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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玉米生產成本的動態比較

  作者: 來源: 日期:2005-08-29  
      內容提要: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農產品的競爭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生產成本。本文在統一的成本核算模式下,用分解法對中美玉米生產成本的歷史變化及現存差異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玉米生產成本從1993年以來有較大幅度的增長,而美國玉米生產成本則呈持續下降趨勢。在構成總成本的現金成本和非現金成本中,現金成本對總成本的影響較大。對成本、單價、純收益的綜合分析結果表明,美國玉米生產呈現出“低成本、高產出、高補貼”特征,而中國玉米生產則呈“高成本、低產出、低補貼”特征。中美玉米成本的歷史變化特點及現階段的成本差異,分別反映了兩國農業發展的宏觀趨勢、資源稟賦狀況、技術誘導及農業政策的不同。

    玉米是我國第二大糧食作物,集中分布在從東北向西南,包括東北、華北(包括晉陜)和西南地區的狹長地帶上。2000年,中國玉米總產達1.06億噸,占全國谷物總產量的30.8%,占世界玉米總產量的18%;其中,60%以上用于飼料,10%~15%用于口糧和工業用糧(陳世軍,1998)。隨著我國全面小康社會對畜牧業發展的迫切需求,玉米在我國農業經濟中的地位將越來越重要。

    玉米是美國的第一大糧食作物,集中分布在中部、北部平原。2000年,美國玉米總產達2.5億噸,占其谷物總產量的74.1%,占世界玉米總產量的42.5%;其中,62%用于飼料,3%直接食用,20%用于出口,5%用作工業原料。目前,國際市場上50%以上的玉米都來自美國(劉治先,2000)。美國的玉米生產影響全球的玉米供給狀況。加入WTO后,我國玉米生產可能受到較大沖擊,主要原因是玉米價格較高,缺乏市場競爭力。因此,有必要研究提高中國玉米競爭力的途徑。

    成本是價格的主要決定因素之一,研究中美玉米生產成本有利于較直觀地分析我國玉米成本高的原因。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雖有不少,但不足之處在于:①這些研究多局限于對單個成本的比較,尚未建立統一的成本構成框架;②大多數研究是靜態的,長期的、動態的比較研究相對薄弱。為此,本文在分析中美兩國玉米成本結構的基礎上,首先,建立了具有可比性的成本構成框架;然后,利用分解法分析了1980年以來兩國玉米生產成本及其子成本的歷史變化趨勢,并比較了2000年玉米生產成本的狀況與差異;最后,對形成兩國玉米生產成本差異的原因進行了扼要分析,并就我國玉米持續發展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議。

    一、數據及方法

    為了使成本數據具有代表性和權威性,本文主要采用了原國家計委編制的《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1979~2000年)中的玉米成本數據,以及美國農業部公布的成本數據。如果不做另外說明,本文表格中的數據來源均為這兩類數據。

    中美兩國的成本收益數據均是在對生產者進行調查的基礎上獲得的。中國的成本收益資料來源于國內各級價格主管部門每年一次對全國農戶典型調查的匯總數據。美國生產者每5~8年接受一次對所有商品成本的調查;在未調查的年份,用實際調查年作為基礎,并利用價格指數和其他指數反映每年的變化。

    相同的成本結構和核算形式是比較和分析中美兩國玉米成本的關鍵。美國的成本核算嚴格區分了成本的來源屬性,而中國主要根據用途對成本進行分類。本文綜合了兩種分類方法的優點,依據成本子項目的含義對兩國成本結構進行了再次調整。

    總成本分為現金成本和非現金成本。現金成本,也叫顯性成本,指發生買賣或租賃,當年必須用現金支付的生產要素投入;非現金成本,也叫隱性成本,是農戶生產時必須花費但不直接支付的投入,其費用可用機會成本來估算。

    現金成本又可分為可變現金成本和固定現金成本。可變現金成本每年的投入水平不定,可按農民意愿調整,是直接用于玉米生產的費用;固定現金成本的年投入相對穩定,主要指農民的非生產性負擔。

