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經常會聽到這樣的報道：我國出口食品因為檢測出抗生素殘留而被拒絕在海關之外。根據我的了解，我國畜牧業使用抗生素的量，已經遠遠超過人類使用量的總和。”北京大學臨床藥理研究所副所長肖永紅的這個判斷也許并不夸張。
相關資料顯示，雖然1989年農業部就頒布了《批準使用的飼料藥物添加劑品種及使用規定》，1994年又發布了《動物性食品中獸藥最高殘留限量》標準，此后又相繼修訂，但濫用抗生素造成殘留超標的事件仍時有發生。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藥殘超標已經使我國出口動物性食品屢屢被拒，2002年初，歐盟開始宣布全面禁止進口中國的蝦、兔和家禽肉等動物源性食品和水產品，由此導致2002年上半年中國水產品出口下降70%以上，僅浙江省2002年一季度就因此減少農產品出口1億美元。
有關專家分析指出，藥殘超標已成為制約我國畜禽產品出口的重大問題。我國是畜禽產品生產大國，加入WTO后，我國農畜產品在國際貿易中面臨著更加激烈的競爭，而“藥物殘留”往往是引發國際貿易中非貿易性技術壁壘的導火線。這不僅影響了我國畜牧業的發展和出口創匯，給我國造成巨大經濟損失，更重要的是還損害了中國農畜產品在國際上的聲譽。
在第10屆全軍檢驗醫學學術會議上，國家細菌耐藥性監測中心副主任馬越研究員曾指出：目前濫用抗生素的現象遠比人們想象的要嚴重，全球每年消耗的抗生素總量中90%被用在食用動物身上，且其中90%都只是為了提高飼料轉化率而作為飼料添加劑來使用。
為何抗生素在養殖業中幾近泛濫成災？這顯然與它背后的經濟利益息息相關。
據悉，在那些管理和技術水平都比較低下的養殖場或養殖戶中，使用抗生素不僅可使動物抗病能力提高，還可讓它吃的更少，長的更快，這無疑就會降低飼養成本。與此同時，我國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健全和監管力度的欠缺，在某種程度上也為“有抗食品”提供了生存土壤。據業內人士透露，很多在藥店需憑醫生處方才能購買的抗生素，飼料廠、養殖廠或養殖戶就能輕易批量購買。
一面是利益的驅使，一面是監管的漏洞，有了市場需求，不少飼料廠就會積極主動地生產“有抗飼料”，而那些陷入“耐藥性”惡性循環怪圈的養殖廠或養殖戶，又不得不對生病的禽畜加大抗生素的用藥劑量。
有關資料顯示，當前用于農畜身上的抗生素種類甚至已經超過人用抗生素種類。雖然各地的質量監督中心會不定期地進行抽檢，但是由于我國養殖模式主要是“千家萬戶”式的分散飼養，也無法有效進行全面、系統的檢查。同時，那些雜牌飼料生產廠家在利益的驅使變得膽大妄為，生產的“有抗飼料”品種越來越多越雜，以致于那些國外可行的檢驗方法在國內卻屢屢碰壁。
健康平等：農畜產品豈能“內外有別”
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專家冉陸介紹，由于抗生素在飼養過程中被長期低劑量使用，動物會逐漸產生耐藥性，這種耐藥菌可以通過糞便直接污染環境、水、食品，還可以通過直接接觸傳染給人?？膳碌氖牵@種耐藥基因還可以傳遞給人體腸道內的細菌，讓它們也變異為耐藥菌。此外，長期食用“有抗食品”，即使消費者即使沒有直接大量服用抗生素，耐藥性也會不知不覺增強。就這樣，通過“有抗食品”，從動物傳播到人身上的微生物性感染越來越難以治愈，而這一趨勢還在不斷發展下去。
正是鑒于“有抗食品”的危害性，世界衛生組織已成立了慎用抗生素聯盟，其成員包括90多個國家，它們采取嚴厲的立法手段禁用抗生素。據悉，瑞典于1986年成為首個在動物飼料中部分禁用AGP(抗生素生長促進劑)的國家，1997年瑞典加入了歐盟，歐盟也執行了局部禁用阿伏霉素。緊接著，荷蘭于1998年停止了以預防為目的地使用奧拉喹多，丹麥和瑞士則完全禁用AGP。其它國家的許多生產者對于抗生素實行了“商業性”禁用，并開始向市場銷售保證“無抗”的肉和蛋。2003年歐盟監管委員會決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在歐盟范圍內全面執行禁用AGP。在美國，已經有部分食品公司采取措施，禁止其供貨商把抗生素用作生長促進劑。盡管美國政府并沒有一項針對使用AGP的官方政策，但FDA已經就畜禽養殖業新型抗菌藥(包括用作促生長目的的抗菌藥)安全性評估提出了一項指導方針。另外，他們還進行研究并提供資源，以監測抗藥性的出現，并盡可能地減少抗菌藥的使用?；诔隹诘膲毫?，泰國和巴西等發展中國家也開始部分執行歐盟的AGP政策。
