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隨著中央一系列扶持、保護農業生產，以及惠農利農政策的頒布實施，中國成功實現了糧食自給自足，但長期仍然僅靠有限的土地、稀缺的水資源以及相對落后的農業技術來供養國民，今后中國的糧食供求必將難以保持平衡。何況，近年全球糧食供求偏緊、貿易環境惡化也使中國利用國際市場保證國內糧食供應的難度不斷增大。糧食安全面臨嚴峻挑戰。
情況更糟的是，占國人糧食消費很大比重的中國大豆產業不盡如人意，振興中國大豆行業提上日程。目前在中國小袋食用油生產67%已掌握在ADM、邦吉、嘉吉和路易達孚等國外糧食巨頭手中；全國97家大型油脂加工企業中，外資控制了64家，占66%，外資還占有中國進口大豆加工能力的80%。
大豆之外，國際糧商加緊布局，逐漸進入上游原料倉儲、糧食加工、糧食銷售各個領域。當國際糧商逐漸完全掌握中國糧食流通領域之后，將對中國糧食安全帶來極大危害。
在這種背景下，要想與跨國糧商抗衡，僅依靠全國中小企業是遠遠不夠的。只有依靠實力相對較強的國企，并且依靠大型國有糧食企業在糧食產業中發揮“非同尋常”的作用，主動出擊，我們才能掌握糧食安全的主動權。
大豆困局引發安全擔憂
大豆，在我國民眾糧食消費中占有不小的比重。近年來，我國大豆行業已經通過數量方面的極高進口依存度、質量方面的轉基因隱患和產業結構的外資高度壟斷三管齊下，引發對中國糧食安全的擔憂
“按現在黑龍江大豆市場價，開機就意味著賠錢，只好停產。短時間停產尚能承受，如果長時間停產，企業將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要想生存只能使用進口大豆榨油。”孫吳縣聯凱大豆加工有限公司生產廠長常文波無奈地說。常文波的無奈，反映出國產大豆的困境。
大豆，為五谷之一，原產于中國，世界各國栽培的大豆都是直接或間接由中國傳播出去的。1936年中國大豆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91.2%。
然而這樣具有超強優勢的行業，如今卻不得不面對受人操縱、看人臉色的尷尬現實。“南美人種大豆、中國人買大豆、美國人賣大豆并決定價格”就是這種狀態的真實寫照。與這種狀態相對應的是，9月7日在黑龍江閉幕的首屆中國國際大豆產業博覽會明確提出要振興中國大豆產業。
大豆主產區的停工
中國大豆主產區、占全國大豆產量近一半的黑龍江省被稱為國產大豆的“最后堡壘”。與沿海油脂企業直接加工進口大豆不同的是，多年以來，黑龍江省內的油脂加工企業采用的都是本地產的非轉基因大豆，很少使用進口轉基因大豆。
然而，這一不成文的共識在轉基因大豆的圍剿之下，面臨嚴峻考驗。據黑龍江大豆產業協會常務秘書長吳立強介紹，在進口大豆沖擊下，今年上半年，黑龍江當地68家大豆加工企業幾乎全部停產。許多油脂企業面臨著豆價過高、開工就賠的尷尬局面，本地產非轉基因豆油已經難覓蹤跡。
業內人士介紹，中國以進口大豆為原料的加工企業已占據了80%以上的市場份額。市場著名品牌“金龍魚”、“福臨門”等都在使用轉基因大豆作為植物油的原料。近年來，國內大豆壓榨企業紛紛興建擴廠，廠址也大都選在沿海地帶，逐漸放棄了東北大豆渠道。黑龍江農墾總局下屬的九三油脂原本被稱為堅定的“東北原生大豆”加工商，近年來也在大連、天津、廣西沿海等地開設了幾家工廠專門加工進口大豆，以擺脫生存危機。
據了解，就在目前黑龍江本土油脂企業停產、停購的同時，一些外資巨頭卻正在黑龍江省開始行動，與當地企業接觸洽談，準備以入股、兼并或合資等形式進入中國的豆類加工產業。
進口大豆擠占中國市場
豆油是中國最主要的食用油，約占國內食用植物油消費的40％；豆粕是重要的飼用蛋白原料，占國內飼料工業蛋白原料的60％左右；豆制品是中國主要的傳統植物蛋白食物。隨著人們生活水平提高，飲食結構改變，大豆在整個“食物”構成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數據，2007、2008年的美國對華大豆出口增長率分別達到了62.6%和76.3%。最近美國農業部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4月29日，過去一年中國訂購了2190萬噸的美國大豆，與上一年同期的1820萬噸相比，增加了370萬噸，占到同期美國大豆出口訂購量的58.6%。
