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麥、玉米一直是北方地區兩大主要糧食品種。從計劃經濟時期，小麥被稱作細糧，玉米被稱之為粗糧，用作口糧、飼料、淀粉等加工原料。長期以來，玉米市場價格、收購價格一直低于小麥價格。近年來，由于玉米轉化生物質燃料，加工用途及需求量不斷擴大，國際、國內玉米價格歷史性地超過了小麥價格，這是罕見的。作為飼料等加工企業考慮飼料產品成本，采購價格低于玉米的小麥作為飼料原料，無可厚非，也沒有必要擔心浪費等問題，其實玉米產量大大高于小麥產量。玉米價格近年來一直攀升，國內價格甚至高于國際價格，高于小麥價格。據農業部發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玉米進口量157萬噸，與上年同比猛增19倍。近年極端天氣多發，災情頻發，玉米局地出現減產，同時隨著玉米深加工的需求增加，國內玉米價格一路上漲。我國由玉米出口國變為進口國。這看似反常的現象，實際上正常，反映了我國糧食產能布局的調整和國內糧食價格進入高價企升的時期，以及飼料企業和國內外生物質產業需求玉米的逐年增多，也反映出國際玉米產需對國內影響越來越大。立足國內解決小麥、玉米、稻谷供求的難度加大，任重道遠。

    這一現象對我們也不乏啟示和思考。

    一是傳統觀念上玉米是粗糧，小麥是細糧，應加以改變，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加講究膳食結構、粗細營養搭配，而玉米的“身價”日益提高。山東的地方主食——煎餅，其價格早就高于饅頭價格的好幾十倍。因此，作為相關部門要高度重視玉米的深加工問題，要依托科技支撐，搞玉米的食品轉化，豐富供應城鄉居民餐桌上的主食品種。

    二是我國糧食生產布局及糧食品種結構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過去南糧北調變為北糧南運；過去出口玉米，適當進口一部分加拿大或美國、澳大利亞的小麥作為品種調節，而現在是大量進口玉米和大豆，進口大米數量也在增加。一是國際國內糧食差價較大，另一方面也說明國內糧食需求結構在發生變化。因此要按照國家2008年出臺的《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以及新增千億斤糧食產能的規劃，搞好布局規劃，提高糧食生產能力，同時要高度重視秋糧生產，特別是抓好主產區玉米的生產，立足自給，搞好規劃，發展玉米深加工，有選擇的抓好玉米生物質能源的生產。

    三是鑒于當前玉米的經濟價值及用途，以及在糧食產量和農民增收中的比重，建議將玉米列入主產區最低收購價托市收購范圍。

    四是玉米或將告別低價時代，要牢牢掌控玉米糧源的控制權和價格的話語權。國際方面，美國玉米的飼料需求近幾年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不是太大，保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層面上，在55億蒲式耳附近波動。目前消費領域上漲最為明顯的是燃料乙醇行業，從2005年開始呈直線上揚的態勢，尤其是奧巴馬政府執政之后，其民主黨對燃料乙醇生產十分支持，所以燃料乙醇用量在不斷加大，保持在一個相對高的水平，而且燃料乙醇用量仍有增加的可能。如果美國政府繼續大力倡導燃料乙醇，依靠進口美國玉米的國家，將面臨比較嚴重的威脅和考驗。所以美國燃料乙醇用量的大幅提升是否會改變世界玉米的供需格局應值得特別關注。在玉米庫存消費比創下新低情況下，近兩年美盤玉米價格連續走高，最高已攀升至520美分以上。

    隨著美國玉米價格走高，2010年國內進口玉米價格已沖至2400元左右，今年已達到2664元/噸。2010年大大高于當時我國廣東港口玉米價格，今年進口玉米和國內玉米價格相差無幾。09/10年度中國共進口美國玉米157 萬噸，當時美盤玉米價格在450美分以下，所以美國玉米價格若維持在500美分以上，中國進口將會受到抑制。不過由于國內需求增加和考慮價差等因素，一旦國內糧源難以滿足消費需求，美國等國家玉米價格較低時，進口仍然要不得已而為之。可見國際玉米價格高挺，國內玉米價格也將受到一定支撐和關聯。

    從玉米價格的升高，我們看到未來中國糧食價格的形成機制仍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重蹈覆轍。曾有人講，當前糧價不是由供求關系來形成，誠然我國糧價，特別是食用油價格，受國際國內兩種市場資源和定價左右，但是我國糧價在政策性干預和自然稟賦的雙重影響下，糧價走勢始終波瀾不驚，糧價作為百價之基，國家的宏觀調控須臾不離開是重要因素，這是特殊國情和糧情的必然選擇。筆者認為，市場經濟體制下，糧價形成的主導形式仍然是市場供求，必須遵循價值規律，要切實遵循這一顛撲不破的市場經濟規律。面對中國特殊的國情、糧情，剛從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解放出來的糧食生產和流通，不能期望用計劃經濟的手段再來解決糧食市場經濟問題。筆者認為，要多管齊下，共同作用；市場為主，調控輔之，政策引導，一起作用于市場糧價。應對糧價的正確做法是：其一應建立大糧食、大流通圈，破除農業、糧食等農口部門各管一攤，互不銜接的狀況，國有糧食企業要充分發揮主渠道作用，建議將中儲糧企業與國有糧食購銷企業在業務上形成一體，開展最低收購價收購和市場收購，農民賣一斤糧補貼一斤；其二加大地方儲備糧油的規模，調節糧價。目前省以下地方儲備糧一般儲備規模不足，沒有達到國務院產區三個月，銷區六個月的糧食儲備規模要求，這也是不符合宏觀調控要求的，也不利于市場糧價的調節。建議增加地方儲備糧規模，通過收儲和輪換，共同參與收購，用收購來促進生產。從生產、流通形成各司其職，收購作用于生產，生產決定流通的局面，出臺一系列農業、糧食產業化的政策措施框架； 其三改變目前這種補貼形式，由種糧補貼過渡為賣糧補貼。

