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們的民族大豆產業！”在今年的兩會上，來自大豆主產區黑龍江的全國人大代表、農民孫斌發出呼吁。

　　在孫斌擔憂的背后，是中國大豆產業日薄西山的不爭事實。種植面積連年萎縮、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外資主導市場。在大豆的原產國中國，大豆產業已經走到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農民不愿種 企業不愿收

　　曾經的“金豆子”如今變成了“鬧心豆”。這是記者在我國大豆主產區黑龍江省調查了解到的情況。

　　全國政協委員、黑龍江省工商聯副主席田在瑋說，中國是大豆的故鄉，大豆曾是中國人的驕傲。黑龍江省大豆產量占全國的三分之一左右，但隨著近年來玉米畝產、單價的不斷提高，再加上玉米品種和種植技術的突破，在黑龍江省傳統的小麥、大豆種植區，玉米面積不斷擴大。全省大豆面積從2009年的7060萬畝，已經縮減到去年的3800萬畝。

　　大豆面積縮減的背后，是農民為效益無奈棄豆。“與玉米相比，一坰大豆（一坰等于15畝）要少收入4000多元，誰還愿意種？”黑龍江省海倫市海北鎮海北村農民曲發告訴記者。

　　不僅農民不愿種，企業也不愿收。黑龍江省大豆協會副秘書長王小語告訴記者，現在進口大豆每噸4400元，而產區國產大豆每噸4600元，省內壓榨企業加工國產大豆每噸要虧損100元。目前全省大豆壓榨企業多數停工，開工率不足兩成。

　　在國產大豆生產、加工兩頭“受氣”的形勢下，進口大豆以低價優勢大肆沖擊，使我國由大豆凈出口國淪為凈進口國。

　　全國政協委員、黑龍江省政協副主席洪袁舒說，去年我國大豆需求量6500萬噸，但國內產量只有1280萬噸，進口量達到5838萬噸，對外依存度高達80%以上。

　　淪陷路線圖 外資戰略圖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黑龍江經濟合作促進會會長劉宗明說，回顧中國大豆淪陷的路線圖，折射出的是外資“大豆戰略”。由于糧食產業在我國的特殊戰略地位，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為滿足國內油脂供給，我國才逐漸放開大豆進口市場，同時，美國ADM、美國邦吉、美國嘉吉、法國路易達孚，業內稱之為ABCD四大糧商為代表的國際資本業借機大舉進入中國植物油壓榨市場。

　　大豆市場是我國開放最早的農產品市場之一，根據WTO準則，2001年以后，我國大豆市場大門被徹底打開，國際市場大豆瘋狂涌入國內市場。在2001年2003年我國國內大豆產業發展的黃金期，大豆進口也在2003年首次突破2000萬噸，超過國產大豆產量，隨后逐年大幅增加。

　　全國政協委員、黑龍江省政協副主席趙雨森認為，以轉基因大豆低價沖擊我國大豆市場，只是跨國糧商壟斷中國大豆產業戰略的一部分。由于進口大豆定價權掌握在跨國糧商手中，他們在中國建廠，把中國作為國際貿易利潤轉換的鏈條，一旦中國油脂企業被全部擠垮或兼并之后，跨國糧商將徹底主導我大豆產業話語權，依靠壟斷優勢，在中國市場攫取高額壟斷利潤。

　　王小語認為，未來全球豆油、豆粕需求繼續呈現剛性增長態勢，但全球大豆增產和潛在需求卻存在較多不確定性，我國進口大豆占世界貿易量的高比例狀態面臨更大市場風險。

　　如何守住中國大豆的“最后堡壘”？

　　謀劃中國大豆產業的未來，所有人都要加上一個前提，那就是在中國有限的耕地面積下，不可能實現大豆自給自足，未來也很難擺脫對進口大豆依賴。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近日也表示，中國大豆年產1300萬噸，而需求超過7000萬噸，僅大豆這一項來說以后還必須進口。

　　因此，像孫斌一樣的農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尷尬政策抉擇：建議國家控制進口，大豆不夠用；關不上進口閘門，國內大豆產業希望渺茫。

　　趙雨森認為，中國大豆產業的核心是穩定大豆種植面積，首先應調動農民種豆積極性，解決產區農民不愿種的問題。當前要完善大豆最低保護價的定價機制，參考每年3月份的期貨市場價格，調整大豆最低保護價。建立非轉基因大豆保護區，發揮國產大豆的競爭優勢。

　　劉宗明建議，除了調動農民積極性，還要調動企業積極性，解決企業不愿收購、加工國產大豆問題，將大豆加工業納入國家補貼范圍。按進口價格作為目標成本給加工企業補貼，調整稅收政策鼓勵龍頭企業收購國產大豆。此外，針對加工能力嚴重過剩的情況，應限制國內外企業再度新建和擴建以加工進口大豆為主的項目，給國產大豆生存空間。

　　洪袁舒說，打非轉基因牌，可能是中國大豆脫困的突破口。盡管世界對轉基因、非轉基因產品的安全性仍無定論，但在日本、歐洲等地，非轉基因大豆的價格要高于轉基因大豆。但在我國，非轉基因大豆產品市場認知度仍然較低，兩者的市場價格相差不大。

　　王小語認為，我國沒有對轉基因產品執行強制標識，使消費者無從分辨。社會輿論對宣傳非轉基因產品重視程度遠遠不夠，非轉基因大豆天然、安全、健康的優勢沒有充分體現，應該借鑒有機食品認證標示的做法，最好由國家有關部門統一認證，打出國產大豆的品質優勢和價格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