和經營活動，還能夠順利進行嗎?

     把一種非常規手段納入法規或條例，需要防范的最大風險是有關部門隨意擴大其適用范圍，把非常規手段變成常規手段，使企業憑添庫存負擔，增加交易成本。但是對這種“風險”，卻不見有相應的條款來約束和規避。這無異于假定，在這方面政府和有關部門不會犯錯誤，犯錯誤的只會是企業。這種假定不符合當前的實際情況，對企業也是不公正的。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糧食流通的法規條例當然要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但應當是與國家法律相符合，尊重和保護企業的正當權益。在正常情況下，只要不危及國家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政府不要過多干預；在非常時期、特殊情況下，企業必須“犧牲”局部利益服從國家根本利益。這種“服從”歸根結底也有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但是對此必須有明確的界定、嚴格的限制，以避免出現隨意性和擴大化，以至于無端損害了市場主體的利益和削弱了市場的活力。也可能出臺這一政策的初衷包含著反對囤積居奇、市

    場壟斷。這當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必須認真解決。但不應當為了解決少數甚至極少數企業的問題，而累及多數企業，完全可以通過專門的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立法來解決這類問題。

     為了搞好糧食流通，政府對企業既要服務，又要管理。就政府轉型方向來說更重要的是服務。政府應當通過做好自己的工作，千方百計保護企業、支持企業；即使是對企業進行必要的管理和規范，也應考慮盡可能降低企業承受的代價。要堅決取消那些對宏觀調控無助，對維護正常市場秩序無益，而又給企業增加許多負擔的繁瑣規定。在新一輪糧改中，相信絕大多數業界人士都希望“必要庫存”不會變成新版的“合理庫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