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人均耕地不足一畝三分的情況下，北大荒(600598,股吧)廣袤的黑土地是令人羨慕的。40多歲的何家蕭是黑龍江省訥河縣的普通農民，他所在的和平屯人均有8.5畝地。按1998年之前出生人口分地，何家4口人共分到了17畝地，此外他還租種了親戚朋友的39畝，其中31畝種玉米，25畝種大豆。除掉土地承包費用（每畝280元）和生產成本，一年的純收入在1.1萬元左右。以這樣的收入供養上初中和上小學的兩個孩子，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同村的馮永和從事大豆收購七八年了，面對著家里積壓的300噸大豆，他一片愁云慘霧：“去年秋收時兩塊三毛五一斤，現在是兩塊二一斤，一噸降了300塊錢，就是受進口大豆的沖擊。”不止是馮永和面臨積壓的問題，屯里幾乎家家都積壓著一些沒賣出去的大豆。

　　看似偏遠平靜的村莊，事實上早已被嵌入資本主導的全球化體系中—占中國大豆市場份額80%的進口大豆嚴重擠壓了他們的生存空間。所謂“天道酬勤”已經是昨日的夢想，今天千千萬萬個何家蕭和馮永和無法再通過勤勞把握自己的生計，左右他們生計的是通過世貿組織不斷延伸的資本力量。

　　進口大豆的驅逐效應

　　受進口大豆的沖擊，國產大豆的播種面積不斷被壓縮。地處松嫩平原北端的訥河歷來是大豆的主產區，全縣600萬畝耕地上曾有500多萬畝種植大豆。到前兩年，全縣大豆播種面積已減至330多萬畝，2012年進一步下滑到240萬畝，2013年已不到200萬畝。而整個黑龍江省大豆播種面積2010年有6470萬畝，2012年已不到4000萬畝。

　　中國大豆危機已見諸各媒體報道，但對大豆危機的討論大多還在于“術”而不在“道”。中國大豆所呈現的問題是資本主導下農民的生計問題，是消費者權益的缺失問題，是國家主權的缺失問題。這并不是中國特有的遭遇，而是世界發展中國家及其農民的普遍困境。走出困境之“道”在于實踐人民食物主權。

　　在食物主權的視野下，大豆的危機首先是國家糧食主權的危機。有人認為，中國大豆進口的持續增加是因為國產大豆滿足不了市場需求，因此需要通過國際市場來彌補國內的缺口。然而，所謂的“市場需求”本身就是消費主義的惡果，是需要反思的，這是其一。其二，中國在大豆進口方面毫無定價權。中國農產品(000061,股吧)進口關稅2005年已降至15.35%，遠遠低于世界平均62%的農產品關稅，成為世界上農產品關稅最低的國家之一；而大豆關稅則在1999年就降至3%，2008年更下調至1%。

　　我國大豆市場的全面開放，促進了進口量劇增，大豆成為美國對中國出口中價值最大的一宗產品，超過波音飛機。中國大豆產業協會的《大豆產業監測預警報告》顯示，2003年至2011年間黑龍江地區國產大豆的價格走勢（以哈爾濱為例）幾乎與進口大豆的價格（以山東青島到岸價為例）走勢一致。大豆的國內市場已經成為國際市場一部分，完全受制于壟斷資本。

　　進口大豆已不是對國產大豆的補充，而是對國產大豆的強勢驅逐。從2006年到2012年，我國大豆進口量從2824萬噸增長到5838萬噸，已占到世界大豆貿易量的60%以上，但是這樣的巨幅進口增長沒有給中國帶來相應的定價權，相反，進口大豆的價格反而從2006年的265.2美元/噸一路飆升到599.3美元/噸。進口大豆的漲價不僅導致了食用油價格的上漲，而且也導致以豆粕為飼料的肉禽蛋奶產品的價格上漲。這種輸入型通貨膨脹的后果最終由消費者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