    其次要審慎理性看待當前國際國內糧食價格的上升。糧食漲價是發展的必然，在過去的30年，農產品的剪刀差、農業勞動力低價轉入工業和城市，資源被工業和城市所壟斷，成就了一個低價時代，隨著石油等能源價格的國際性價格上漲，種糧成本增加，加之國際糧食生產下降，價格上漲的通脹預期輸入，游資的介入，糧食和農產品必然發生漲價，中國概莫能外。農產品價格逐步上揚，特別是糧食價格，是價格回歸價值，是工業反哺農業，不必要大驚小怪，應在確保宏觀調控可控、可預期的前提下，逐步縮小糧食市場價格與價值之間的差距，小步快走地提高糧價屬于上策。

    五是下決心解決糧食主體功能區的體制機制問題。走立足國內解決糧食安全，特別是自我解決小麥、玉米、稻谷的供需問題，糧食產能提高是關鍵。一定的國土空間具有多種功能，但必有一種主體功能。從提供產品的角度劃分，或者以提供工業品和服務產品為主體功能，或者以提供農產品為主體功能，或者以提供生態產品為主體功能。譬如，糧食主產區的主體功能是提供糧食產品和生態產品，若大量占用耕地和大規模搞城鎮化和工業化，就會損害糧食生產能力，對糧食和食品安全構成極大威脅，同時也破壞生態自然環境。因此，必須區分不同國土空間的主體功能，根據主體功能定位確定開發的主體內容和發展的主要任務。

    一是要明確糧食主產區的功能定位，就是提供商品糧和發展綠色生態農業。在糧食主產區不允許把工業和城鎮化發展作為主體功能。把農產品主產區作為限制進行大規模高強度工業化城鎮化開發的區域，是為了切實保護這類農業發展條件較好區域的耕地，使之能集中各種資源發展現代農業，不斷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同時，也可以使國家強農惠農的政策更集中地落實到這類區域，確保農民收入不斷增長，農村面貌不斷改善。此外，通過集中布局、點狀開發，在縣城或大的城鎮適度發展非農產業，可以避免過度分散發展工業帶來的對耕地過度占用等問題。

    二是為解決糧食主產區財政困難等突出問題，應實施特殊的扶持和補償政策，并逐步建立機制。 糧食是國家自強、民族自立、民生保障的基本戰略物資，解決我國的糧食問題必須始終堅持立足國內的基本方針，穩定發展糧食生產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根本之策，糧食主產區是提供商品糧源、保障糧食安全的重要基地。對糧食主產區實行特殊的保護政策，事關國計民生，有利于國家長治久安。從社會和民生的角度看，糧食具有公共物品屬性，糧食生產是一種帶有社會公益性的行為；從產品生產效率的角度考察，糧食是一種自然與市場風險大、供給與需求彈性小、投入回報率極低的產品。對糧食主產區實行保護糧食耕地和支持糧食生產的補償政策，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適應糧食主體功能區要求，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中央財政應繼續完善糧食主產區激勵約束機制，加大獎補力度，引導并幫助地方建立基層政府基本財力保障制度，增強糧食主產區基層政府實施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和落實各項民生政策的能力。中央財政在均衡性轉移支付標準財政支出測算中，應當考慮屬于地方支出責任范圍的糧食主產區以及生態保護支出項目和自然保護區支出項目，并通過明顯提高轉移支付系數等方式，加大對重點糧食和生態功能區特別是“七區二十三帶”功能區的均衡性轉移支付力度，象東北黃金玉米帶等糧食主產區要明確中央和地方財政等各項扶持的政策措施，保持政策的連續性，乃至用立法的形式加以固定。省級財政要完善對省以下轉移支付體制，建立省級農業、糧食及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加大對重點糧食、生態功能區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有利于切實保護糧食生產、生態環境的獎懲機制。鼓勵探索建立地區間橫向援助機制，探索建立糧食主銷區或糧食調入區補償糧食主產區和調出區的利益機制，糧食調入或生態環境受益地區應采取資金補助、定向援助、對口支援等多種形式，對重點糧食、生態功能區因加強糧食生產和流通及生態環境保護的投入以及造成的利益損失進行補償。這里著重應該強調和重視的是，糧食主產區具有生產糧食產品和生產生態產品的雙重功能。糧食生產一方面是利用自然、消耗資源、形成排放的糧食產品產出過程，但同時也發揮了保護生態、美化田野和環境、吸收二氧化碳、制造氧氣、消化排放、凈化空氣、調節氣候等生態功能的作用。因此，將糧食主產區納入生態補償政策的扶持范圍，或采取與禁止開發區基本相同的補償政策，既是國家主體功能區配套扶持政策的應有之義，也是人類對主產區糧食耕地的生態關懷和對“衣食父母”的人文關懷。同時應加大各級財政對重點糧食生產區的投入力度。在定范圍、定面積、定功能基礎上定經費，并分清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的財政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