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階段提出的必然要求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曾多次出現在黨的文件中。十六屆五中全會《建議》再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個目標和要求，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

    （一）改變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明顯滯后的局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最艱巨的任務

    近年來，我國工業化、城鎮化步伐加快，國民經濟持續較快增長，但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卻有繼續擴大之勢。農業、農村經濟的發展在這樣的新背景下出現了不少新問題，突出反映在糧食生產滑坡和農民增收困難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針對這種情況，黨中央、國務院及時明確了要對農業、農村、農民實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并出臺一系列強有力的政策措施。中央在2004年“一號文件”中實行“兩減免、三補貼”的政策，使農民從減免農業稅、免征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產稅和種糧直接補貼、購買良種補貼、購買大型農機具補貼中，直接受惠451億元。2005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繼續加大“兩減免、三補貼”的力度，政策直接給予農民的實惠比上年又增加251．4億元。由于這些政策措施的強力推動，以及市場糧食價格回升和氣候比較有利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農業、農村經濟形勢出現了明顯的轉機。2004年糧食總產量達到9389億斤，比上年增加775億斤，當年增產的數量為有史以來之最；農民人均純收入比上年增加314元，達到2936元，增長6．8％，是1997年以來的最高增幅。2005年，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增長繼續保持良好勢頭。

    但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明顯滯后的局面是長期形成的，改變農業和農村的落后面貌必須付出長期艱苦的努力。正如2005年中央“一號文件”所指出的：“必須清醒地看到，農業依然是國民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投入不足、基礎脆弱的狀況并沒有改變，糧食增產、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并沒有建立，制約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并沒有消除，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明顯滯后的局面并沒有根本改觀，農村改革和發展仍然處在艱難的爬坡和攻堅階段，保持農村發展好勢頭的任務非常艱巨。”“十一五”時期是承前啟后的重要時期，只有切實推進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加快農業、農村發展和農民增收的步伐，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進步，才能在本世紀頭20年如期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二）我國總體上已經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存在的時期，是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難以避免的一個發展階段。我國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在自力更生的條件下開始推進工業化的，最初的積累資金只能主要來自農業，農業和農民因此為國家的工業化做出了巨大貢獻。但與此同時，城鄉的二元經濟結構也在進一步強化。特別是近年來，相對于快速發展的城市而言，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滯后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國農村人口占大多數，城鄉之間發展的不協調不僅制約著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和農民生活質量的提高，而且也明顯制約著國內市場的擴大。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在縣和縣以下實現的比重，1993年為42．0％，1996年為39．6％，2001年為37．4％，2004年只有34．1％。這從一個側面表明，農村發展的滯后和農民收入增長的緩慢已成為影響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一大瓶頸。

    針對我國城鄉發展不協調的突出矛盾，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這一要求。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同志提出了“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縱觀一些工業化國家發展的歷程，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我國現在總體上已經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我們應當順應這一趨勢，更加自覺地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積極地支持“三農”發展。從2004年和2005年兩個中央“一號文件”中，人們能夠明顯地感受到，“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已經開始實施，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力度正在不斷增強。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明顯提高，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條件正日漸具備。按可比價格計算，我國2004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1989年的327．2％，財政收入也達到了26355．88億元。與此同時，第一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25％下降到15．2％；居住在農村的人口也從占總人口的73．79％減少到58．24％。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努力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已經成為我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和迫切任務。

    堅持以城鄉統籌發展來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建議》提出的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一個鮮明的新特點是，要在積極推進城鄉統籌發展的前提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我國現階段統籌城鄉發展，就是要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建議》提出：要“堅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級政府對農業和農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強化政府對農村的公共服務，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因此，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既要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也要切實貫徹好“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只有結合好這兩方面的力量，才能按照時代發展的要求推進新農村建設。

    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統籌城鄉發展的長效機制。造成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滯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財政和金融對農村的支持不足。2004年，我國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16．34％；各級財政支農支出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5．89％；農業貸款余額占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的5．55％。農村在上述各項資金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與農村人口所占的比例、農業和農村經濟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份額相比，顯然很不相稱。《建議》明確要求：“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快公共財政體系建設。完善中央和省級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理順省級以下財政管理體制，有條件的地方可實行省級直接對縣的管理體制”；“深化農村金融體制改革，規范發展適合農村特點的金融組織，探索和發展農業保險，改善農村金融服務”。根據這些要求深化改革，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改善農村金融服務，加快形成促進農業和農村發展的財政和投融資體制，是新階段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條件。

    加快形成有利于農業、農村發展和農民增收的市場體制。建立城鄉統一的市場體制包括許多內容，而當前農民最迫切的要求是《建議》提出的“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依法保障進城務工人員的權益”。農村人多地少，加快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的轉移就業，是增加農民收入的必由之路。1990年，在農民的人均純收入中，家庭經營和工資性收入的比重分別占75．56％和20．22％，而2004年這兩項指標已變為59．45％和34．0％。這表明，就業結構和收入來源的變化對農民增收的作用日益重要。因此，在加快城鎮化進程中，應當通過加快完善市場體制來為農民提供更多、更便利、更公平的就業機會。

