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海關總署數據，2013年我國全年共進口小麥550萬噸，同比增長49.3%。盡管這一數據的絕對值低于多個機構早前的預估，但同比大幅增長的結論是一致的。不過，就當前國內小麥較為強勁的行情看來，即使小麥進口規模保持高位，仍難以抑制國內麥價整體上揚的趨勢，對國內麥市尚未造成較大的沖擊。但考慮到國內小麥結構性供需不平衡和整體種植激勵下降的問題，進口麥對國內市場可以說是尚無近憂，但有遠慮。

　　尚無近憂：市場和政策因素為國內麥市形成保護壁壘

　　首先，現階段國內麥市尚未感受到與大米市場一樣的來自進口糧食的威脅。如果僅按規模看，實際上小麥進口的數量并不少，2013年小麥進口量占全年小麥總消費量的4.3%，而大米全年進口224萬噸，僅占全年大米消費量的1.5%。從這個角度看，進口小麥對國內麥市的沖擊應該比大米要強，但大米行情和小麥行情的迥異走勢卻顯示事實并非如此。

　　筆者分析，進口麥之所以尚未嚴重沖擊國內麥市可歸結為市場原因和政策原因。市場原因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一方面，進口來源國的差異決定了進口小麥對國內小麥的比價優勢遠低于進口大米對國內大米的比價優勢。我國小麥的主要進口來源國為美國、加拿大和澳洲，基本上只能通過遠洋航運，稅費占了很大一部分成本。根據相關機構數據，比較2009年至今的美麥到岸完稅價和鄭州中等小麥成交價，大部分情況下美麥的到岸完稅價均高于國內麥價。不過，如果把美麥到岸完稅價換成FOB價與國內小麥相比較，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大部分情況下美麥FOB價均低于國內小麥價。從這個角度看，盡管進口小麥與進口大米一樣，在本國的售價均比中國國產糧食要低，但由于區位不同，進口至中國的成本差異較大，導致前者比價優勢降低。當前，國內外麥價走勢有較大背離，國際小麥到港完稅價比國內小麥低200元/噸以上，但越南大米進入國內市場后的價格比相應品種要低600元/噸以上，后者的比價優勢非常大。

　　另一方面，上述屬性差異也決定了進口小麥走私的難度遠高于大米。進口小麥基本靠港口進出，監管較為完善。而大米進口，尤其是越南大米進口，可以經過邊貿，走私相對容易。考慮到走私大米的數量（業界猜測與正規進口量不相上下），進口大米占總消費量的比值要提高一倍，真實的沖擊更大。廣東規模較大的糧食批發市場就反映，2013年上半年從內陸運入廣東的大米量同比減少了40%，而需求相對穩定，因此可以判斷減少的量大部分由進口米來補充。

　　二是在國內新的小麥加工行業布局下，進口小麥對國內小麥的比價優勢下降。這與當前我國小麥加工行業的布局密切相關——小麥產區銷區化的趨勢。隨著小麥產區加工業的發展，小麥產區逐漸變成了產銷平衡區，很大一部分小麥都直接在當地被加工成成品糧，再銷往全國各地。同時，很多銷區的加工廠也熱衷于到產區建廠，以降低原糧運輸途中的損耗等成本。目前河南省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25%左右，而其小麥加工能力已占到全國的30%以上。由于河南、河北等小麥產區并非沿海地區，進口小麥到港之后仍需加上港口至產區之間的運費，降低了進口小麥的比價優勢。由于區位問題，廣東地區對進口麥的需求則仍然相當旺盛的。去年廣東很多面粉企業上半年已經完成了全年面粉的采購，主要以進口小麥為主。但隨著加工企業向主產區轉移，進口麥對全國麥市的整體沖擊降低。

　　三是小麥總體供應雖相對充足，但結構性供需失衡使得品質好的小麥價格堅挺，而進口麥作為優質麥的重要補充，使得其對國內麥市的沖擊不如大米般激烈。

　　有業內人士表示，去年已確定的軟質小麥多為中儲糧總公司購買，將被用來補充競拍和收購減少而降低的臨儲庫存，這部分小麥短時間內不會影響市場。這意味著2013年進口小麥的規模雖有可能大增，但大部分進入了國家庫存，這是國家利用國際市場進行調控的有效方式。相比之下，進口大米的主體以企業為主，直接對市場造成沖擊。

