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國際資本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了大豆種子及種植、貿易、加工等各個環節？在獲取暴利同時，資本如何損害了豆農和消費者的利益？對生態環境與人類健康又造成了何種危害？

　　大豆對資本的最大誘惑在于它適合于資本密集地大規模栽培。

　　從“大豆王國”到進口依賴

　　中國是大豆的故鄉，大豆在我國種植已有4000多年歷史。直到二戰時期，中國一直是世界上大豆生產量最高的國家，約占據世界大豆產量的90%。

　　中國的亞洲鄰居（韓國、日本、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越南、泰國、緬甸和尼泊爾等）也開始種植大豆。

　　約在18世紀上半葉，歐洲開始種植大豆。

　　1765年，大豆被當作“中國的野豌豆”首次介紹到北美殖民地。不過，直到20世紀40年代，大豆才在美國真正“起飛”。在接下來的50年中，美國主導著世界大豆生產。1961年時，美國生產的大豆已占世界總量的68.7%；中國居第二，產量份額跌至23.3%；其它國家的大豆加在一起約占8%。

　　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大豆農業在拉丁美洲飛速發展起來。

　　在1974年和1998年，巴西和阿根廷的產量相繼超過了中國；2002年，兩國總產量超過了美國。到2011年，中國大豆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比重僅僅只有5.55%，而美國的份額是31.88%，巴西為28.67%，阿根廷為18.73%，其它國家達到歷史新高的15.16%。其中，印度的產量達到1228.2萬噸，比2004年幾乎翻了一番，相當于中國產量的85%。

　　有數據顯示，中國的大豆消費量在逐年攀升。1964年消費量不到800萬噸，到2010年已經躍升到近7000萬噸。這個數字還將繼續上升。

　　與消費量迅猛增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大豆的生產量，從1964年到2010年基本沒有太大的變化，巔峰時期也不到1700多萬噸。2010年，中國大豆的生產量不到1500萬噸，而消費量卻高達7000萬噸。2021年，國內大豆產量為1640萬噸，消費量10872萬噸，中間的差值依賴進口。

　　實際上，中國大豆基本不需要進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其后，大豆進口迅速增長，到2011年，中國進口大豆占消費的比重已經達高達80%以上。2012年，中國進口了5838萬噸的大豆，比上年增加1.53%，其中絕大部分來自美國、巴西和阿根廷。

　　從全球大豆交易來看，直到90年代中期，中國市場還微不足道；到20世紀最后兩年，中國市場的份額才超過10%。然而，從那時以后，在短短十幾年時間里，中國市場比重呈跨越性增長。現在，世界大豆出口總量的60%都涌向中國市場，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

　　2010年，荷蘭的拉博銀行發表了一份題為《全球食品供應鏈的可持續性與安全性》的報告：中國從世界各地進口冷凍魚、羊毛、棕櫚油、棉花等各種農產品，但最大宗的農產品交易是來自阿根廷、巴西和美國的大豆，三者的總價值達200億美元左右。

　　到底是什么導致了這種變化？

　　資本介入，由食物到商品

　　直到20世紀，中國一直是世界大豆生產最大基地，當時國家間少有大豆貿易。引起之后大豆生產區域和大豆貿易巨大變化的，正是跨國資本的介入。

　　以日本的三井物產、丹麥的寶隆洋行、俄國猶太裔商人創辦的羅曼·卡巴爾金父子公司等為代表，1908年，它們開啟了向歐洲出口大豆的貿易。有了資本介入，大豆就不再是單純的食物——不再是一種富含蛋白質、能夠提供食用油的人類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種能夠為資本家謀取利益的商品，最大誘惑在于它適合資本密集地大規模栽培。

　　目前，大豆生產集中在4個國家：美國（35%左右）、巴西（34%左右）、阿根廷（11%左右）與中國（5%左右）。四國的產量約占全球產量的九成。不管是在中國東北還是在其它地方，到大豆產地看到的往往是一望無際的大田作業。

　　而大豆及其產品（豆油與作為飼料的豆粕）的消費遍布全球，只有經過大規模的跨國貿易，億萬生活在其它國家的人們才能消費大豆與大豆制品。這樣一來，從資本投入到種植、到貿易、到加工、再到消費，產供銷鏈變得層次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

　　那么，誰控制著大豆供應鏈？

　　資本是助推世界大豆產供銷一體化的關鍵因素。在數以百萬計的豆農與數以十億計的消費者之間存在著長長的大豆產供銷鏈條，每個環節上都有跨國公司的滲透。它們上下通吃，不放過產供銷鏈條上任何一個環節，從而謀取利潤最大化。

