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兩輪通脹的起因之比較:同中有異
進入2004年以后,世界范圍內爆發了一輪通脹。除日本以外的主要發達國家和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均面臨物價上漲的壓力。這一輪通脹的起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前一時期世界經濟增長過快,總需求的擴張速度超過了總供給。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世界各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在20世紀70年代不到3%,80年代為3.3%,90年代為2.9%,2004年至2007年則分別是4.9%,4.4%,5%和4.9%。這樣高的增長率是歷史上少見的。
二是近些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猛漲,并通過貿易、投資等渠道帶動其他經濟體的CPI高升。2007年的年末與年初相比,國際原油價格上漲70%,鐵礦石價格上漲95%,銅價上漲40%,小麥、玉米和大豆價格分別上漲一倍左右。進入2008年,國際原油價格繼續上揚,一度上摸到每桶147美元的高點,其他大宗商品價格漲幅也頗為可觀。能源和食品領域的價格上漲成為大多數國家
通脹壓力的主要來源。
三是國際金融危機前后寬松的貨幣政策為通脹鋪下了貨幣的溫床。21世紀之初,各發達國家為刺激經濟而采取了長達數年的積極貨幣政策,使得全球市場出現了流動性過剩。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初期,各國應對金融危機而采取的寬松貨幣政策使得通脹進一步延續。
在本輪通脹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兩個方面:一是新興市場國家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實施了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貨幣環境過于寬松;二是國際市場上一些大宗商品的價格重拾升勢,原油價格比低谷時期上漲了近一倍左右。可見,這兩輪通脹的起因有相似之處,只是背景有很大不同。前者是一幕醞釀已久的大戲的高潮,而后者僅是高潮過后的余震。
二、兩輪通脹的表現之比較:上輪全球性普漲,本輪冷熱不均
這兩輪通脹的表現不盡相同。
上一輪通脹在覆蓋國家和通脹程度上都要強出不少。在發達國家,美國的通脹壓力在2004年就出現日益攀升的苗頭。從2004年3月至5月的3個月時間里,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按照年率計算增加了5.5%,為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最大的通脹率。美國2005年至2007年三年的平均通脹率為3%以上。2008年上半年,美國的通脹率為4.4%,遠遠高出美聯儲的預期目標。歐元區通脹率為3.3%,創歐元問世以來的新高。根據美林公司的研究報告,2007年全球通貨膨脹率為3.5%,而新興市場國家為4.5%;2008年全球通貨膨脹率達5.3%,而新興市場國家升至6.7%左右。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第一次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性通脹。
而本輪通脹的突出表現是世界各國冷熱不均。數據顯示,美國的CPI從2010年起開始持續回落,CPI年率已經從2009年12月的2.72%下降至2010年6月的1.05%。2010年,歐元區的GDP增長緩慢,CPI一直低于歐洲央行的2%界限以下。日本10月份的核心CPI下降了0.6%,連續第20個月下降。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今年10月份,“金磚四國”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CPI漲幅都大大超了各國預設的通脹目標,其中印度食品價格漲幅連續52周超過10%,引發了民眾恐慌。此外,韓國、越南、伊朗、阿根廷等國家也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通脹。俄羅斯的民調結果顯示,俄羅斯人最關心的問題是通貨膨脹,有56%的民眾擔心本國物價上漲過快。
兩輪通脹的另一不同之處,在于上一輪通脹期,經濟發達國家以及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出現了嚴重的資產價格泡沫,并最終導致了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本次資本市場相對平靜,不存在顯著的資產價格泡沫。但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出現的大城市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也成為政府面臨的一大隱憂。
三、兩輪通脹的應對之比較:上輪難度大,本輪更復雜
由于上一輪通脹是全球性的,而且程度更深,因此世界各主要國家紛紛采取貨幣和非貨幣性的措施,來攜手抑制通脹。面對不斷攀升的通脹壓力,美聯儲在2004年6月30日、8月10日和9月21日,分別把聯邦基金利率調高0.25個百分點,即由原來的1%上調至1.75%。其后隨著通脹率的一路爬升,美國的聯邦基金利率也一再調高,于2006年最高達到5.25%。在歐盟,英國、瑞士等國也先后數次提高利率水平。歐洲中央銀行對通脹非常警惕,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初遲遲不愿放松銀根,就是擔心通脹壓力會抬頭。中國央行也多次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除貨幣政策外,各國還采取了一些非貨幣性的行政手段來穩定物價,包括加強對價格的監管,及時公開經濟信息;平衡糧食等生活必需品的供求;控制公共事業價格;采取上調工資及必要的財稅措施等。
在本輪通脹中,大多數經濟發達國家還處于緩慢復蘇期,經濟增長緩慢,甚至有陷入通貨緊縮的可能。為了拉動本國經濟,這些國家不僅堅持寬松的貨幣政策,還不斷出臺新的財政刺激政策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美聯儲于今年11月初宣布,到2011年6月底以前,將購買6000億美元美國長期國債,以進一步刺激經濟,化解通貨緊縮風險。這一舉動被稱之為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同時業界認為不排除美聯儲實施第三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可能。與此同時,繼10月推出量化寬松政策之后,日本央行表示正在考慮進行新一輪的量化寬松政策。而為了緩解債務危機,歐洲推出量化寬松政策的預期也在不斷上升。分析人士認為,美、日等國家大量印鈔,使得流入新興市場國家的熱錢增多,這是導致這些國家通脹率高漲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這種全球性的零利率環境下,新興市場國家抑制通脹的困難就更大了。
這一困難在中國體現得更為突出。進入2010年以來,中國的CPI一路攀升,從1月的1.5%快速升至11月份的5.1%。顯著的通脹壓力迫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收緊流動性的貨幣政策措施。但過度寬松的美元政策使得大量美元伺機進入中國市場,這一方面嚴重影響了中國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會影響中國經濟的健康增長。
四、對中國的啟示
根據前面對于兩輪通脹的比較,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首先,本輪通脹不會嚴重惡化。本輪通脹產生的根源主要是為應對金融危機而導致的流動性過剩,并不是長期旺盛的需求所拉動的。盡管當前包括原油和糧食在內的大宗商品價格已擺脫谷底,但和金融危機前的暴漲相比還是相對理性的。同時,當前主要發達國家的進口需求低迷,這對于中國的總需求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而且國內的產能過剩現象比金融危機前更為嚴重。這就決定了當前中國的通脹壓力不會是長期而嚴重的,通過實施必要的緊縮性措施可以得到抑制。隨著2010年4萬億政府投資的落幕,以及貨幣政策的不斷收緊,相信通脹壓力會逐步消退。
其次,在抑制通脹上應具有靈活性,不可急躁冒進。本輪通脹的國際背景是世界經濟冷熱不均,各國經濟的緊密聯系導致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更加突出。當發達國家還在實行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時,快速收緊本國的貨幣政策對中國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是不利的。當前存款準備金率已經達到18.5%,同時M2的增速也已回落到相對合理的區間。可以進一步觀察前期政策的效果,再根據CPI的變動趨勢相應地調整貨幣政策,切忌急躁冒進,人為地造成經濟的大幅波動。
(作者單位: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