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夏到小滿，又是一年農耕時。家住黑龍江的老王以種植玉米和大豆為生。據他所說，近幾年收成一年不如一年，加上今年受低溫內澇的影響，東北多地種植期延遲，導致播種時間推遲，秋季可能出現谷物歉收風險。但老王無法想象的是，他的玉米大豆歉收竟然可能會引起一場戰爭。

　　此外，5月31日,位于黑龍江省境內的中儲糧黑龍江林甸直屬庫發生火災。大火導致4萬噸糧食過火而焚尸，一時間“糧食”被公眾敏感提及。

　　世界糧食危機與中國

　　黑龍江省擁有中國最大的農業生產基地。省內有大片的玉米種植基地，同時也是我國最大的大豆產區，大豆種植面積、總產量約占全國的1/3。2011年該省大豆產量僅542萬噸，比2008年下降12.7%。

　　不僅僅是黑龍江省，中國大部分農產品(6.36,0.31,5.12%)生產基地都存在類似的問題。中國糧食歉收可能會導致國際糧食價格上漲，因為農業國際化的趨勢已經不可逆轉。由于貿易格局的改變、人民幣匯率升值等原因，中國糧食利潤空間變小，而更加依賴于進口。因而，近期社會上流傳的“中國糧食歉收將引發世界糧食危機”的話題或許并非毫無道理。

　　當今時代，世界正因為高科技和網絡信息化變得越來越小，國家之間距離縮短，24小時乘坐航班在一天之內可以到世界任何一個城市。糧食進出口同樣變得越來越國際化。中國作為世界上第二號玉米生產大國，年產量億余噸，占世界總產量的20%；同時，中國也是玉米的頭號消費大國，當國產玉米無法滿足需求時，中國將不得不大量進口玉米。

　　研究表明，如果中國因歉收而擴大谷物進口，將勢必導致國際價格上升,可能會影響中東和非洲國家，從而引起政治動蕩。中東和非洲這些國家依賴糧食進口，商業違約風險的出現也會引起政治動蕩。2008年，由于糧食問題，中東大部分地區發生了抗議活動，埃及的政府補貼中有1/3已用于食品補貼，繼續補貼使埃及的外匯儲備不斷減少，食品價格上漲會營造一種不穩定氣氛。由此可見，國際糧食上漲帶給中東等發展中國家的不僅僅是合同違約風險和經濟損失，也會造成進一步的政治影響。

　　然而，應該指出的是，對于世界糧食貿易格局影響最大的絕非中國。去年，美國外交學會研究員克里斯托弗·阿萊西發表其研究成果表明，美國中西部的干旱影響了美國約80％的玉米產量和超過11％的大豆產量，才是導致全球糧食價格暴漲的原因。科爾曼說，全球糧食價格暴漲可能引發一些發展中國家政治動蕩。由于美國中西部嚴重干旱，美國的大豆和玉米已經歉收。這導致全球農作物商品價格上漲，并將漸漸波及到整個糧食供應鏈。

　　據悉，美國的玉米和大豆產量占全球供應量的35％左右，作為世界頭號玉米出口大國的歷史由來已久。我國玉米進口量的95%以上來自美國，以往年的進口傳統，美國玉米進口至我國，不但成本上經常低于國產玉米價格，而且在渠道和規模上都已經形成渠道優勢。加入世貿組織之后，我國糧食進口關稅降低，進口糧作為一項有力的糧食補充渠道，在我國的大豆市場已經運作成熟，而最近幾年，國內玉米種植面積降低而減產，美國玉米將進一步擴張市場份額。換句話說，即使中國糧食市場出現了嚴重的供給不足，也很可能是由于美國進口疲軟或抬高價格所致——國內糧食生產狀況對于世界糧食格局的影響，其實是相對有限的。

　　糧食國際化背后經濟邏輯

　　當今國際糧食貿易格局的形成，有著錯綜復雜的原因。在這個國際化進程加快的21世紀，糧食國際化的紐帶將各個國家聯系在一起，互相依存，互相補給，互相制約，新一輪的糧食博弈正在上演。

　　影響最大的因素之一是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與國內通脹的加劇。今年開始，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屢次創下歷史新低，截至5月31日,中間價跌破6.18。國家外匯管理局5月24日統計，今年以來，人民幣兌歐元匯率中間價升值約2.6%，對日元升值達到19%。

　　自2002年以來，美元已經貶值超過30％，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元貶值進一步加速。而在世界主要農產品出口國中，除了美國外，歐元、澳元、巴西雷亞爾等貨幣都相對堅挺，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以美元結算的農產品價格上升。同時，中國國內通脹造成國內糧食價格上漲，糧食利潤率下降，導致內外價差擴大，受到成本因素影響，中國生產的糧食蔬菜價格上升，失去了在國際中的競爭地位。與此同時，出于利潤考慮，國內企業也增加了外部的采購。我們看到，一方面人民幣升值預期短期不會削弱，另一方面勞動力，原材料的成本升值對外貿出口企業影響增大，導致利潤空間進一步壓縮。因而，玉米、大豆等糧食作物的進口進一步增加，將是大勢所趨。

