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末以來，隨著部分糧食品種價格上漲以及由此引發的食用油、肉、蛋、奶等價格大幅提升，糧食問題又一次受到空前關注。這既因為糧油副食品價格關系民生之根本，也由于它是衡量通貨膨脹水平的主要指標，成為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對象。但是，目前社會各界對糧價上漲的原因、傳導機理還有一些爭議，影響了宏觀經濟調控的針對性與有效性，因此，當前需要從時間和空間雙重視野重新審視本輪糧價上漲。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糧食價格曾出現過三次上漲。第一次是1988至1989年糧價上漲。這輪上漲的機理是價格“闖關”引發的商品價格全面上漲對糧價的拉力，再加之糧食購銷體制改革的推力，形成價格上漲局面。第二次是1993年末至1995年的糧價暴漲。這一輪上漲的背景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式確立，投資過熱，金融系統失控，由此引發的全面通貨膨脹迫使真實糧價在谷底反彈。而發軔于2006年末的本輪糧價上漲卻與前兩次上漲大不一樣。如果把前兩次糧價上漲的關鍵詞定義為“體制轉軌”與“總需求拉動”，那么，本輪糧價上漲的關鍵詞就是“新國際化”與“價格輸入”。新一輪國際化所改變的糧食供需格局及其外部環境導致國際糧價上漲，而由于部分糧食品種的大規模進口，國際高糧價輸入國內并逐步傳導擴散，形成國內部分糧食副食品價格大幅上漲。 高糧價“借道”大豆輸入國內

    首先，“成本推動”與“貨幣流動性過?！辈皇潜据喖Z價上漲的主要原因。盡管由于原油價格快速上漲導致人工、農業生產資料等種糧成本上漲，但從目前公布的數據來看，2007年小麥、稻谷價格漲微小，與生產成本漲幅不匹配。這說明，中國農業生產規模小而分散的產業結構特征使這一傳導路徑受阻，成本上漲沒能完全傳導至糧食價格。據筆者調查，2007年，農民種植小麥、稻谷的純收益同比在下降，因此，當前生產成本上漲更多地體現為農民種糧純收益的減少。另外，國內貨幣供應量增速持續保持高位對糧食需求有一定的拉動作用，但它對下游糧食價格傳導作用非常有限。一方面，糧食需求彈性較小，即使消費者出現所謂“貨幣幻覺”，新增消費能力也很少用于購買糧食；另一方面，與上世紀90年代初截然不同，本輪糧價上漲雖然伴隨著所謂貨幣流動性過剩，但PPI并未出現大幅上漲，CPI上漲的動因也僅僅是糧油副食品價格上漲，其他消費品沒有明顯漲幅?？梢钥吹降氖聦嵤牵泿帕鲃有赃^剩大多消化在了房地產和 股票等資產價格的上漲之中，而不是糧價上漲之中。

    其次，國內本輪糧食價格上漲的突出特征表明，國際高糧價輸入才是根本原因。國家統計局農產品生產價格調查顯示，2007年，小麥、稻谷生產價格同比僅上漲5.5%和5.4%，而玉米、大豆、油料生產價格則分別上漲了15.0%、24.2%和33.4%。從大豆、玉米等飼料糧價格往下游追溯到食品價格可以發現，食品中價格大幅上漲的也是油脂和肉禽，而非基本口糧。這說明是大豆與玉米價格上漲影響飼料價格并最終傳導至肉禽、油脂（當然，肉禽價格上漲還有疫病造成供給減少的因素）。為什么小麥、稻谷、玉米價格微漲而大豆價格卻猛漲？如果我們把國內外糧價走勢與中國糧食產品的進出口數據聯系起來，可以看到糧食產品是否凈進口與其價格是否與國外聯動緊密相關。2007年初至2008年2月，CBOT大豆期貨指數上漲了109.2%，玉米期貨指數上漲了48.6%，小麥期貨指數上漲144.9%，而國內的大豆期貨指數漲幅高達78.2%，玉米期貨指數僅上漲了9.1%，小麥期貨指數僅上漲了23.1%。除了大豆國內外價格走勢基本同步之外，小麥、玉米價格均呈現國外猛漲國內微漲。與此相印證的是，中國是玉米、小麥、稻谷凈出口國和大豆凈進口國?？梢姡捎趪鴥却罅窟M口大豆，使得國際糧食價格通過大豆貿易輸入國內。