由于越來越多的加工企業采用進口大豆，由此造成中國大豆產區出現賣糧難和播種面積持續下降的局面。外資對壓榨環節的壟斷，導致內資企業壓榨能力和實際壓榨量不斷萎縮。
事實上，2001年中國加入WTO、2002年取消大豆進口關稅和配額限制之后，國外大豆就潮水般涌入中國。2005年中國一舉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海關總署發布的數據顯示，2008年中國進口大豆3744萬噸，比上一年增長21.5%；2009年進口大豆4255萬噸，同比增長13.7%，創歷史最高紀錄。中國食用油的進口1986年至今增長多達200倍。2007年進口了838萬噸，創歷史新高。
形勢越來越嚴峻
客觀地說，中國對大豆的需求強勁增長，供不應求，嚴重依賴進口的局面將持續存在。中國大豆的高度對外依存使得國內糧食市場深受國際糧價波動之害。
中華糧網信息事業部主編郭清保曾撰文分析稱，在國內油脂原料進口上，跨國糧商利用其豐富的國際貿易經驗和資金優勢，已基本完成對中國大宗食用油壓榨原料的采購控制，國內壓榨企業都在以進口大豆作為食用油壓榨的原料。在投資建廠方面，ADM、邦基、嘉吉、豐益國際等跨國糧商在全國近百家大型油脂企業中的60多家企業持有股份，幾乎控制了國內占60%以上的大豆壓榨能力。
由于國內一些民營糧食企業資金有限，外資就以私下對民營企業投資、參股等隱蔽方式進入，規避國家政策監管。更為嚴峻的是，由于外資的低調和保密，它們對中國糧食產業民營企業的投資規模和滲透程度難以估計。跨國糧商利用其對原料采購的優勢，使中國不僅在國際大豆市場上沒有話語權，而且在國內大豆市場上也失去話語權，大豆進口時間、數量、價格被國外參股控股企業所掌控，國內油脂壓榨業有被外資壟斷的風險。
可以說，國產大豆的困局已經不僅僅是行業性危機，已經通過數量方面的極高進口依存度、質量方面的轉基因隱患和產業結構的外資高度壟斷三管齊下，引發對中國糧食安全的擔憂。如果國內大豆產量越來越少，甚至完全依賴進口大豆，中國的大豆供應及飼料工業、畜禽、水產養殖業的發展將面臨不利局面，中國食品營養所需植物蛋白和動物蛋白來源也將存在受制于人的風險。
肆虐的轉基因大豆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所向披靡的進口大豆均為轉基因大豆。
與進口大豆相比，國產大豆的蛋白含量較高，但是出油率低于進口大豆。而轉基因大豆和大豆油之所以能迅速占領國內市場，主要原因就是轉基因大豆出油率高（一般在19%~22%）、成本低、價格低，而國產大豆出油率為16%~17%。據悉，大豆出油率每差一個百分點，加工10萬噸大豆，效益相差1500萬元。
豆農們百思不得其解，為什么美國、阿根廷、巴西的大豆漂洋過海運到中國，價格卻比國產大豆還低很多？業內人士分析，主要原因在于種植方式不同、產業結構不同以及補貼等政策機制不同。
中國大豆多為散戶種植，每戶平均只有3.5畝生產規模，專業大戶也只有150畝，而美國、巴西、阿根廷的生產規模在2200畝。兩相比較，外國大豆成本平均每噸要低100~200元。
國際大公司還建立了從種植農場、貿易公司、港口、船隊、加工廠甚至期貨公司等覆蓋“全產業鏈”的商業體系，占有市場的頂端優勢。
此外，進口大豆的價格優勢，還得益于當地政府的高額補貼。美國《2002年農業法案》生效后，美國農民每生產1噸大豆得到的政府補貼，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15.2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59.1美元。
與國外轉基因大豆相比，中國大豆生產不具備成本優勢；國產大豆的出油率較低，種植大豆收益較少。與外資“航空母艦”般的產業鏈比起來，中國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和散兵游勇似的油脂加工企業，形同“小舢板”。
跨國糧商搶灘登陸中國
大豆之外，跨國糧商在中國糧食市場“跑馬圈地”步伐加快，從北方搶購小麥到南方高價收谷，外資企業正全面進入中國糧食收購市場。和此前北方小麥收購形勢相同，外資糧食企業大多開秤早、出價高，收購較為活躍。
金融危機過后，國際糧商進一步加快了在中國的擴張步伐。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向本刊記者表示：“外資正在中國糧食領域全面布局。”
