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誰主導國際玉米市場？

     究竟在國際玉米市場上誰是主導者？2003年世界玉米產量6.3億噸，超過大米（5.8億噸）、小麥（5.5億噸），是最大的糧食產品。在可預見的將來，由于亞洲等經濟增長活躍地區(qū)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變化，玉米產量有可能進一步增長。美國現(xiàn)在年玉米產量大概是2.5億噸，中國1.2億多噸，巴西4000多萬噸。美國玉米占世界總產量的42％以上，中國占19－21％左右，巴西7％。全球玉米出口每年大約7000－7500萬噸，主要集中在美國，出口約占世界的56％，中國2003年占13％（其他年份份額較小），阿根廷11％。顯然，美國是全球玉米市場不可動搖的主導者。值得重視的是，世界玉米生產和出口的高度集中，加上大糧商的壟斷性經營，有可能增加風險控制的難度。因此必須關注國際市場風險的控制問題。

     玉米進口需求主要在日本，每年1500－1600萬噸（占18％），韓國目前進口已達1000萬噸（占10％），比10年前增加了75％。其他主要進口市場為墨西哥、埃及、加拿大和歐盟。總體來說，玉米進口市場結構變化較快，而且分散，這也是導致風險管理不確定的重要因素。

     二、國際玉米政策與風險管理

     目前的國際玉米政策，由WTO烏拉圭回合農業(yè)協(xié)定框架所管理。盡管10年前烏拉圭回合達成了農業(yè)協(xié)定，但今天我們仍然面臨著一個不公平的國際玉米貿易環(huán)境。對農業(yè)提供巨額補貼仍然是目前發(fā)達國家農業(yè)政策的基本出發(fā)點。美國、歐盟等還將過去屬于黃箱政策的補貼措施，轉化為綠箱措施支持，由此會繼續(xù)刺激農產品生產，增加出口。國際農業(yè)補貼環(huán)境不僅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而且有可能進一步惡化。OECD估計，美國2002年對玉米的補貼達68億美元，玉米產值中25％來自政府補貼，每噸補貼20美元（2000年達37美元）。

     不公平的國際玉米政策增加了玉米生產國風險管理的不確定因素，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第一，美國玉米國內高補貼政策的溢出效益。美國政府的貸款差額補貼、反周期補貼等，為其生產玉米的農民提供了一個嚴密的收入風險控制體系，但嚴重扭曲了國際市場，對我國農民非常不利。第二，不公平的出口競爭政策。美國為支持玉米等農產品出口，實施出口信貸政策，也成為扭曲國際市場的重要因素。第三，對世界糧食貿易的壟斷經營。我們注意到，美國在多哈談判中極力反對國營貿易，要求全面實現(xiàn)糧食自由貿易，我認為其深刻的背景是因為美國擁有能夠壟斷全球糧食貿易的4－5家跨國糧商。對于只有中小糧食貿易公司的中國和其他國家（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任何糧食貿易組織或管理方式，都被認為與美國模式相沖突，有可能受到指責。對中國市場來說，這些跨國公司的壟斷經營，是國際市場風險的主要轉移途徑。今年的大豆危機應該可以作為佐證。大家知道，南美大豆90％的出口由少數(shù)幾家跨國公司控制，中國95％的大豆進口也被跨國公司所控制。因此，當中國進口南美大豆時，也要由CBOT決定價格行情，或者需要由CBOT進行風險控制。一旦出現(xiàn)風險，中國市場由于缺乏跨國風險管理工具，就不可避免受到危害。

     農業(yè)產業(yè)是自然再生產與經濟再生產交織的過程，因此風險不可避免，既有市場風險也有自然風險。國際經驗表明，市場風險應該通過期貨市場和政府政策工具來規(guī)避；而自然風險則需要成熟的保險制度。但這些在中國都非常缺乏，所有的風險都可能由農民、加工企業(yè)和貿易商來承擔，這極大地不利于玉米產業(yè)的發(fā)展。許多人批評CBOT作為世界主要農產品的定價中心問題太多，對國內企業(yè)不利。因此提出要搞中國的定價中心。我覺得難度很大。除了必須健全的風險管理機制外，政府的補貼可能是最大的限制因素。如果我們對玉米也能拿出每噸20－40美元的補貼的話，中國農民種玉米的風險完全是可以控制的。但要實現(xiàn)這一目標，中國至少還需要40－50年的時間。因此，從現(xiàn)在起要對開放背景下的國家風險管理給予戰(zhàn)略上的重視。

     中國有13億人口，其中城市人口達3.5億，相當于歐盟擴大后的人口總數(shù)。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國際資源解決我國的糧食安全、水土資源不足問題是今后我們必然的戰(zhàn)略選擇。但要重視農業(yè)國際化進程中的風險管理。一般來講，進口量占國內市場流通量比率的高低，有可能影響風險控制難易程度。國內經驗似乎已經驗證，進口量占國內流通量的15－20％以上，如大豆、棉花等產品，風險控制的難度就較大，CBOT的價格波動風險有可能通過進口鏈條傳導到國內市場。反之，如進口量有限，國際風險管理的壓力相對要小一些。

     從國內來看，玉米恢復期貨交易，目前面臨很多挑戰(zhàn)，如國有糧食企業(yè)入市問題，如何讓中國這么多的農民參與套期保值？目前農民沒有行業(yè)組織，也沒有合作組織，如何讓期貨市場風險管理的功能讓農民享受到？ 今后幾年國內玉米市場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因此，風險管理也存在一些變數(shù)，但挑戰(zhàn)肯定較大。由于玉米國內市場分工仍然沒有完成，是否會出現(xiàn)“南進北出”的玉米流通格局取決于許多因素，還需要進一步的觀察。現(xiàn)在要周密設計好玉米產品的風險管理機制，防患于未然。

     三、多哈談判與中國農產品貿易政策

     多哈談判在經歷了2003年9月坎昆會議的失敗后，終于在今年8月1日達成了框架協(xié)議，但是談判結果比較模糊、不公平，在今后2－3年能否結束談判，很難判斷。其中決定談判進程的根本因素可能與美國農業(yè)法到2006年底到期和歐盟共同農業(yè)政策的2007年調整相關。

     中國在過渡期結束后，將基本維持目前的農產品貿易政策。變化比較大的主要是植物油產品，將在2006年開始取消進口關稅配額管理制度。所以，2005年后中國大豆產業(yè)所面臨的挑戰(zhàn)將更加嚴峻。對玉米進口，將繼續(xù)維持關稅配額管理，可能的挑戰(zhàn)是，2004年后，每年720萬噸的進口配額是否會實現(xiàn)，形成所謂的南進北出格局。尤其是美國對玉米生產的高補貼仍然存在，要關注不公平的國際玉米貿易對中國國內市場的可能影響。

     多哈談判后的中國玉米貿易政策，取決于中國的承諾。是否能夠作為特殊產品列為免予減讓承諾，對今后國內玉米生產于市場格局至關重要。我認為，在國內糧食市場，要堅定不移地執(zhí)行中央糧改政策，實現(xiàn)國內市場的充分競爭。但是在糧食進出口關口上，應堅持在我國加入WTO談判中爭取的權利，繼續(xù)對糧食實現(xiàn)進口國營貿易專營制度。否則，中國將無法應對發(fā)達國家對糧食的高補貼政策以及對全球糧食貿易壟斷的挑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