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主產區農民增收渠道仍顯狹窄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說，盡管糧食主產區農民增收形勢較好，但目前糧食主產區農民的增收渠道仍然較窄，促進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尚未形成，制約糧食主產區農民增收的因素較多。
即使在當前的糧價水平下，種糧的比較效益仍舊很低。湖北省的測算結果顯示，種一季稻的減稅純收益僅為種植水果、蔬菜的１０％－２０％，是種植茶葉、水產的５％－１０％。同時，因很多糧食主產省（區）人多地少，大多數農民人均種糧面積僅１畝左右，靠種糧增收很難。尤應值得重視的是，糧食價格上漲帶來的大部分收益被糧食收購商等中間環節截留，農民得到的實惠有限。
與此同時，農民獲得非農產業收入的難度卻大為增加。安徽省１９８８年平均每千人擁有鄉鎮企業２２．８個，２００３年已降至１２．７個。黑龍江省工業總產值中鄉鎮企業所占的比重只有１３．８％，遠低于全國４７．８％的平均水平。糧食主產區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勞動力的數量也呈減少態勢。
－－困擾糧食主產區的兩大難題亟待破解
資金匱乏、農業基礎設施薄弱是也困擾糧食主產區的兩大難題，嚴重制約糧食主產區的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
在全國糧食主產省（區）農業生產座談會上，一些省區的代表介紹說，實行家庭承包制以來，國家農田基本設施建設投入一直嚴重不足，農業基礎設施嚴重落后、老化和損壞。
水利部副部長鄂竟平介紹說，全國農村灌排基礎設施也十分薄弱，已建的灌排工程普遍存在標準低、老化失修嚴重、效益衰減等問題。全國灌溉面積中有１／３是中低產田。全國４０２處大型灌區，骨干建筑物損壞率近４０％，有效灌溉面積與設計灌溉面積相差５０００萬畝。全國灌溉水平均利用率只有０．４３。與此同時，國家近４年來對灌區改造的投資卻逐年減少，與實際需求差距很大，節水灌溉面積發展緩慢，與水資源面臨的嚴峻形勢很不適應。農田灌排設施基礎差，抗御自然災害能力弱，是我國農業發展和糧食生產的最大制約因素。
資金匱乏也嚴重困擾著糧食主產區。安徽省的一位負責人介紹說，安徽省“十五”期間農田水利建設每年至少需投入４５億元，而各級財政能投入的資金僅有５億元，能成功開展“一事一議”的農村不足１０％，農田基本建設基本上陷入停滯狀態。按最低標準測算，建一畝標準化農田需投入５００元，湖北省約有３０００萬畝耕地需要治理，需資金１５０億元，加上機泵站修建和塘堰改造，總資金需求量達２００多億元，但今年湖北省竭盡全力才籌集了５億元。由于投入不足，農業生態環境惡化，成災受災面積擴大。
據中央政策研究室農村研究局的調查，近年來各國有商業銀行不僅未加大對農業、農村發展的資金投放力度，反而通過儲蓄將農村的資金大量抽向城市，尤其是郵政儲蓄在農村只存不貸，每年至少將１０００億元農村資金“農轉非”。目前在銀行和信用社的貸款總額中，農業貸款和鄉鎮企業貸款僅分別占５．１％和５．８％，２００３年全國農業貸款投放規模僅相當于城市個人住房貸款的一半左右，融資難已成為嚴重制約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瓶頸。如安徽省農民每年所需貸款超過２００億元，而２００３年全省農村信用社發放的小額信貸余額僅有７１．３億元，嚴重阻礙了安徽省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
－－補貼政策尚需完善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介紹說，今年中央１號文件下達后，各糧食主產區很快制定了實施意見，并積極貫徹落實農業稅減免和糧食直補政策等政策，使種糧農民得到了實惠。但從中央政策研究室調查了解的情況看，有關補貼政策尚需進一步完善：
一是糧食直補方式有待改進。目前大部分省區選擇了按計稅面積對所有農民進行補貼，種糧比較效益差的情況改觀不大，尤其是實行“收補兩條線”后很多欠稅戶拿到了補貼，而很多種糧大戶因耕種的多是機動地卻拿不到補貼，背離了政策初衷，種糧農民意見較大。
二是糧食直補的操作成本太高。據江蘇省對一個縣進行的典型調查，該縣糧食播種面積為１００萬畝，直補工作動用了１５０人，耗時兩個月，除掉各種會議和下鄉的勞力、工資及其它費用，共花費１００多萬元，這大大加重了縣鄉政府的財政負擔。
三是招投標制度亟待推行。因招投標制度不完善，國家公布良種補貼和農機補貼政策之后，一些種子和農機企業趁機大幅提價。在江蘇省，去年一臺插秧機的售價僅７０００多元，現在已漲到１５０００多元，良種價格也上漲了３０％左右，補貼金額還不夠漲價的零頭。
四是最低收購價政策需要進一步完善。目前早秈稻收購價多為每百斤７０元以上，隨著早稻大量上市，糧價極有可能跌破最低收購價，屆時將面臨由誰按最低收購價收購、資金來源、收購虧損補貼等一系列問題，而且現在國有糧食部門的改制剛剛開始，如指定其收購，很可能會走回保護價政策的老路。