　　跨國公司，是控制大豆產供銷鏈條的主體。

　　在全球金融市場上，擁有雄厚資金的投資者（包括大公司、機構投資者、退休基金、信托、銀行）可以于數秒內在世界范圍內動用數以萬億美元計的資金，尋求最快和最高的回報。

　　為了追求穩固的長期投資收益，金融投資者將大量資本投入全球食物生產和農產品貿易。這使得一些經營農產品的跨國公司很容易籌得海量資金。利用這些資金，這些跨國公司可以開啟新業務，可以收購國內較小規模的公司，可以到世界各國收購大量公司，也可以并購大型競爭者。

　　這樣的能力是個人經濟體、普通公司甚至是一些小的國家都不可比擬的。由于具備這些優勢，在大豆產供銷鏈條的每一個環節（基因、種子、農藥、化肥、貿易、加工、分銷以及零售）上，少數幾個跨國公司就足以形成對全球市場的壟斷控制。

　　四大國際糧商的共謀

　　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被稱為國際四大糧商。被簡稱為“ABCD”的四大國際糧商控制著全世界80%的糧食交易量和90%的大豆交易量，其中，前三家來自美國，后一家來自法國。

　　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公司 ( Archer Daniels Midland) ，簡稱 ADM， 1902年創立，是全球最大的農業生產、加工及制造公司，也是全球最大油菜籽、玉米、小麥等農產品加工廠商。

　　邦吉成立于1818年，是全球最大油籽加工商。

　　嘉吉成立于1865年，是美國規模最大的私營企業。

　　路易達孚成立于1851年，一家全球領先的農產品、食品貿易與加工企業，業務足跡遍及全球100多個國家。

　　ABCD之間的橫向聯盟十分常見，如路易達孚與ADM在1993年的合資項目，邦吉與嘉吉在1995年的交換合作，路易達孚與嘉吉在2001年的合資項目等。

　　之外，由于ABCD控制的環節存在差異，它們通常會組成形形色色的聯盟，從合資、合伙、長期合同協議到其它形式的戰略聯合。

　　總而言之，這些聯盟體現的是它們之間的共謀而非競爭關系。這些戰略聯盟并非由某家企業擁有完全的所有權或控制權，而是由多家企業形成非常緊密的合同關系網絡，以便增加它們對大豆產供銷鏈條各個環節的控制。

　　例如，ADM與制藥及生物技術跨國公司諾華的合作。一般人只知道諾華是世界制藥巨頭，其實它在農用化工產品方面也是一只隱形大鱷，涉足全球市場。2000年，諾華集團農化產業與阿斯利康農化產業合并組建了先正達公司。

　　再如，1998年，早已名聲在外的孟山都與嘉吉各出資50%，組建合資企業——瑞耐森有限責任公司。

　　這兩家公司的企業文化與經營策略非常不同，卻走到了一起，目的是將孟山都在種子和生物科技方面的優勢與嘉吉在糧食加工、銷售、風險控制方面的優勢結合起來。

　　世界上最大的農業投入企業（農藥、化肥、種子、生物技術巨頭）與世界上最大的糧商（從事貿易、加工以及市場營銷）聯姻。前者需要后者遍布全球的處理與加工設施，以保證使用它們產品的生產者擁有下游市場；反過來，通過加強與上游合作伙伴的合作，跨國糧商也可以強化它們對豆農與原材料的控制。

　　在這些聯盟內部，不存在開放市場的問題。因此，在整個產供銷過程中，競爭與價格發揮就沒有發揮什么作用了。

　　“大鱷”們的全球布局

　　這些在國際糧食市場上興風作浪的大鱷們大有斬獲。如果以1999年作為起點，到2012年，ADM的凈銷售額增長了4.8倍，邦吉的凈銷售額增長了7.55倍，表現相對最差的嘉吉凈銷售額也增長了2.93倍。這些跨國糧商利潤水漲船高。從2001年以后，ABC三家的利潤都大幅攀升，與此前的1996～2001年間形成鮮明對比。

　　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 Group）從不公布年度財務報告，只有它旗下的大宗商品公司（Louis Dreyfus Commodities）偶爾公布銷售業績，在短短四年間（2008～2011年），其凈銷售額幾乎翻了一番。

　　最新數據是，2021年，四大國際糧商營業收入總計近3300億美元。其中，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以852.49億美元的營業收入取得120年來最好業績，邦吉和路易達孚全年利潤較2020年均增長超過80%，嘉吉全年營收高達1344億美元，利潤同比增長64%，創公司156年來最高紀錄。