“面對實力雄厚、嗅覺靈敏的外資糧商，國有糧食企業和其他民營加工企業或將生存艱難，國家對糧食市場的調控或增加難度。”中儲糧金溪直屬庫主任饒勝平稱。
國際糧商積極進入到中國的糧食收購環節之中被業內解讀為“掌握國內食用油話語權之后的新一輪跑馬圈地”。業內人士提醒說，外資企業直接介入小麥收購環節、不斷對面粉加工行業進行滲透，應引起政府管理部門的高度重視與警惕。
9月17日，美國農業部在東北中心城市沈陽設立的農業貿易處揭牌，這是繼北京、上海、廣州和成都之后，該部門在華設立的第五家辦公室。至此，美國對華農產品戰略布局已經進入到中國最核心的糧倉。有專家對此表示擔憂：美國憑借在轉基因食品領域的絕對技術優勢，已經開始在世界糧種市場日益贏得支配地位。而一旦美國的轉基因糧種在世界范圍內大面積推廣，其他國家本土培育的糧種很可能會被迅速排擠出市場，這就是為美國從源頭上控制世界糧食供應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糧食定價權或被操縱
業內人士表示，外資糧食巨頭掌握了中國植物油銷售的終端渠道，然后再建立或收購面粉廠、大米加工廠，用植物油的銷售渠道進入糧食消費市場，這就給中國糧食流通帶來極大風險。最危險的是，外資糧食巨頭都是一條龍的集團化運作，從種子、化肥等生產環節到建立自己的運輸通道等流通環節，掌控了整個產業鏈。
顯然，容易搞定的基層糧庫只是外資糧食巨頭的切入點。他們覬覦的是整條糧食產業鏈的利益，在向基層糧庫頻繁示好的同時，嘉吉等巨頭已在布局中國的化肥市場，這正是糧食產業鏈上的重要環節。據悉，嘉吉在華已經建立了全資的山東嘉吉化肥有限公司，以及合資的云南三環中化嘉吉化肥有限公司等。而嘉吉的公開資料對他們在中國化肥領域的投資只字不提。除了種植領域外，嘉吉在華的鏈條基本搭建完成。
美國先鋒公司是另一個必須關注的案例。先鋒公司2005年推出第一個玉米品種——先玉335以來，在吉林省迅速掀起搶種狂潮，種植面積不斷擴大，到目前已超過吉林省玉米播種面積10%。先玉335玉米品種產量雖然不是最高，但由于商品性好、水分含量低，甚至通過自然晾曬方式就能使玉米水分含量達到國家干糧收購、入庫標準，不但節省烘干玉米的能源消耗，而且延長了保質期。在糧食部門限量收購、糧食需求量下降的情況下，出現了比一般玉米收購價高出5分到1角錢，并且優先或只收購該品種玉米的現象。這值得我們深思。
有關專家指出，跨國糧商在國外，通過操縱糧食價格，使中國糧食加工企業采購成本上升，損失慘重；在國內利用技術、資金優勢在中國糧食加工領域大肆攻城略地、擠壓國內中小企業市場份額，意圖逐漸掌控中國糧食產品流通市場。如果控制了種子、化肥等農資，就很容易控制糧價。而這種擔憂并非空穴來風，中國的大豆業就是這樣被外資“剝奪”了定價權。
“糧食問題是影響國家發展的重大安全問題，糧食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標準。因此，中國在農業生產領域的話語權必須得到加強。”李國祥分析道。
但無情的事實不容回避，中國糧食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直接與國際糧商抗衡的能力還很不夠。不僅在國際上，而且在國內的形勢亦不容樂觀。截至目前，中國農產品行業一直沒有能與之抗衡的旗艦企業。
維護糧食安全的國企作為
中國還沒有形成一個完備的糧食產業鏈，而跨國糧商已開始了在中國的糧食戰略布局。大型國企如何在維護國家糧食安全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當時是他們（益海）主動找到我們，希望利用我們的庫容做代儲。對我們來說，這當然是好事，至少我們有活干了，能解決溫飽問題。”河北某基層國有糧庫主任孫元告訴記者，“六年來，雙方合作的規模也在逐年擴大，2008年代儲量為2500噸，今年的代儲量已經增加到5000噸，而每噸的代儲費用則為55元左右。”
孫元的話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跨國糧商早已經打起基層糧庫的主意。由此引發對糧食安全的擔憂絕非空穴來風。
