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林悟道《韓非子-詭使》 第八章 窶愚怯

 

紅林悟道《韓非子-詭使》上一章韓非子為我們揭示了一個真相，世之不治的真相，那就是“非下之罪，上失其道”。簡單的八個字揭示了國家混亂的根源，這也是為什么儒家儒學能成為中國傳統廟堂顯學的原因，而法家卻委屈排后，甚至不被統治者所宣講，誰會宣講一部揭其短處的學說呢。

 

從漢武帝開始，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后，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治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歷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非下之罪”是對臣民的肯定，“上失其道”是對君主的定論。這種論述是對君臣關系的明確，君主是舵手把握方向，臣民是水手負責賣力。其實，“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是對中央集權制的一種警告，任何事物都有其兩性，是把雙刃劍，圣賢之明就在于找到其危害性，并加以防控和勸導，就象中藥一樣，是藥三分毒，醫生開處方就要避開十八反十八畏，盡量減少毒性。但，我們要看事物的主流，不能聽到蝲蝲蛄叫就不種莊稼，所以依法治國要堅持，中央集權制要堅持，因為這是最適合中國的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是大勢。

 

“上失其道”，君主所拋棄的正是社會治理應有的原則與道路，或者就是規律。具體來講就是君主堅持錯誤的價值觀與思想理念，忘記了初心，由此制定了錯誤了政策，而錯誤的政策產生的惡果，與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往向”背道而馳。這是問題的惡性表現，危害的承受者是民眾，百姓的根本利益受到了侵害與損害。

 

我們曾說過，君主是國家意志與民眾意愿的代表，代表著國家利益與民眾利益，如果這種代表利益無法體現，那這種代表性也就失去了法定權威性。君主持邪名，所貴之策與治國原則相背，民利受害，自然無法代表國家與民眾，這是危險之舉，會導致國亡政息。

 

勢能的大小由高度與重要決定，君主居最高位，體量最大，如若犯錯，就如流星撞擊地球一般，毀滅性極強。“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算是韓非子依法治國良方中的“禁忌”。

 

六大“邪名”盛行朝野，社會危害極大。但，如果是臣民中間盛行，君主就應該撥亂反正，矯枉過正，要用最嚴厲最嚴格的手段禁止與消滅這種邪念。所以韓非子說“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爭也。”意思是：現在讓臣子聽從君主，是君主的當務之急。這是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君主首先要做的事，這是君臣關系的再次明確與強調，關系確定了社會基礎，也確定了彼此之間的作用力，關系混亂社會無法治理。君臣是國家第一關系，而臣聽君令是這種關系的表現，是君主權力作用的體現。

 

但，問題還是出在君主對臣子品性的判定上，還是概念混淆的問題，是非黑白的問題。韓非子逐一列出了君主或朝堂上的不良思想和歪風邪氣。第一是：而惇（dūn）愨（què）純信，用心怯言，則謂之“窶”（jù）。意思是：但對于忠厚老實、純樸誠信、做事專心、說話謹慎的行為，卻被說成是貧陋無禮。第二是：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意思是：嚴格遵守法度，認真聽從政令，卻被說成是愚笨。第三是：敬上畏罪，則謂之“怯”。意思是：尊敬君主，害怕犯罪，卻被說成是膽小。

 

“窶”、“愚”、“怯”這是對禮教的違背，是對個人修養的褻瀆，是對規矩的無視。人是事物的主體，任何思想、主義、學說都需要人去實踐實施才有意義和價值，否則連是否能存在都是問題。韓非子所以列這三點，正是臣子修養與守則的體現，是規矩使然，決不是“窶”、也不是“愚”，更不是“怯”。朝堂所議之事都是大事，關乎國計民生，臣子必須要深思熟慮才能發表自己的意見。服從君令，聽從政令，這是職責，是臣子的本分，如果臣子都自以為是，人人自為，國家豈不混亂。

 

中國悠長的歷史，創造了燦爛的文化與精神，言下之意就是人情復雜，最講“為人”之道。不管是職場，還是官場，最講共性，也最講共同利益，最反對的是個性與私欲。這就決定了我們對社會共性共識（文化、思想、規則）的遵守與深究，這是我們的傳統文化與政治制度所決定的。

 

對臣子的正確行為卻定性為“窶”、“愚”、“怯”，本質是反文化反規則，實質是破壞社會關系，尤其是君臣關系，是要顛覆社會倫理與國家律法。我們曾說過，國家律法的作用之一就是確定與明確社會關系，維護社會關系。關系顛覆與破壞了，國家也就亂了。

 

【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爭也。而惇（dūn）愨（què）純信，用心怯言，則謂之“窶”（jù）。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

 

善惡不分，這是最壞的社會風氣。風清氣正，需要嚴格律法來做保障，需要社會主流媒體來倡導，需要政府平主導社會輿論。如果將“善與良”解讀為“惡與丑”，社會將無清白之說，法規將無立足之地，規矩將無用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