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一輪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啟動，隨著歐元區量化寬松政策的大規模實施，大宗商品又要開始反彈了。

　　在2014年三季度大宗商品開始了一輪殺跌，此輪殺跌讓能源和資源生產國家叫苦不迭。

　　有人認為，大宗商品大跌中美兩國是最受利的兩個國家。看起來是這樣，但實際不然。

　　中美兩國經濟的差異決定了大宗商品殺跌對兩國的影響是不一致的。

　　其一、美國是消費型國家，是全球最大的消費體，有著強大的消費需求，大宗商品的下跌有助于提振美國消費，進而有利于刺激美國生產商增加投資。在美國制造業復蘇時期，美國更加需要廉價的能源和資源來激勵美國制造業復蘇環境，吸引全球制造業資本去美國投資。中國是產品供給型國家，現在產能極度過剩，在國內消費乏力，國際需求不斷下降的大國際環境下，正處在消化庫存的漫長年代，大宗商品殺跌，導致中國制造業面臨存貨跌值的困境。

　　其二、次貸危機以來，主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投資來自政府和國有資本的基礎設施建設，這些建設投資對大宗商品漲跌的敏感度并不高，無論大宗商品漲跌，中國政府都會不計成本搞投資建設。政府主導的投資對大宗商品需求較大，相對于美國企業，中國國內制造業受政府投資抬擠，并不能完全享受到大宗商品殺跌的好處，相反地，還要遭受大宗商品波動帶來的存貨跌值損害。

　　其三、中國和美國最大的卻別在于長期以來美國的公共財政在更大程度上是均衡財富推動消費升級來不斷提升國家綜合能力,而中國公共財政的增長目標是為了不斷加碼政府主導的投資，用于社會福利的公共財政支出占比少得可憐。投資支出對公共福利支出的長期擠占導致國內消費需求羸弱，中國制造業增長的支撐是國外市場而非國內市場。近年來隨著國際市場不斷加深衰退，中國制造業產能閑置持續增加，加速了制造業折舊損失，大宗商品殺跌也無法改變這一殘酷現實。

　　以上幾點區別決定了在大宗商品下跌時期中美制造業面臨兩種不同的宿命：美國制造業獲得了史無前例的低成本機會，而中國制造業面臨高成本產能閑置和倒閉的衰落命運。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這句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可能是相反：2014年各級政府對樓市救市策略就折射出了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不可能，盡管各級政府將取消限價和限購以及限貸視為市場正常化，但其背后卻暗含了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利益和相關部門主導市場的利益。

　　長期以來，在各級政府和部門主導并介入市場利益背后，總是存在相關個人或群體的利益，近年來中紀委反腐每次大老虎落馬導致裙帶落馬的諸多案件客觀地體現了政府或部門利益背后的這種腐敗利益關系。

　　在2105年，各級政府還會進一步釋放各種行政手段救市并再次主導市場，當中國住建部門表態要用政府資源收購商品房用于保障住房的時候，毋庸置疑的是：這個過程就已經開始了。王杰律師認為，市場調整是市場內在機制對市場的自律，但政府及相關部門居于自身利益慣于主導市場已成為一種常態。市場并購重組應該是市場自發調整的結果，但各級政府或部門總是要伸手干預的，這就是為什么每一次國內并購重組不是市場自發的，而是政府主導的原因，國進民退只是政府主導市場的結果而不是原因，新一輪改革也將面臨同樣的結局。

　　各級政府或部門對市場的深度切入不僅扭曲了中國經濟的結構，同時也在不斷加深中國經濟的失衡，而內涵在經濟結構扭曲與濟失衡其中的則是腐敗和因腐敗導致的社會貧富分化。新一屆政府想依靠一紙權力負面清單改變政府主導市場的規則，顯然低估了既存體制問題的深層次根源。

　　現在，全球市場正處于市場自律的深度調整階段，中國政府主導市場資源配置的模式是否能夠抵御市場的深度自律是全球經濟的一大看點。但從次貸危機后中國救市方式的演進績效來看，這種模式并沒有解決中國經濟存在的基礎性問題，相反地在加深加速經濟衰退在國內的演化：經濟增長在持續下滑而非相反。

　　2014年期末，中國發改委批發了一大批基礎設施建設設項目，2015年初，中國基礎設施建設又要拉開大幕。在中國企業進入補庫存階段，國際大宗商品將迎來階段性反彈，歐洲央行的量化寬松政策和各國被動的寬松也將助長這次反彈，對于中國制造業而言，大宗商品反彈將提高生產成本。當國際大宗商品反彈結束并再次殺跌的時候，中國制造業將再次面臨存貨跌值損失的命運。在2015年的三季度，究竟有多少中國制造企業倒閉破產，那就要看政府在多大規模上投資基礎設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