    因此，整個國內糧價上漲的邏輯非常清楚：國際糧食價格的全面大幅上漲通過大豆貿易這一渠道傳導至中國，并通過大豆與其他糧食品種的比價關系擴散，但由于我國小麥、玉米能保持國內供求基本平衡，并未對其價格造成較大影響，大豆則通過其產成品豆油、豆粕傳導至其他油料和飼料糧，并帶動了油脂和肉禽等副食品價格的大幅上漲。 國際糧價暴漲的根源是新一輪國際化。

    既然國內糧食價格上漲的原因是國際市場輸入，那國際糧食價格又為何暴漲？盡管影響糧價的因素很多，但站在歷史和宏觀的層面上探究，筆者發現，其根源來自于新一輪經濟國際化。

    新一輪國際化浪潮起源于本世紀初，它以美國新經濟泡沫的破滅與中國、印度、巴西等人口大國的迅速崛起為標志，核心是各種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配置。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新一輪國際化前所未有地沖擊著糧食生產的供需格局與外部環境。

    第一，新一輪國際化使全球糧食的供需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這是糧價暴漲的最主要原因。在糧食需求方面，油價大幅上漲使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等替代能源的生產具有可行性，玉米、大豆中用于工業消費的比重大幅增加；中國、印度等國國民收入的顯著提高使植物油脂和動物蛋白的消費量急劇上升，油料與飼料用糧需求也大幅增加。糧食傳統的四大需求中除口糧和種子用糧消費量穩中有升外，工業用糧和飼料糧需求大幅攀升，對糧食供給的壓力相當大。而在供給方面，與國際化同步，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快，耕地面積不斷減少，人口總量增加，高素質農業勞動力大量向城市轉移，而農業科技在經歷了上世紀30_70年代“石油農業”與“綠色革命”之后,并沒有取得重大革新，再加之干旱、洪水等自然災害發生頻繁。據美國農業部統計，世界糧食庫存逐年下降，世界糧食期末庫存已由2000、2001年度的5.7億噸下降至2007、2008年度的3.7億噸，庫存消費比大幅下降。因此，在糧食供給無法滿足增長如此之快的需求的格局下，價格勢必上漲。

    第二，新一輪國際化所伴隨的美元持續貶值以及全球貨幣流動性過剩改變了糧食價格的市場環境，成為推動糧價上漲的助因。2001年初至2008年2月底，美元指數下跌幅度高達66.4%，也就是說，即使糧食實際價格維持不變，其以美元標價的名義價格也會上漲66.4%。同時，全球貨幣流動性過剩又使得糧食期貨市場成為國際投機資本逐利的重要場所，供需層面的一絲微小變動也會在期貨市場上被放大，這也從資金層面進一步助長了糧價上漲。

    第三，新一輪國際化所造就的人口大國崛起大幅增加了原油等資源性產品的需求，這種巨大需求與資源性產品供給瓶頸的不均衡導致價格上漲。2001年初至2008年2月底，剔除美元貶值因素，原油價格仍然上漲了約222%。資源性產品價格大幅上漲推動土地、農資、人工以及水、電、氣等成本因素的上漲，把糧食生產成本推向新高，徹底改變了糧食生產的外部環境。而由于國內外農業生產的規模不同，國際上生產資料價格向糧價傳導的路徑非常通暢，因此油價成為推動國際糧價上漲的重要因素。 高糧價時代的政策挑戰

    盡管國內口糧供需目前能保持基本平衡，但國際高糧價輸入所導致的糧油副食品價格上漲使政府高度緊張。為了穩定糧油副食品價格，進而防止結構性通脹向全面通脹轉變，中央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刺激生產和抑制需求的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需要認識到，本輪糧價上漲是新一輪國際化背景下的高糧價對國內形成“輸入型糧價上漲”，具有較強的特殊性。基于封閉經濟條件下的傳統政策手段，對國內外糧食市場的聯系考慮較少，其有效性面臨一系列挑戰。

    展望未來，新一輪國際化的不斷深入勢不可擋，中國、印度等人口大國在向國際市場不斷輸出需求的同時，高糧價又將通過國際貿易不斷輸入國內。隨著國內外糧食市場聯動機制加強，國內糧價變化不可能長時期脫離于國際糧價。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市場高糧價將成為一種常態，下一步的政策目標是，如何高糧價時代保持我國糧食價格的相對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