　　與此同時，國際糧食貿易格局隨著全球化也正在慢慢轉變。從以往的情況來看，中國糧食生產和發展長期立足于國內，糧食供應優先保障國內供給。除了大豆及油脂需要長期依賴進口之外，中國大米、小麥、玉米等主糧生產持續多年穩定發展，在國際市場糧食供給緊張的情況下，對外貿易仍保持多年凈出口的格局，然而在2010年這一傳統格局悄然改變。作為中國傳統優勢品種的玉米、小麥、水稻等谷物主糧進口量正大幅增加，中國逐漸成為主要糧食品種的凈進口國。國內糧食從部分出口轉向全面進口的貿易趨勢，可能會更加明顯。中國很有可能在未來幾年內成為全球最大的玉米進口國。

　　必須承認，國內市場供需格局偏緊增加了外部采購需求。中國玉米的減產導致市場供應減少。而國內市場需求卻相對旺盛，特別是國內糧食深加工行業規模在不斷壯大，外資南北布局，糧食加工能力大增。而大量的糧食品種用于飼料加工和工業生產，這對國內糧食供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玉米進出口全球貿易格局，分大洲來看，非洲年進口量1320萬噸，亞洲年進口量4275萬噸，分別占全球進口總量9875萬噸的13%和43%。亞洲在全球玉米出口消費方面十分重要，進口量超過其他任何一個大洲。非洲地區進口量基本與各大洲的平均進口量保持持平，這說明本國供需基本平衡，或者至少在玉米出口方面，自身加工后的剩余量在短期內還不足以大量開展出口業務。

　　中國玉米貿易格局的轉變，也將給中國玉米主產區帶來很大影響，如玉米種植結構、玉米價格、玉米流通、種植農民收入、玉米消費等許多方面，這就需要做出合理的應對措施，以迎接未來的機遇與挑戰。

　　糧食定價權利爭奪戰

　　出乎一些人的意料，農業與資本市場聯系向來十分緊密。涉農企業上市、融資和并購做大做強，是資本市場反哺農業的體現之一。而通過農產品期貨市場進定價權的爭奪，則是資本市場在更為深層次上幫助本國農業增強競爭力的體現。

　　根據日本NHK電視臺的說法，在國際市場中，糧食已經成為金融產品受到操縱和炒賣。而在拉吉·帕特爾的《糧食戰爭：世界食物體系中的權力、市場和隱形戰爭》（Stuffed and Starved：Markets，Power and the Hidden Battle for the World Food System）一書中亦提到，糧食戰爭的本質不僅僅是市場供給與需求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更是“控制市場的力量”互相作用的結果。帕特爾認為，美國之所以成為糧食危機的發源地，其實是四大糧商以及華爾街的金融投機商們精心設計所致。美國的策略是，大量買入工業品增加庫存，或是通過期貨交易鎖定價格，以防工業品漲價；同時廉價出清糧食，把各國農業擠垮，進一步讓農業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

　　且不論帕特爾的論述是否有陰謀論之嫌。但從數據來看，目前農產品出口占美國農業總銷售量的比例高達25%，各國農業受美國廉價農產品沖擊，很多已經崩塌。1995年以前，中國一直是大豆凈出口國，此后美國靠巨額財政補貼生產的大豆進入中國市場。2000年,中國大豆年進口量首次突破1000萬噸，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此后幾年，中國的大豆進口額連續攀升，而中國大豆生產卻沒有補貼，這種不公平競爭的結果使中國農民生產大豆越多賠得也越多。結果本土的大豆生產逐步萎縮，2006年黑龍江省大豆種植面積比2005年減少了25%，而2007年大豆種植面積比2005年減少40%左右。最近10多年里，中國大豆產量由原來的世界第一，退居為繼美國、巴西和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四。有數據表明，每多進口100萬噸大豆，就可能造成130萬農民“失業”——或是棄土離鄉，進入城市打工。

　　“中國正在消費更多的商品，超過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這個消費速度還在加快，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銅消費國，世界第一鋼鐵消費國，世界第一鐵礦石消費國，世界第一大豆消費國，世界第二石油和能源產品消費國。”吉姆·羅杰斯在《熱門商品投資》一書中寫道。但是，如此巨大的消費之國，卻在國際定價權之爭中沒有話語權。由于沒有話語權，中國只能被動地接受進口市場價格上漲、出口市場貶值的剝削。在國際定價權之爭中的弱勢，使中國成為最大的受害者和提款機。與此同時，中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優勢，又是建立在破壞環境、血汗工廠和惡劣生活的基礎之上，從而將國際貿易中定價權缺乏所致的損失轉移給了國內眾多的勞動者。

　　值得說明的是，在目前的國際貿易中，大宗商品的定價基本上是采用期貨定價方式。中國作為大宗商品的國際最大買家，發展期貨市場、爭取國際定價權已經成為十分重要的問題。目前中國期貨市場的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和國際上還有很大的距離，同時國內企業參與國際期貨市場交易也受限，此外，中國期貨品種只有13種，而目前國際市場上期貨品種多達1000多種。假如能發育起更為有效廣泛的期貨市場，或許我們就能在出現歉收風險之前，通過套期保值，鎖定價格從而避免受到美國等進口商的哄抬。與此同時，如果能在國際定價權的爭奪中，獲得更多的發言機會，那么或許將不再任由進口方肆意主導價格。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說糧食戰爭難以避免，那么定價權的接觸戰確實已經迫在眉睫，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