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糧食安全與糧食產業化經營
糧食安全的根基在糧食商品生產持續穩定的發展，因而實施嚴格的基本農田保護制度，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就成為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在此前提下，千方百計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又成為維系糧食安全的關鍵所在。但是，由于糧食產業是農業這一弱質產業中的弱質產業，決定了糧食商品生產經濟收益基本上處于谷底深淵的窘境。與此同時，切實維護農民在種植業內部進行結構調整的自主經營權，不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而且也是黨和政府在農村經濟工作中的一條重要原則。因此，為了使農民在種植業內部以市場取向的結構調、整中，能夠把糧食商品生產規模定格在有效保障糧食安全的宏觀調控目標上，政府除了運用財政、金融等經濟杠桿實施經濟利益調節導向外，還應當不遺余力地加快推進糧食產業化經營的步伐。這是因為以糧食產業化龍頭企業為核心，組織引導糧食生產規模化、市場化、生態化和綠色化、有機化，既順應了現代糧食產業發展的客觀要求，也為糧農參與糧食產業化經營，分享市場交易利潤提供了相宜的產業組織方式，從而能夠有助于組織弓1導農民發展糧食商品生產。因此著手研究和盡快出臺相應的政策措施，通過財政支持、稅收優惠、信貸幫助，大力扶持各類糧食產業化經營龍頭企業以及牽引力雖較小，但面廣量大，處于糧食產業化經營前沿陣地的“橋頭堡”企業。如農村糧管所、站與供銷社在鄉村中的購銷網點。其中經濟實力較強的，完全可以，也應當通過努力發展成為帶動效應更大、范圍更廣的龍頭企業。特別要花大力氣引導農民群眾本著互利互惠的原則，因地、因人、因事制宜，自主、自愿組建各類促進和參與糧食產業化經營的合作經濟組織和農產品流通經紀人隊伍。糧食產業化經營通過有序延伸和擴張糧食產業鏈，按市場需求持續穩定地組織實施訂單糧食生產，便能夠在有效降低糧食商品生產市場風險和交易費用的基礎上，相應提高糧食商品生產經濟收益，這就有利于從根本上調動農民的種糧積極性，確保糧食生產安全。實踐證明，糧食安全不僅要求在總量上供需平衡，而且也要求在適應市場需求的品種結構上達于供需平衡。因此，糧食產業化經營龍頭企業通過實施訂單糧食生產向糧農提供適銷對路、市場前景看好的優良品種，發展優質、高產、高效糧食商品生產，對于全面保障糧食安全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糧食安全與農民增收
(一)大幅度提高耕地農轉非成本
為確保糧食安全，必須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特別是在江蘇，人多地少的矛盾尤為突出。即便是劃在基本農田以外的耕地，也必須從嚴掌握。此外，還必須通過大幅度提高被占用耕地的價值補償，盡可能限制耕地農轉非的數量，以便最大限度地保護耕地，維護糧食綜合生產能力。與此同時，也應當盡可能多地維護失地農民的合法經濟權益。為此，省政府應當根據全省范圍內不同區域，以及同一區域內土地資源質量的差異及其稀缺性程度，劃定有所差別的占用補償標準。不僅在數量上要堅持占補平衡的政策，而且在占用的價值補償上，既要高昂其值，還要在高昂的補償價值分配上，除保證國庫收入外，也要充分考慮和照顧到失地農民應有的份額。在失地農民應得的補償中，不僅要包含耕地承包經營權的價值，即耕地使用權價值，這是屬于要素價值補償的范疇，而且還應當包括失地農民就業補償價值。因為耕地對于農民、特別是對純農戶而言，是名副其實的衣食父母。因此，無論對全部或部分失地的農民，當地政府及有關各方除了盡可能給予就業安排和提供就業方便外，均應對失地農民進行就業價值補償。除耕地使用權價值補償外，就業補償標準可比照當地低保標準按月發放。部分失地農民則可按比例核減耕地使用權補償金，其就業補償金同樣也按比例核減。
(二)合理設定糧食保護價制度
為了緩解市場風險，避免谷賤傷農，持久保護農民種糧積極性，政府應當合理設定糧食保護價，提供糧食價格政策支持。對糧食保護價定價的難度在于既要起到保護作用，又要顧及財政承受能力，還要盡可能減弱價格連鎖反應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從理論上而言，保護價的功能是限制價值規律的作用范圍和程度，糾正市場無法自糾的缺陷，使糧價在一個比較適度的范圍內隨行就市、上下浮動。但限制客觀經濟規律的作用是要付出代價的，這就決定了保護價高出市場價的部分應由財政予以補貼。問題的關鍵在于保護的力度究竟以多大為宜?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現實問題。其一是以糧食生產成本為依據設定保護價。這種維持簡單再生產的保護價，既保護不了糧農應有的市場權益，更談不上增收。其二是以糧食生產價格作為設定保護價的依據。這在理論上完全合理，實踐上也是可行的。考慮到不同區域自然地理條件不同、糧食市場發育程度不一以及省界毗鄰地區較為復雜的實際狀況，各地可在全省綜合測算的糧食生產價格基礎上因地制宜確定合理的保護價。上不封頂、可以突破省級保護價、突破部分費用自理。但下浮幅度不得超過10％。
(三)改善直補政策
中央和省出臺的一系列惠農政策為農民增收展現了一個良好的前景。由于農民增收問題涉及到中央與地方以及地方各級政府之間錯綜復雜的財政經濟利益關系，因而在實施過程中就不可避免地要面臨不斷加以改善的問題。對糧食生產進行直補的政策，開創了反哺“三農”的革命性變革。但從實際施行過程而言，確有必要在深化改革中認真加以改善，務必使這一開創性、革命性舉措更多地給農民以看得見的實惠。雖然直補的先天性缺陷是數額小，只能起到“強心針”作用，但有總比沒有好，“強心針”作用對于制止糧食生產接二連三的滑坡已經起到了相應的積極作用。特別是直補給農民在精神上的慰藉已經遠遠超過其本身的價值，政治意義是不可輕估的。至于手續繁雜，發放成本大的問題也非不治之癥。既然有了第一次的基礎性工作，則施行成本的逐年減少也應該是完全有可能實現的。因此，對糧食直補應堅持實行，不宜輕言取消，也要慎言更改。如財力有可能，適當增加直補數額當然更好。當前則可以在堅持直補的基礎上，進一步改善相關補貼政策。如宿遷市提出應“以良種補貼為契機，構建新型種子經營體系”，乃是一個極好的改革切入口。也即在財政盡可能加大投入的前提下，調整良種補貼方法，建立長效管理體制。重點在于因地制宜建設高標準、區域性良種繁育基地。政府對良種從繁育到供應的成本實行補貼，以便能夠無償向農民提供良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