    非現金成本主要指農戶自己擁有的投入品,不需通過市場交換,其統計或是將一次性投入進行多年分攤,或是因屬于自家財產而只能計算機會成本。美國實行土地私有制,可以統計土地機會成本,但中國因為土地流轉制度不完善,成本核算中只有土地承包費。由于土地承包費與土地機會成本相差很大,本文的研究將略去對土地機會成本的分析。

    有必要說明的是,成本結構調整后,成本資料的原始數據都是按報告期的當年價格計算的,而要進行年際間比較,必須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這里以2000年作為基礎年,分別用消費者價格指數(1984年以前的中國消費者價格指數用商品零售價格指數推算)調整成本數據。考慮到中國和美國的外匯政策存在較大的不同,匯率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國家間貨幣的實際購買力,對中美玉米生產成本的橫向比較僅限于2000年。

    二、中美玉米生產成本的歷史變化

    (一)總成本的歷史變化及構成

    中美兩國玉米生產成本的變化具有明顯差別。美國玉米生產成本自1980年以后呈下降趨勢,中國玉米生產成本在1993年以前呈微弱下降趨勢,之后則急劇上升。中國玉米成本在1979年為每噸879.1元,1993年下降了27%左右;1997年,中國玉米成本上升至有史以來的最高點,為每噸946.9元,比1993年增長了46%。美國玉米成本在1983年達最高,為每噸249美元,到2000年下降到每噸80美元,下降了68%。

    生產成本的變化取決于單位面積的成本投入及單產變化。美國玉米生產在單位面積成本投入持續減少的情況下,單產水平穩定增加;而中國生產單產水平的增長速度在1993年之后低于成本投入的增加速度。2000年,中國玉米成本為每噸901元,比美國高35%,但單產水平僅為每公頃5300公斤左右,還不及美國1979年的水平(每公頃6874公斤)。因而可以說,“高成本、低產出”是中國玉米生產的特征。

    中美兩國玉米生產成本中現金成本比重較大(50%~70%),對總成本的影響更為明顯。2000年,中國玉米生產成本中現金成本和非現金成本分別為每噸538元和363元,分別比美國高114元和120元。

    (二)現金成本的歷史變化及構成

    中國玉米生產成本中可變現金成本的變化趨勢與總成本相同,固定現金成本呈持續增加的趨勢。美國玉米生產成本中這兩項成本均呈下降趨勢。因變化幅度不同,中國玉米生產成本中可變現金成本的比例下降,固定現金成本的比例則上升,美國則剛好相反。

    2000年,中國玉米生產成本中可變現金成本達每噸384元,與美國幾乎相當;同年,中國玉米生產成本中固定現金成本為每噸153元,比美國高110元。可見,中國玉米生產成本中現金成本較美國高主要是因為農民的非生產性負擔過高。

    1.可變現金成本的歷史變化。玉米生產成本中的可變現金成本除了種子、化肥、農藥等共同費用外,在中國還包括機械、畜力、棚架材料、塑料薄膜及其他費用,在美國還包括修理費用、日常管理費和生產資本的利息。這種差別與兩國農業的基本生產條件有關。為了比較可變現金成本投入,將兩國的化肥和農家肥費用合并為肥料費,將中國的機械費、燃料費和美國的燃料費、修理費統稱為動力費。這樣可以比較兩國玉米生產中種子、化肥、農藥、動力、雇工、灌溉費用等的投入差異(中國雇用勞動力記載始于1997年,本節將不討論中國雇用勞動力的歷史變化)。

    美國玉米生產成本中的可變現金成本幾乎一直呈下降趨勢,而在中國,種子、農藥、動力、灌溉等費用的增加較為明顯。但因其變化程度不同,可變現金成本的結構發生不同的變化。

    肥料費是可變現金成本的主要構成部分。中國玉米生產成本中,肥料費所占比重雖然從1979年的65.8%下降到2000年的50.4%,但仍遠高于美國(2000年,美國僅為24.7%)。2000年,中國玉米生產成本中肥料費用達到每噸194元,比美國高100元。相關資料表明,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國內肥料價格高,掩蓋了其真實投入水平;另一方面與要素使用的收益規律有關。

    動力費是可變現金成本的又一主要構成部分。美國玉米生產成本中,動力費的構成比例從1979年的20.7%上升到29.1%,超過肥料費的比重。中國動力費所占比重也從1979年的4.5%上升到11.1%。2000年,美國玉米生產成本中的動力費達每噸111元,比中國高將近70元。