　　已有遠慮：內部供應不足和外部低價優勢形成合力

　　而遠慮在于，國內小麥種植激勵乏力和優質麥供給不足，導致麥市總量和結構性供需失衡的風險加劇。如此一來，小麥價格將繼續上升，進口小麥的比價優勢將持續擴大。在內部供應不足和外部低價優勢的共同夾擊下，盡管國家政策為其筑起了較為厚實的壁壘，國內麥市也會受到越來越大的沖擊。尤其當前面粉行業與大米行業一樣，都面臨著“稻強米弱、麥強粉弱”和產能過剩的局面，在托市收購政策下，原糧成本壓力有增無減。一旦國內外麥價拉大到足以彌補其他附加費用的時候，進口麥將會以更多“市場麥”而非“儲備麥”的形式出現，屆時對市場的沖擊將更為直接。

　　一方面，隨著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優質麥的需求將不斷擴大，當前處于“低水平均衡”的局面必將被打破，優質麥供應不足的問題勢必被放大，品種種植結構失衡日益突出。其實從1997年以來，我國小麥的種植就開始出現結構性過剩，普通小麥大量積壓而優質小麥卻不足。并非加工企業崇洋媚外排斥國產麥，而是國產麥的品質實在難以與進口麥競爭?，F階段，面粉行業面臨著結構性產能過剩的困局，從企業結構上看，生產粗放、技術水平低的中小企業數量較多，產能利用率較低，但能與國際糧商抗衡的大企業少。從產品結構上看，普通面粉較多，專用型、功能性產品偏少。這意味著未來面粉行業整合的兩個大方向將是行業集中度的提高，淘汰一大批無競爭力的企業，形成幾家能與國際糧商抗衡的大型企業；和產品向細化、精化、特色化的轉變。這都要求作為原料的小麥供應質量提升，優質麥的市場容量將大為擴展。

　　此外，不僅結構性失衡問題日益嚴峻，未來小麥“總量充足”的局面也將受到挑戰。2013年，國內小麥產量有所下降，而且是質、量齊降，有機構預測，2013/14年度全國小麥總產約2098億斤，較上年度減60億斤（統計局數據冬小麥產量2313.4億斤，較上年增29.6億斤）。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小麥比較收益降低，導致農民種植意愿下降，播種面積減少?？傮w看，未來我國小麥產量的擔憂來自于激勵制度，而非技術問題。從技術角度看，盡管存在水資源、土地資源等因素的制約，但通過提高單產、加強基礎設施和中低產農田的改造等手段，仍有較大的增產空間。因此，小麥，或者說國內糧食增產的關鍵都在于激勵制度。近年，土地拋荒的新聞不絕于耳，這充分說明了資源不是不足夠，而是農民的“意愿”不高。如果說前幾年農民這樣的季節性拋荒只是局部跡象未對全國小麥產量帶來實質性影響的話，那么當前我們就一定要關注這個連鎖反應。當越來越多農戶認為種小麥不賺錢而改種其他作物或干脆什么都不種，而我們又無法承受因此大幅上漲的麥價的時候，市場的供求就會失衡。

　　結構性問題歸根結底也是個激勵問題。實際上，我國的小麥主產區小麥生長自然條件與美國、加拿大相當，但為何國產優質小麥品質就是不高呢？研究指出，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國產優麥種植規模小，種植分散。優質小麥要求連片種植并單收、單打、單貯，才能有效保證優質小麥的品質。而美國、加拿大這些國家的小麥都是按不同的生態區劃定種植區域，一個區域內大規模連片種植同一個品種，從而保證了小麥品質的穩定。但目前我國優質小麥仍然采用一家一戶的分散種植模式，一個鄉往往種植幾個乃至十幾個不同的優質小麥品種，優麥品種混雜種植，導致品質嚴重下降。二是，當前托市政策對于普麥的支持力度遠大于優質麥，這實際已經影響到高品質糧食的生產和推廣了。日前，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專家在“清華三農論壇2014”上指出，由于優質糧食和普通糧食之間沒法拉開價差，且優質糧食抵抗自然災害性能低，導致畝產較低，農民自然愿意種普通糧食，這不利于糧食結構的優化。而不少地方在發展優質小麥時，只顧層層訂指標、下任務，卻漠視優質小麥的試種示范工作，匆匆引導農民種植不適合本地區生態的優麥品種，導致優麥品質嚴重下降，也打擊了農民種植積極性。