　　這些糧商不直接參與大豆的種植，但它們通過發放生產貸款、修筑交通設施（鐵路、公路、港口）等方式，控制了北美與南美大豆生產，使那里的豆農不得不以低廉的價格，用大豆來抵償貸款。國際糧商以相當低廉的價格采購大豆，然后通過國際期貨市場，以它們認為合適的價格將大豆再賣出去。理想地講，它們當然希望采購價與銷售價之間的差距越大越好；但是，為了打垮潛在的競爭對手，它們也會人為地壓低銷售價，實行低價傾銷戰略。

　　另外，四大糧商在信息占有與處理方面更占優勢。它們都是全球布局，在世界上各個角落設有專門收集市場信息的機構，與公司總部的信息處理中心實時溝通，由專業人士進行梳理、分析，它們每天24小時、每周7天、每年365天全天候運作，為國際期貨市場上的買進、賣出決策提供支撐。

　　消費者是贏家嗎？

　　那么，這是否意味著進口國的消費者也能搭車成為贏家呢？

　　不一定。

　　只要可能的話，這些公司會把從低價購入得到的好處留作利潤；只有為了打開或鞏固它們在某地市場的份額時，它們才會讓那兒的消費者暫時獲益。

　　不少研究表明，總體來說，農產品出場價格與最終銷售價格之間的差額越來越大。如1997年，世界銀行的一份研究估計，在全球范圍的大宗商品交易中（作者的主要例子是農產品），兩者的差額越來越大，當時高達每年1000億美元，而跨國貿易公司的壟斷行為是罪魁禍首，因為哪里跨國公司的市場影響越大，那里兩者的差額就越高。

　　2002年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一份研究也注意到，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生產者價格與零售價格之間的差額擴大得很快，尤其是在那些市場集中程度很高的國家。換句話說，消費者遲早也是跨國資本壟斷行為的受害者。

　　真正的贏家還是那些擁有龐大資本的跨國公司。它們可以在時機成熟時，抬高全球市場價格，使自己的盈利最大化。如果這個分析成立，消費者最終也會是受害者。2008年前后，不僅大豆價格飆升，其它糧食的價格也一起飆升。食物價格的上漲引發世界各地出現食物騷亂，并導致一些國家的政權更替。

　　在資本受益的同時，付出代價的是人與自然。

　　首先，資本對大豆產供銷鏈條的控制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不可忽視。

　　在美國、巴西、阿根廷的大豆生產帶，單一作物的種植可能破壞土壤自然微生物成分，造成土壤流失；在那些嚴重依賴農用化工品的地區，這種危險尤為突出。

　　更可怕的是，大豆生產在巴西的快速發展已成為導致亞馬遜雨林被大面積砍伐與焚燒的重要原因之一。僅在1990～2000年十年間破壞的森林面積，就相當于葡萄牙國土面積的兩倍。森林的消失釋放出大量原本藏于植被和土壤中的二氧化碳。亞馬遜雨林被砍伐和燒毀樹木因此將這片“地球之肺”變為了“碳排放大戶”，使巴西成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之一；其中高達75%的排放來自對雨林的破壞。

　　亞馬遜雨林蘊藏著世界最豐富、最多樣的生物資源，昆蟲、植物、鳥類及其他生物種類多達數百萬種。對它的大面積破壞顯然同時會導致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最終會危及人類的安全。此外，除草劑的濫用會導致地下水的污染，以及“超級雜草”的出現。

　　其次，失業和饑餓，大農場取代小農場的后果。

　　超大土地規模、資本密集、嚴重依賴農用化學品（農藥與化肥）、嚴重依賴農用機械，這種游戲只有大地主與資本雄厚的投資者才能玩得起。他們從貧困農民手中大肆收購田地，一步步取代小型、多樣化的生產方式。

　　在巴西與阿根廷，最初大豆是在小型家庭農場生產的，規模約為5～50公頃（約75～750畝），后來大豆農場的規模越來越大，小農場占有土地的比重越來越低。

　　近年來，新出現的大豆種植園往往在一萬至五萬公頃，這意味著土地所有權進一步集中到了大地主與投資者手中。在巴西與阿根廷出現了同樣的局面：絕大多數的農場都是小農場，但絕大多數土地都由大農場占據。小農場每8公頃土地需雇用1位工人，而大農場每200公頃才雇用1位工人。

　　于是，大農場取代小農場產生了一個嚴重后果：大量的家庭農場主變成了無地農民，現有農場提供的就業機會急劇減少，進城意味著棲身貧民窟，留在鄉下意味著饑餓。

　　幸存的小農場不得不嚴重依賴跨國公司提供的信貸、種子、機械、化肥、農藥、銷售渠道。它們無法與資金雄厚、全球布局的跨國糧商比實力，在雙方博弈中不得不甘拜下風。
來源：新華社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