    種子費可在一定程度上表示科技水平的高低。美國玉米生產成本中,種子費用的比重從1979年的12%上升到2000年的18.7%,中國的種子費用所占比重從1979年的6.6%上升到2000年的11.4%。2000年,美國玉米生產成本中的種子費用達每噸71元,比中國高27元。

    2.固定現金成本的歷史變化。與美國玉米生產成本中的固定現金成本構成不同,中國玉米生產成本中的固定現金成本除包括管理總費用和農業稅外,還包括成本外支出(包括村提留、鄉統籌及“兩工”支出等——通常意義上的農民不合理負擔)。中國玉米生產成本中固定現金成本的子項目呈上升趨勢,其中,成本外支出自1997年以后急劇上升,到2000年達每噸95.1元,約為1984年的5倍,占固定現金成本的30%,對固定現金成本的影響最大。美國玉米生產成本中的固定現金成本項目則均呈下降趨勢。

    2000年,美國玉米生產成本中的管理總費用和稅金分別為每噸26元、17元,中國則分別達到每噸24元、34元,但中國的成本外支出達到每噸90元。可以看出,成本外支出比重大是中國玉米生產成本中固定現金成本高的主要原因,反映了中國農民的非生產性負擔高。中美玉米生產成本中固定現金成本的差異與兩國的農業政策和農業管理有著十分緊密的關系。

    (三)非現金成本歷史變化及構成

    在玉米生產成本的非現金成本中,美國固定資產折舊費用呈下降趨勢,中國則穩定在相當低的水平上。2000年,美國玉米生產成本中固定資產折舊達每噸167元,中國則僅為每噸29元。

    美國玉米生產成本中的無報酬勞力機會成本穩定在每噸10美元,中國則保持較高的水平,且有較大幅度的波動,例如1994年以前呈下降趨勢,以后則明顯上升。這與1994年前后勞動日工價的變化有關。2000年,中國玉米生產成本中無報酬勞力機會成本達每噸334元,比美國高250元左右。

    中國玉米生產成本中的非現金成本以勞動力機會成本為主,而美國則以固定資產折舊為主。中美玉米生產成本中非現金成本的差異反映了兩國人地資源稟賦的基本國情上的差異。中國人多地少,因此勞動力是其主要生產投入要素。美國人少地多,固定資產投資則是其主要生產投入要素。

    (四)中美玉米生產收益比較

    成本比較是收益比較的基礎,而收益還取決于產品的價格。中國的玉米單價水平總體來講是上升的,但波動較大,1996年達到最高值,為每噸1206.5元,2000年下降到每噸856元,單價的多年波動形態呈M形。在價格的影響下,中國玉米純收益的變化也呈M形,最高為1994年,達每噸403元,1996年以后持續下降,到1999年純收益第一次低于0,開始虧損。

    從總體上看,美國的玉米單價呈下降趨勢,但自1988年以后下降緩慢。2000年,美國玉米單價水平為每噸70美元,合計人民幣每噸576元,比中國低280元。在單價的影響下,美國玉米的純收益在1979年達到最高,為每噸69美元,1982年最低,為每噸-47美元,其他年份在此之間波動。1996年以后,玉米純收益呈下降趨勢,到2000年,純收益合計為每噸-91元。

    僅觀察數據可以認為,中國玉米的收益率高于美國,美國只有少數幾個年份的收益率是正值,即大多數年份玉米生產處于虧損狀態。但成本和收益表并沒有統計國家對農民生產的補助。為了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并使農民獲得社會平均利潤,美國實行了對農產品生產的直接補貼、反季節補貼、收購價保護等政策。有資料表明,美國政府給玉米生產者的補貼有玉米產量的補貼,也有玉米種植面積的補貼,這兩項加起來,相當于每噸玉米的補貼達673元。

    嚴格意義上講,中國的農業保護政策是從1996年開始的,主要體現在對糧食的最低保護價上。與美國全面的農業保護政策和措施及其效果相比,中國的農業保護水平仍處于較低水平。并且隨著中國糧食保護價的取消,中國玉米生產的保護政策進一步被削弱。這充分說明美國玉米生產具有“高補貼”特性,而中國玉米生產則屬于“低補貼”。