　　市場vs政策造血vs輸血

　　由此，如何設計激勵制度，提高農戶的小麥種植積極性和促進種植結構的優化，是未來我國能否走出供需困局和應對進口小麥沖擊的關鍵所在。一個行業，一件商品要有競爭力，必須得有高的比價優勢。對于糧食這種一直被視為“特殊”屬性的商品，我們通常通過補貼來維持相對低的市場價和農民的高售出價，但這無疑會讓國家財政負擔不斷加重（實際也是每個納稅者的負擔）。而當前我們實行的托市政策，更在加重財政負擔的同時，令糧食的市場價格也被抬高了，使我國成為全球糧價的高地，國內外越拉越大的價差像漩渦一樣吸引著進口糧食進入中國市場。因此，這種模式是難以持續的。目前，托市政策的改革已經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但這里面不僅有經濟效率的考量，更有糧食安全的考量。因此，這是個循序漸進的改革過程，而國家也明確表示，今年將繼續實施稻谷、小麥的托市政策。

　　但我們必須認識到，所有的補貼政策都是只能起到“輸血”作用。對于習慣了輸血的扶持對象，我們不能一下子停掉，但要盡快培養其造血能力。從來只有多數人補貼少數人的行為才能持續下去。顯然，中國龐大的農業人口使得繼續依靠農業補貼提高來刺激糧食生產的空間已經十分有限。要達到長期有效農民種糧積極性的程度，起碼要增長十倍（據統計，2011年農民年家庭收入約為38000元，但務工家庭收入為務農家庭的10倍），這是個天文數字。中國仍有近7億農民，而美國農業人口不足2%，1個美國農民可以養活155個美國人，98%的人補貼2%的人負擔自然小很多。即使是這樣，2012年6月美國參議院也通過了一項包括削減已實施20年的直接支付農業補貼的法案。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削減赤字。發達國家尚且如此，農業人口占比仍高企的我國就更不可能依靠補貼政策對糧食生產形成根本的長效的刺激了。

　　因此，要真正提升國產麥的比價優勢，就要切實提高農民種糧收益，我們可以更多地借助市場模式，具體而言就是進一步完善土地流通，促進規?；N植。只有把大部分農民從土地上釋放出來，才能在不加重國家和消費者負擔的前提下保持生產積極性。當前，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已經實現了轉移，為土地的集中種植創造了條件。同時，農業生產的機械化水平日益提高，節約了大量勞動力，為家庭擴大土地經營規模創造了條件。

　　而規模化種植是否能夠順利推進，完善的土地制度至為關鍵。只有給農地流轉一個明確的、有執行力的法律環境，其中蘊含的民間力量和市場的智慧才會迸發出來，使種糧成為真正賺錢的事情。30多年前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少不了政策賦予農民長期的承包期限。如果政策只給予農民幾年的承包期，農民是不可能有這么大積極性去經營自己的責任田的。土地的流轉如果大部分是短期的，人們就難有專心經營的積極性，也不會在短期承租的土地上做長期的投資，這對于農業生產也是不利的。

　　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土地改革就成為一個亮點，市場對于農地入市抱有很高的期待。當前的步子還邁得很小，很多細則都未出臺，但市場各路資本已經蠢蠢欲動，包括聯想、京東、網易等強大外來資本，和很多承包自己村里土地的本土資本。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大力發展“家庭農場”，就是一個規?；母拍?，真正培育一批職業農民，讓農業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行業。

　　如同改革開放過程中，所有其他行業一樣，糧食行業也只有不斷加強自身的盈利能力，提高內生的造血功能，才能應對諸多舶來品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