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是最重要的資源，其地位無可比擬。

     歷史學家認為，中國王朝的更迭，往往與通貨膨脹尤其糧價的上漲有關。有研究者曾感慨道，倘若產量巨大的土豆、紅薯不是在明末清初才引進，而是更早時出現，中國的歷史將被徹底改寫。

     因此，食品類價格上漲，民眾倍感壓力，政府也緊張。于是，“國十六條”問世，意在去除糧價、菜價、肉價等的上漲之翼。

    我們有必要知道，上漲之翼在哪里？

     今年2月，國家發改委發布了一份糧價研究報告，認為：2009年，國際投機資金主要集中在能源、金屬、油脂類商品中，在流動性充裕的背景下，2010年有可能借機轉投前期漲幅較小、目前價位較低的糧食品種，糧食產品的金融屬性有可能得到進一步提高，從而推高糧價。

    果如所料，糧價在2010年，顯得勢不可擋。

    實際上，即使沒有熱錢涌入，國內的流動性問題也不可小覷。中國貨幣供應量的飛速增長（媒體報道稱超發43萬億元），決定著，相關資金必然要尋找流向。食品類價格由此拉開上漲序幕。

    問題在于，任何炒作都面臨著各種風險。因此，在流動性充足的前提下，決定投機嚴重程度的其實在于風險的大小。

    我們知道，發達國家對農業的補貼一直非常高。像澳大利亞、美國等國，農場主的收入80%左右源于政府補貼。不妨看一個具體的例子：2007年，中國豬肉價格飛漲，而同期德國的豬肉價格卻遠低于中國。原來，德國政府給每頭豬補貼大約30歐元（折合人民幣312元）。僅這一條，德國豬肉價格就沒有漲上去的理由。而國內的養殖戶，養一頭豬的稅費加起來就達80元左右。

    發達國家長期實行工業補貼農業的政策，而我國的農業卻常常受到工業的擠壓，最典型的當屬農產品價格的低迷（國內糧價普遍低于國際糧價）和農用生產資料價格的持續上漲，導致農民的利益受損。由于農業生產的利潤太低，導致農民的積極性受挫，在一些地方，土地撂荒比例甚至在20%以上。

     顯然，這種現狀降低了投機者的風險，是他們敢于炒作農產品的根本原因。倘若農民種糧、養殖得到更多政策扶持，獲取更多收益，他們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農產品這種隨處可見，儲存成本又高的東西，誰敢輕易去炒呢？

    因此，控制物價，一方面要收縮貨幣供應量，從源頭上減小流動性，另一方面，也要讓農民得到更多的收益和鼓勵。這才能真正消除糧價上漲之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