糧食安全面臨嚴峻挑戰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8月18日公布了《2010年糧食安全風險指數》。這份數據是針對全球163個經濟體進行的調查研究，它根據谷物產量、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極端天氣發生風險、農作物品質、糧食分派的基礎設施以及政府效率等12個主要影響因素評判出各國的糧食風險水平。中國被列為“中度風險”國家，排在第96位。
糧食既是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戰略物資，也是人民群眾最基本的生活資料。糧食安全與社會的和諧、政治的穩定、經濟的持續發展息息相關。
按照公認的概念，糧食安全就是能確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時候既買得到又買得起他們所需的基本食品。這個概念包括三層意思，即確保生產足夠數量的糧食、最大限度地穩定糧食供應、確保所有需要糧食的人都能獲得糧食。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耕地僅占世界10％、人口卻占世界22％的大國，十幾億人的吃飯問題始終是頭等大事。糧食安全始終是關系國民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戰略問題。
多年來，隨著一系列扶持、保護農業生產以及惠農利農政策的頒布實施，我國的糧食生產能力穩步提高，加之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取得突破和宏觀調控體系逐步完善，中國糧食安全形勢總體是好的。
不過，從長遠看，中國的糧食消費需求呈剛性增長，而耕地減少、水資源短缺、氣候變化、自然災害頻發等因素對糧食生產的約束日益突出，中國糧食的供需將長期處于緊平衡狀態。全球性的糧食供求偏緊、貿易環境惡化、糧食生產國發生重大事件禁止糧食出口、糧價快速上漲等，也使中國利用國際市場彌補國內個別糧油品種供給不足的難度不斷增大。
“寄希望于國際市場，靠國際貿易保證不了中國的糧食安全。小麥價格波動很大，俄羅斯又宣布糧食禁止出口，這些因素都不利于糧食安全。”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院長鄭風田告訴記者。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同樣認為靠國際貿易無法保證中國的糧食安全。
國有糧食企業積極行動
2007年制定的《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堅持立足于基本靠國內保障糧食供給”的指導思想，這也是中國政府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基本方針。為此，不僅要提高糧食生產能力，還要進一步完善糧食流通體系、儲備體系和加工體系，同時注重加強糧油國際合作。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新產業研究部部長李怡群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具體到企業層面，國有糧食企業仍將承擔起絕大部分責任，繼續發揮糧食流通主渠道和宏觀調控主力軍的作用。
“跨國糧商已經開始了咄咄逼人的進攻。在此背景下，要想與他們抗衡，依靠廣大中小企業是遠遠不夠的。”李國祥指出，“包括民企在內的中小企業實力太弱，規模太小，短時期難以做大做強，融資又很困難，因此他們是靠不住的。只有依靠央企，也就是中儲糧和中糧。”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軍持相同觀點。他認為，在中國完備的糧食產業鏈尚未形成、外資企業對糧食產業不斷沖擊的背景下，大型國企應當在糧食產業中發揮“非同尋常”的作用。“現在糧食生產和銷售走的是市場化路線，但是國家一定要對此有一個基本調控，擔負這個任務的，就是糧食行業的大型國企。”
李怡群向記者坦言，事實上，以中儲糧、中糧、華糧為代表的大型國有糧食企業一直是國家糧食宏觀調控的載體，承擔著國家糧食儲備、維護市場穩定的重任。