    三、原因討論及建議

    本文認為,國情差異、農業發展的宏觀趨勢、資源稟賦狀況、機械技術和生物技術的誘導及農業政策取向是中美兩國玉米生產成本歷史變化及成本差異的主要原因。

    1.玉米生產成本的變化直接反映了農業發展的宏觀趨勢。美國自20世紀60年代以機械化、化學化為特點的常規現代化農業取得成功后,出現了成本過高、補貼加重、能源消耗、資源破壞等一系列問題,為此在世界上率先倡導“有機農業”、“生態農業”以及“持續農業”。這些農業模式的共同之處在于反對或減少使用化肥、農藥,強調生態環境第一。另外,美國農場的數目在1950~1969年間迅速降低,從540萬個下降到270萬個,至1990年只剩下190萬個農場。這兩方面的變化是美國玉米生產成本降低的重要原因。中國是發展中的農業大國,增加產量以確保食物安全和消除饑餓是其不能放松的重要方面。但1993年以前產量的增長超過了成本投入的增加,之后則相反。有文獻也表明,中國在改革前期玉米單產增長快,而后期增長較慢。盡管中國玉米生產具有“高成本、低產出、高補貼”的特征,在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中國既要追求玉米“高效”生產以提高農民收入,同時,還要保障“食物安全”,保證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利用,因此,需要適當投入化肥以及低毒農藥等。

    2.以人地關系為核心內容的資源稟賦狀況是影響非現金成本投入及其變化的原因。要素的稀缺性不僅影響成本高低,而且影響農業技術進步的途徑。中國勞動力平均耕地面積為0.264公頃,美國則達62.6公頃,高出中國數百倍。因而美國在玉米生產中更為注重機械化生產,中國則更注重勞動力投入,這表現在兩國的非現金成本構成差異上。

    因此,我國應著力發展土地和勞動力市場,促進土地規模經營,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是提高我國農業生產效率和勞動生產率的重要途徑。

    3.農業技術的誘導是可變現金成本變化的主要因素之一。盡管“人地”關系的差異使中美農業發展遵循要素替補的原則有所不同,但隨著社會經濟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勞動力替代”和“土地替代”技術卻在相互融合,例如中美玉米生產成本的動力、種子、灌溉等費用在可變現金成本中的構成比例都有所增加。

    農業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是必然的趨勢,這就必然要求增加農業投入。與美國相比,中國種子、農藥等代表科技水平的投入明顯偏低。因此,針對中國而言,“投入”更應傾向于科技。

    4.農業政策和管理是決定固定現金成本的主要因素。固定現金成本實際上反映了農民的非生產性負擔。美國農民的非生產性負擔越來越少,中國農民的負擔卻越來越高。農民負擔的大小反映了國家的農業政策傾向以及農業管理體制和機制的運作效果。

    農業是特殊的基礎產業。對農產品這種戰略物資常備不懈的保障需求,是美國等發達國家實施農業保護的根本原因所在。以1986年為例,美國提供了相當于農業產值15.43%的價格補貼,向農業保險提供20%~30%的保費補費。

    中國農業基礎薄弱,且長期受到“剪刀差”的不合理困擾。在世界貿易組織的《農業協議》關于國內農產品補貼的基期(1986~1988年),中國政府對農業的支持一直處于負值狀態之中。整個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業部門發生的凈資源轉移共達到1400億元,是該時期政府對農業部門財政轉移支付的10倍。相比之下,中國對農業的保護遠遠落后于美國。

    成本外支出是農民負擔的主要組成部分,實際上是農業稅的變種,因此,減輕農民負擔最直接的措施就是降低成本外支出。2004年,中國減免農業稅的改革已經開始試點,相信對減輕農民負擔、降低包括玉米在內的農產品的成本及增加農民收入等將起到重要作用。

    有必要說明,隨著土地流轉機制的轉變,土地機會成本將會迅速增加并進入成本核算體系;隨著勞動力雇用的普及,勞動力成本仍會有所增加。這些都將使中國的玉米生產成本繼續上揚。如何降低玉米成本,增強玉米的國際競爭力,現在是,未來也是我們應該關注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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