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現在中國的農業勞動力還遠遠沒有降到一億人的水平時，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啟動對農業免稅、免費，加大基礎設施投資等措施。以后就可能進一步擴展到各種激勵和補貼，以及對農產品貿易的保護?？梢灶A料，其結果將會是糧食的價格漲到高于國際價格的水平，正像在東亞三個經濟體目前所出現的情況一樣，其中日本的情況是最嚴重的，其大米的價格是國際市場價的6~8倍。如果這種情況在中國發生，這意味著中國的城市居民將必須為他們消費的糧食付出更高的價格，以便讓較多的農民生活在農村。從技術上說，這也意味著農產品的貿易剪刀差的逆轉，從過去的有利于工業品，變為大大有利于農產品。

    很明顯，這種政策是一把雙刃劍。它在一方面提高了農民收入的同時，在另一方面促進了糧食價格的上升，降低了城市居民的實際收入。特別是它促使提高了中國勞動力的成本，“民工荒”的現象可能會提早出現在長江三角洲和渤海灣地區。劉易斯的模型（二元經濟發展模型）中，從勞動力無限供給向有限供給轉變的轉折點會提前到達。工資剛性、收入剛性、補貼剛性是現代經濟學中的術語，說的是在現代經濟社會中，工資、收入和補貼，是只能漲，不能降的，一旦漲了以后，就很難再降下來。如果沒有一個好的政策設計，政府的撥款、投資和補貼就會像進入一個無底洞，越投越深，越投越不見底。

    已經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的經驗教訓是，必須謹慎處理對農業的激勵和補貼，盡可能地把這一過程開始得晚一些。通過加快對農民子女的普及教育，通過鼓勵農民轉向服務業和其他產業，更多地鼓勵農民依靠自己闖出非農出路來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

    客觀地說，從發展趨勢看，現代社會中充滿著不利于農業和農民的經濟與社會的力量，如果沒有一個前瞻性的新農村的設計和強大的政策配套的誘導，大部分政府到最后都不得不在政治與社會的雙重壓力下采取保護農業的措施，不管經濟成本會有多高，竭力維護農業生產和阻止農民人數的進一步下降。在大部分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和日本，由于政治結構的歷史原因，農民一直都被組織成強大的政治利益團體（比如在地方選舉中，農村的選票具有更多的代表權）。這些國家的農民，能比較容易地使用如“保障糧食供給”等政治口號，來為他們自己獲得更多的經濟和社會上的利益。在法國，農場主們能進一步使用對農村莊院的懷舊情緒等傳統的文化因素，來獲得對農業的保護，農村勞作被提升為一種應受保護的傳統的農村生活方式和農村文化。農業在法國只占GDP的3％，法國的農場主總數約50萬人，只占勞動力的4％。但是，按有爭議的歐洲共同農業政策（CAP）的規定，這一批具有特權的人群，每年吃掉歐盟全部補貼費用的20％（在2004年大約是440億歐元）。而其他96％的法國人還要付出昂貴的費用來購買他們生產的食品。美國在過去幾十年里，對200多萬農場主的補貼總額高達6000億美元，農場主每年的最高補貼為36萬美元。這種因為政策的“走火入魔”所造成的教訓是非常沉重的。而且歷史證明，一旦陷入這一怪圈就很難再擺脫。

    支持高成本農業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糧食供給的安全性問題，也即是一個國家的糧食自給的程度應達到多高的水平，在政治上才是安全的。如美國和加拿大是糧食出口國家，日本和英國則是糧食進口國家。糧食的自給程度在日本是70％，而在新加坡則是100％進口。但是，對中國和印度這樣的人口大國來說，糧食自給程度必須是相對比較高的，否則就不具備在世界上立足的安全性。假如中國的農業遇到突然的巨大災難，中國的進口必須達到它的需求量的20％以上，世界的糧食市場立刻會崩潰。許多原先的糧食進口國將會很難進口到他們所需的糧食，因為這些糧食都被中國的買家買去了。

    因此，中國的糧食自給水平必須是很高的，但是這也并不意味著中國的糧食必須完全由自己來供給。中國必須利用國際貿易理論中的競爭優勢，出口一些價格較貴的糧食，比如大米，或者進口一些便宜的糧食，比如小麥；或者進口一些都市消費中所需要的本國稀缺的糧食品種。有些學者建議，中國的糧食自給程度達到90％甚至是85％，都是安全的。

    總體來說，在過去幾年中，中國最主要的基本糧食——谷物的外貿逆差是不嚴重的。從價值上來說，中國的谷物貿易在1998年、1999年和2002年是順差，在2000年、2001年和2003年是逆差。2003年由于自然災害，中國的谷物生產降到10年來的最低點（4億噸），谷物逆差達到出口的17％，創歷史紀錄。但在2004年中國的糧食生產就回升了。

    許多中國學者沒有注意到中國的糧食貿易在價值上說大部分年份都是處于順差的。例如，在2004年，中國進口糧食的總價值是92億美元（包括谷物），但出口糧食的總價值是189億美元。中國的農業整體上在國際市場是有競爭力的。但如果中國的農業成本迅速提高，中國農產品的競爭力將很快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