    加快形成有利于促進農村公共事業發展的機制。農村發展的滯后還突出地反映在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事業方面。在以往較長的時間里，由于受財力的限制，政府對農村提供的公共服務不足，農村的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事業主要由農民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自己辦，與城鎮差距很大。近年來，這種狀況已經開始發生變化。中央在2003年初就提出了“國家今后每年新增教育、衛生、文化等事業經費，主要用于農村”的要求；在2005年的“一號文件”中，對此再次作了明確規定。從2005年開始，在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實行了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學生免除雜費和課本費、對寄宿生補助生活費的政策。《建議》進一步提出，“十一五”期間，要將“兩免一補”的政策擴大到農村所有的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的學生，并實現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全體學生免收雜費。2002年10月，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明確了加強農村公共衛生工作、推進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建立和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與醫療救助制度等任務，農村的衛生醫療狀況有了一定的改善。在中央和地方財政的共同支持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試點工作進展順利。到2005年6月底，在開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的641個縣（市、區）的2．25億農村人口中，已有76％的人自愿參加了這項制度。《建議》再次強調，要“加強農村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體系建設，基本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國務院將從2006年起，進一步加大中央和地方財政對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支持力度，到2008年將在全國農村基本普及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建議》還提出，在已經取得試點經驗的基礎上，要“實施農村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扶貧工程”。《建議》明確要求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加快鄉村道路、農村電網和農村信息化等建設，逐步解決農村的飲水困難和安全問題，以及發展沼氣等適合農村特點的清潔能源。《建議》還提出，要“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加快征地制度改革，健全對被征地農民的合理補償機制”。這顯示了對保障失地農民生存發展權的高度關注。在進一步完善國家、集體和家庭等多方面力量相結合的農村現有社會保障措施的基礎上，《建議》還根據部分地區的試點經驗，提出了“有條件的地方要積極探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要求。

    以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進步為目標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必須全面深化農村改革，激發農村自身活力，在國家政策的扶持下，大力發展農村生產力，加快改善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和整體面貌，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進步。因此，必須根據《建議》提出的總體部署，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全面推進新農村建設的各項工作。

    堅持和完善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努力發展農村生產力，促進農民收入持續增長。建設新農村的首要任務，就是推進現代農業建設。《建議》明確提出了建設現代農業的總體要求：“加快農業科技進步，加強農業設施建設，調整農業生產結構，轉變農業增長方式，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完成這一任務的關鍵在于，保護和調動廣大農民群眾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黨領導下的億萬農民在改革中的偉大創造，是我國憲法所規定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建議》明確提出，要“穩定并完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有條件的地方可根據自愿、有償的原則依法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我國農業的發展始終承擔著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增加農民收入的雙重任務。因此，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推進現代農業建設、提高糧食生產能力、促進農民收入持續增加作為新農村建設的出發點和基本目標。按照《建議》提出的要求，在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基礎上，健全農業技術推廣、農產品市場、農產品質量安全和動植物病蟲害防控體系；在完善現有農業補貼政策的基礎上，逐步建立符合國情的農業支持保護體系；在增強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服務功能的同時，鼓勵和引導農民發展各類專業合作組織，提高農業的組織化程度。

    鞏固農村稅費改革的成果，全面推進農村綜合改革，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體制保障。新農村建設必須伴隨一系列體制創新，其中一大任務就是推進以鞏固稅費改革成果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綜合改革。“十一五”時期的第一年，全國將全面免征農業稅，農民種地必須交納“皇糧國稅”的歷史在延續了兩千多年后即將終結。這是國家、集體與農民三者利益關系的一次重大調整，由此必然提出加快推進涉及面更廣、層次更深的農村綜合改革的任務。取消農業稅的積極意義顯而易見，但也使農村原有的深層次矛盾凸顯，并引發了大量的新情況、新問題。只有下決心深化改革，進行體制創新，才能鞏固和發展農村稅費改革已經取得的成果，才能保證農村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和新農村建設的順利推進。因此，《建議》提出，“十一五”期間，要“基本完成鄉鎮機構改革、農村義務教育和縣鄉財政管理體制等改革任務”。這些改革任務涉及農村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核心是要建立起精干高效的農村基層行政管理體制和覆蓋城鄉的公共財政制度。應當從各地實際出發，在認真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村綜合改革，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可靠的體制保障。

    搞好鄉村建設規劃，逐步改善村容村貌。在著力解決直接關系農民切身利益的各類生產生活問題的基礎上，要切實加強鄉村規劃，使鄉村的建設和管理符合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鄉村建設規劃的實施是一項長期任務，既要著眼于改善村容村貌，又要從當地實際出發，尊重農民的意愿，充分考慮農民的承受能力；既要堅持節約和集約使用土地的基本原則，又要便于農民生產生活，體現地方特色。農村各地的發展差距很大，改善村容村貌的工作也必然是起點有差距、過程有快慢、水平有高低，切不可脫離實際，違背農民意愿，盲目攀比，而必須堅持從實際出發，統一規劃，分步實施，因地制宜，穩步推進。建設新農村，農民是主體。因此，《建議》對推進新農村建設提出了必須牢牢把握的兩大重要原則，這就是“從各地實際出發，尊重農民意愿”和“通過農民辛勤勞動和國家政策扶持”。只有始終堅持這兩大原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才能在符合農民意愿、帶給農民實惠、得到農民擁護的基礎上扎實穩步地向前推進。

    注重培育和造就新型農民，形成良好的社會風貌，進一步完善村民自治機制。建設新農村，離不開培育和造就新型農民。《建議》要求“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這是把農村巨大人口壓力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的根本途徑，也是持續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力量源泉。要通過發展農村教育事業、活躍農村健康的文體活動、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完善農民職業技能培訓制度等措施，在農村形成良好的社會風貌，使新一代農民有健康成長的良好社會環境。在轉變鄉鎮政府職能的同時，應切實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通過認真開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增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戰斗力和創造力。要發展基層民主，通過完善“一事一議”和村務公開等制度，保障農民依法行使民主權利，健全村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村民自治機制，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可靠的組織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