2000年，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正式組建，從體制上保證了中央儲備糧管理的政令暢通；通過托市收購掌握了大量糧源，有力維護了種糧農民利益，為保持國家糧食宏觀調控政策的連續性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糧集團在糧油食品進出口貿易方面一直是行業的領導者，是中國大米貿易的主渠道，小麥進出口貿易的重要樞紐。中糧集團還是中國最大的食用油生產商，是中國精煉食用油的最早開拓者。
華糧物流是目前國內最大的跨區域糧食物流企業，已初步形成北糧南運通道，在糧食物流方面擁有無可比擬的網絡優勢、稅收優勢、資金優勢、運輸優勢。
李怡群告訴記者，盡管傳統上三家大型國有糧食企業各有側重、各有所長，但出于長遠發展考慮，他們都在向產業鏈整合的方向進軍。
中儲糧依托其垂直體系的網絡化和規模化優勢，正致力于向倉儲上游糧食生產和下游糧油加工兩端延伸產業鏈條，確定了“不僅做大國家大糧倉（生命線），還要做強市場大糧商（發展線），逐步將總公司打造成集倉儲、貿易、物流、加工為一體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行業排頭兵”的發展目標。
中糧集團則結合糧油進出口、加工和物流業務，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主導中國糧食市場化流通的大糧商。中糧在糧油加工方面的優勢已經日益凸顯，集團擁有多個為消費者廣泛認可的知名品牌。中糧集團已開始大舉進入糧食收購環節，在河南、江蘇等地的小麥收購一度成為媒體和輿論關注的焦點。
華糧物流雖然成立時間不長，但依托其在糧食物流方面得天獨厚的優勢，積極擴大糧油購銷貿易，業務種類覆蓋普通和優質品種的原糧，包括小麥、稻谷、玉米和油脂油料等；糧食加工業務已涉足大米、面粉、飼料加工。此外，與中糧一樣，華糧物流也已獲得參與小麥托市收購的資格。
但是，他們發揮的作用還遠遠不夠。為了維護國家的糧食安全，時代還賦予了他們必須承擔新的歷史使命——與跨國糧商爭奪糧食控制權。
應走出去利用國際市場
中國人多地少的現實國情以及復雜的國際環境，使得糧食儲備的重要意義不僅僅局限于經濟領域，更深入到國家戰略及安全層面。在這種條件下，國家的糧食安全取決于國家獲取糧食的能力。為更大限度地提升獲取糧食的能力，國有糧食企業必須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參與國際分工。
“國際糧食市場競爭愈加激烈，加之中國糧食需求量越來越大。要想保障中國的糧食安全，在保證國內糧食產量持續上升的同時，也要注意從國外市場尋求出路。要通過買地租地種植糧食、控制糧食流通環節，以此確保進口糧食來源的穩定性和可靠性，從而保證國內市場糧食供應的穩定。”李國祥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
東方艾格農業咨詢分析師馬文峰也告訴本刊記者：“據我了解，四大糧商在南美大量購買耕地，面積約相當于美國耕地數量，并且他們擁有當地的鐵路等種種便利條件；而中國糧食企業僅僅在非洲擁有少部分耕地，不僅面積有限，而且相關配套措施也不甚到位。簡言之，很多工作等著國有資本的糧食企業去做。”
事實上，對企業本身而言，糧食國家隊走出去也是發展的必然結果。“之前承擔這一使命的中糧由于各方面的限制，做得并不算出色。而中儲糧沒有進出口資質，無法涉足這一塊的業務。日本在這方面做的就比較好。日本的糧食主要靠進口，日本的農業企業積極走出去買地組織生產。”基于對中國糧食長久安全的擔憂，李國祥希望中儲糧、中糧等央企加大走出去的步伐，在國際舞臺上與四大糧商同臺競技。
鄭風田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明確表示，希望中糧承擔起應有的責任。他告訴本刊記者：“中糧應該以中石油、中石化海外找油維護國家能源安全為榜樣，更要學習美國到南美等地購買農田種植糧食以維護國家糧食安全。”
強大才有能力承擔更多責任
除了進軍海外，不少專家明確表示，本土糧企尤其是有實力的大型國企應積極整合產業鏈，以有效對抗國際糧商。這一觀點也得到了包括中糧、中儲糧在內的本土大型糧企的廣泛認同。中糧在2008年確立了全產業鏈的發展戰略，而中儲糧也堅定了進軍加工行業的決心。
“不僅做大國家大糧倉（生命線），還要做強市場大糧商（發展線）”是中儲糧確定的發展目標。
