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份的通脹率毫不意外地跨過了5%的紅線，人們對如何控制通脹越發地敏感起來。

    搞清楚這次通脹的起因是有效地控制通脹的前提。首先強調一點——不能把通脹統統歸咎于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當然，美聯儲這種只掃自家門前雪，然后把雪堆到別人家門口的近乎無賴的量化寬松政策，對我們的通脹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量化寬松壓低了美國債券的長期利率，使得來自美國的錢取代來自日本的錢，成為世界套利資金的一個大源頭，也就是熱錢。這股熱錢炒高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給其他貨幣帶來升值的壓力。而大宗商品價格的飆升通過影響我們的進口價格，推高了我們的通脹，同時升值的壓力帶來更多的套匯資金，也增加了我們通脹的壓力。

    但是，量化寬松從進口渠道影響國內通脹應該有個時滯。換句話說，量化寬松可能對于我們下一波的通脹有影響，而不是目前的這一波。同時，熱錢自從2003年以來就從來沒有消停過，我們嚴格的資本項目控制能在一定程度消除熱錢的影響。

    所以說，量化寬松對我國目前的通脹影響相對有限，而通脹的更大原因在于2008年下半年以來我們固定的匯率政策、寬松的貨幣政策及積極的財政政策。

    為消除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市場的負面影響，人民幣匯率從2009年7月重新固定，直到今年6月的二次匯改。固定的匯率對我國出口的刺激是不容忽視的：2008年的貿易順差是歷史新高，而危機最嚴重的2009年的順差也是排名全球第二。未能及時對沖掉的順差都形成了基礎貨幣的投放，而用來對沖外匯占款的央票也在危機中停止發行了，同時，反危機的4萬億投資及后續投資，都對目前的通脹有決定性的影響。

    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通脹是由于我們自己的原因。既然是我們自己造成的通脹，我們就應該能夠自己解決。事實上，我們的有關部門也在努力，現在來評評這些反通脹的政策吧。

    首先看看下策：限價令、限購令等等的舉凡限字當頭的政令都是減少供給，推高中期通脹的下策。不久前，關于糧油企業是否因為限價令而停產，《華夏時報》與發改委就起了爭執。

    如果只對糧油限價而不對大豆等原材料限價，壓榨企業肯定是要虧本的，停產就是個理性的選擇了。停產了之后，市場供應減少，價格就更高了。如果對大豆等原材料也進行限價，糧油企業的利潤保住了，生產沒問題，但是大豆企業又得虧本，結果導致市場上沒有大豆供應，糧油企業想開工都不行，結果是：限得越多，就有越多的企業停產，市場供應就越發減少，短缺經濟就越嚴重。

    這就是計劃經濟的最大弊病。我們在市場化改革已經三十多年的時候，還時不時，甚至越來越頻繁地采用價格管制這種微觀調控，扭曲市場體系中最重要的價格，“看不見的手”也就被搞骨折了。

    其次，來看看中策：收縮貨幣供給。按照弗里德曼老先生的說法，所有通脹都是貨幣現象。當流通中的貨幣超過了商品流通所需的貨幣量，通脹就發生了。這貨幣和商品之間的關系就是周其仁口中的水和面的關系。當水多了，就應該把水給拿掉，水和面的比例才能重回均衡。央行的調整存款準備金以及調漲利率都是很好的縮水的行為。但是利率的調整遠沒有到位。利率和匯率的相對僵化使得國內貨幣市場和外匯市場的兩大最重要的價格沒法起到靈活調節的作用。用許小年的話來說，中國把利率和匯率兩只腳綁得緊緊的，反而拄著存款準備金等的拐杖來走路，這是非常不智的做法。

    最后，看看調控通脹的上策：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增加國內商品供給；充分調整匯率，增加市場中的國外商品的供給。增加供給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打破壟斷。我們知道在壟斷的市場當中，商品的生產量被人為地控制，價格畸高，壟斷企業收獲最大化利潤。而充分競爭的市場才是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市場，在競爭市場中，市場價格最低，產量最大，這自然對通脹有抑制作用。

    同時，我們應該糾正被壓低的人民幣匯率，以增加我們的進口。每增加一個美元的進口，就能吸附6.8個人民幣的流動性，這還沒算上乘數效應。要是算上乘數的話，進口對控制通脹的效果就更大了。

    要是能遵循這樣的上策的話，通脹對我們反而是好事：國內產品供應增加，實際財富也相應增加，我們的GDP增加就不僅是名義的增長，而是實質的增長了。這恰恰是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希望達到的目的，否則，貨幣政策的擴張只能帶來通脹而已。

    最后加上一句：宏觀調控通脹應該是央行的主要任務(甚至可以是惟一任務)，發改委就不要插手了，發改委的價格管制只能是越幫越忙而已。

    (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外匯儲備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