不容忽視的是，在完善補貼政策，調動種糧農民積極性的同時，還需調動糧食主產區基層干部抓糧食生產的積極性。在全國糧食主產省（區）農業生產座談會上，不少省區負責人介紹說，越是糧食主產縣區財政收入越少，糧食主產區縣鄉干部缺乏抓糧食生產的積極性。據調查，湖南省１２２個縣市區２００３年財政總收入平均只有１．２億元，８８個縣市中財政收入在１億元以下的４４個，５０００萬元以下的１５個，大部分縣基本上是“吃飯財政”，只能養人，沒有多少財力支持農業，支農的項目配套資金難以落實到位。
與此形成反差的是，縣鄉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嚴重滯后，財政開支無法得到有效壓縮。如湖北省某縣一個鄉財政所最多的有１６４個工作人員，一般的鄉鎮內設機構多達４０余個，有２００多名國家干部，由于收入減少開支增加，鄉村兩級負債嚴重。吉林省２００２年末全省鄉、村債務總額分別達３２億元和５５億元，平均每個鄉鎮負債４００萬元，每個村負債５０萬元；黑龍江省縣級地方財政收入平均為７０４８萬元，比全國平均水平低９９５１萬元，７５％的縣靠省財政轉移支付過日子。
－－糧食主產區農民增收需多方傾斜
為解決糧食主產區農民增收面臨的資源、產業和市場等制約因素，中央政策研究室及糧食主產區的有關負責人建議，國家應從政策和資金投入等方面給糧食主產區更多傾斜：
一、進一步完善“三補一減”政策，縮短取消糧食主產省區農業稅的進程，完善各種補貼政策的操作機制，建立統一的補貼發放和管理機構，改進補貼發放辦法，歸并各種補貼并減少補貼發放的環節和手續，允許補貼與農業稅抵扣，降低補貼發放的操作成本，逐步增加對主產區的補貼和政策扶持力度。
二、加快建立糧食主銷區從經濟上支持主產區發展糧食生產的長效機制，在主產區和主銷區之間建立長期穩定的產銷協作關系，實現主產區和主銷區在糧源和市場上的有效互補，從根本上解決國家的糧食安全問題。
三、進一步加大對糧食主產區的投入力度。國家的農業投資和信貸資金應進一步向主產區傾斜，加大對主產區農田水利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重點解決主產區農業基礎設施欠賬過多的問題，為主產區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提供保障，降低農民從事糧食生產的自然風險。
四、切實落實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及早安排好按最低收購價收購糧食的資金和收購方式，以保證及時收購農民手中的余糧，避免出現新的“賣糧難”和“谷賤傷農”。建議國家將最低收購價政策調整為補貼保底價政策，即國家制定和發布保底價（即最低價）引導糧食生產，糧食購銷放開，收購和銷售價格隨行就市。當市場價低于保底價時，由國家向售糧農民直接補貼價差；當市場價等于或高于保底價時，不予補貼，如此可確保農民直接得到實惠，避免舊糧食流通體制的回歸。
五是糧食主產區的劃分方法亟待完善。建議以縣為單位劃分糧食主產區，提高國家扶持糧食生產政策的瞄準度和效果，主產省區內一些糧食生產能力并不高的縣應予剔出，主產省區外一些糧食生產和調出能力都很高的縣應劃為主產區，享受同等優惠政策。
糧食主產省區的代表和國家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建議，著眼于糧食生產能力和抗災能力建設，在切實加強土地管理和耕地保護等方面工作的同時，國家應進一步加大農業基礎設施投入，加大田間設施建設，加大對農田水利、旱作節水農業支持力度，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高綜合生產能力，打牢糧食持續增產的基礎。
同時，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認為，國家的農業投資和信貸資金應進一步向主產省區傾斜。加大對主產省區農田水利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重點解決主產省區農業基礎設施欠賬過多的問題，為主產省區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提供支撐和保障。
從目前情況看，糧食主銷區已喪失的糧食生產比較優勢很難再恢復，糧食主產區在糧食生產和供給方面的地位會越來越重要，國家增產糧食的戰略和政策重點在主產區。鄭新立認為，國家糧食安全的成本應由中央政府、銷區和產區共同承擔，不應主要由主產區承擔。要研究建立主銷區從經濟利益上支持主產區發展糧食生產的長效機制，可將主銷區新收取的土地出讓金全額上交中央財政，由中央財政再主要分配給糧食主產區，重點用于改善主產區糧食生產基礎設施條件，提高主產區供給糧食的能力。同時由中央出面協調主銷區到主產區建立商品糧生產基地，基地建設投入由國家向主銷區征集，再返還到主產區。主銷區也可采取直接投資、糧權購買等方式，在主產區建立糧食生產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