“事實上，在我看來，中儲糧從大糧倉到大糧商的轉型，固然有其主觀愿望，亦有其客觀必然性。”據李國祥透露，由于中國糧食連年增產，市場供應較為充裕，因此有時會遭遇中央儲備糧庫存消化難的問題。在這種局面下，糧食加工就成為被迫的選擇，“應該想辦法實現動態的平衡，而不是把糧食堆放在糧庫里多年不動，現在雖然也有輪換的制度安排，但是手續太復雜。而選擇糧食加工則不失為一個解決辦法。不過，一定要加強相關監督，避免出現管理上的漏洞。”
從田間到地頭的“全產業鏈”則給了中糧一個對抗跨國糧商的利器。
中糧集團總裁于旭波表示：“過去應對國家儲糧安全問題，就是國家缺什么我們買什么，多什么賣什么；買賣的多是基本口糧。”現在的情況則是因為消費品價格的上漲，缺的是蛋白、油脂，而且價格波動劇烈，受國際市場影響大。“作為一個大型國企，中糧能不能在糧食安全中起到一個更好的作用，因為最終受到考驗的是市場份額夠不夠。”于旭波介紹道。上世紀90年代初，中糧在米面油方面不斷投資，把下游發展起來。下游發展起來以后，中糧集團原有的貿易模式才會得到利用，而且在這模式上建立起來的銷售基礎也才會更加穩固，才更容易對抗國際市場。
不過也有專家提醒說，全產業鏈力求的是控制力，而不是鋪攤子。精髓在于打通倉儲和物流，從而連接種植區和消費市場，而不是什么都要做，牛奶、方便面、葡萄酒、果汁……
對于國有糧食企業而言，為了確保中國糧食安全，最好的方法是壯大自身，成為世界大型糧食集團，增強與國際同行們同臺競技的能力和競爭力，使國有資產的效益達到最大化。另外，要挑起中國糧食安全的大梁，國有糧食企業的目標不僅是成為一個巨人，更要成為一個強人，一個體格健壯而且勇擔國家責任的企業，這樣在國際糧油巨頭們中間才能真正站立起來。
保證糧食安全需要解決一系列問題
保證糧食安全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國有糧食企業只是一個重要的環節。當然，企業層面保證中國糧食安全的重任，不能只落在中儲糧、中糧和華糧等大型國企身上，還需要依靠廣大的中小國有糧食企業，民營糧食企業同樣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鄭風田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糧食安全最終要靠糧食生產，靠把糧食產量搞上去。中儲糧、中糧等國有糧食企業主要著眼于糧食的儲藏和加工，本身不生產糧食，對糧食安全起的是輔助性作用。”
“解決糧食安全問題首先要解決賣糧難的問題，增加補貼，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不僅要防止谷賤傷農，還要考慮讓農民增收致富。”李國祥告訴記者。
業內人士分析稱，很多事情是政府層面應該去做和解決的，比如鼓勵興修水利、提高農業科技水平、促進農業現代化產業化經營，學習美國增加農業補貼（對種糧農民的補貼和對糧食企業的補貼），優惠政策支持糧食企業發展，以國際四大糧商為目標、培育中國農業領域的大企業集團，控制糧食流通環節、增加糧食儲備，加強農業環境監管比如啟動反傾銷、反壟斷調查，等等。
“而對于國有糧食企業來說，最大的難題恐怕還是作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經濟主體與承擔國家政策性任務之間的矛盾。”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新產業研究部部長李怡群認為：“一肩擔著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重擔，另一肩還要扛起國家宏觀調控的職責。這種集雙重屬性于一身的特點，不僅給企業的經營決策出了道難題，也為監管部門的考核提出了挑戰。盡管在實踐中監管部門的考核已對此有所考慮，但并未從根本上解決企業追求利潤與承擔公共職能相沖突的問題，而這則有可能成為導致這些國有糧食巨頭間無序競爭的潛在因素。”
“全球金融危機對世界糧食生產的投入、市場交易乃至未來走向所產生的負面影響，諸如資金面的影響、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的加強、外資糧食巨頭的滲透甚至瘋狂搶灘等，都對中國國有糧食企業的生產經營、競爭能力和應對國際市場變化的智慧提出了新的挑戰。”李怡群提醒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