而出口國的壓力則來自于進口國的嚴格標準。據悉，法國規定自1991年6月1日起，歐共體成員國以外的第三國出口到法國的每批蹼足類(鴨、鵝)產品(新鮮的、整只的、分割的、肥肝)必須具備無抗生素(氯霉素、磺胺類抗生素)殘留證明。此后我國政府很快發出通知，要求各商檢部門按此要求進行，并通知有關飼養場、加工廠，加強用藥管理，防止氯霉素、磺胺類抗生素殘留問題發生。
隨著近年來在動物源性產品出口上頻頻觸礁，國內大部分出口型相關企業開始重視這一問題，紛紛采取應對措施，加強藥殘管理力度。窺一斑可知全豹，我國2005年出版的一套《進出口食品中農獸藥殘留檢測新標準技術實用手冊》，雖然定價高達998元，卻依然成為養殖行業的暢銷書。
但令人憂慮的是，國內消費者的餐桌上依然危機四伏。基于相關法律法規、強制性標準的不健全，加上監管懲處乏力，在不法利益的驅動下，養殖業濫用抗生素的現象依然大量存在，“有抗食品”依然成為威脅國民健康的“隱形殺手”。
愛爾蘭Alltech生物技術中心研究人員Lode Nollet指出，歐盟及美國乃至更多的國家、地區治所對AGP進行限制，原因是來自于消費者的壓力。
分析人士認為，國民同樣擁有對安全食品的消費需求，同樣具有對“有抗食品”的知情權和“無抗食品”的選擇權，應該盡快改變當前這種“內外有別”的不良養殖加工狀況。
轉變模式：中國養殖業能否“無抗”
早在2000年，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局曾批準發布了8項無公害農產品國家標準，出臺了49項綠色食品標準，73項無公害食品行業標準等，其中部分標準對少數幾種抗生素的殘留作出規定。但這并未能有效阻止“有抗食品”在餐桌上的泛濫，進入農畜體內的抗生素種類也空前復雜繁多起來，上述標準顯然已經無法涵蓋成百上千種食品，不少原有標準已呈現出明顯的滯后性。
據業內人士分析，我國養殖業之所以濫用抗生素成災，與當前粗放型的增長模式有著直接關系，散、亂、差現象依然存在，絕大部分都是規模較小、管理和技術水平低下的養殖場和千家萬戶的養殖戶，由此帶來的技術風險和道德風險都相對較大。要想真正有效控制農畜產品抗生素殘留超標，必須切實向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否則“有抗”將成為制約我國養殖業健康長足發展主要瓶頸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進程。
相關資料顯示，雖然1989年農業部就頒布了《批準使用的飼料藥物添加劑品種及使用規定》，1994年又發布了《動物性食品中獸藥最高殘留限量》標準，此后又相繼修訂，但濫用抗生素造成殘留超標的事件仍時有發生。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藥殘超標已經使我國出口動物性食品屢屢被拒，2002年初，歐盟開始宣布全面禁止進口中國的蝦、兔和家禽肉等動物源性食品和水產品，由此導致2002年上半年中國水產品出口下降70%以上，僅浙江省2002年一季度就因此減少農產品出口1億美元。
有關專家分析指出，藥殘超標已成為制約我國畜禽產品出口的重大問題。我國是畜禽產品生產大國，加入WTO后，我國農畜產品在國際貿易中面臨著更加激烈的競爭，而“藥物殘留”往往是引發國際貿易中非貿易性技術壁壘的導火線。這不僅影響了我國畜牧業的發展和出口創匯，給我國造成巨大經濟損失，更重要的是還損害了中國農畜產品在國際上的聲譽。
在第10屆全軍檢驗醫學學術會議上，國家細菌耐藥性監測中心副主任馬越研究員曾指出：目前濫用抗生素的現象遠比人們想象的要嚴重，全球每年消耗的抗生素總量中90%被用在食用動物身上，且其中90%都只是為了提高飼料轉化率而作為飼料添加劑來使用。
為何抗生素在養殖業中幾近泛濫成災？這顯然與它背后的經濟利益息息相關。
據悉，在那些管理和技術水平都比較低下的養殖場或養殖戶中，使用抗生素不僅可使動物抗病能力提高，還可讓它吃的更少，長的更快，這無疑就會降低飼養成本。與此同時，我國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健全和監管力度的欠缺，在某種程度上也為“有抗食品”提供了生存土壤。據業內人士透露，很多在藥店需憑醫生處方才能購買的抗生素，飼料廠、養殖廠或養殖戶就能輕易批量購買。
一面是利益的驅使，一面是監管的漏洞，有了市場需求，不少飼料廠就會積極主動地生產“有抗飼料”，而那些陷入“耐藥性”惡性循環怪圈的養殖廠或養殖戶，又不得不對生病的禽畜加大抗生素的用藥劑量。
有關資料顯示，當前用于農畜身上的抗生素種類甚至已經超過人用抗生素種類。雖然各地的質量監督中心會不定期地進行抽檢，但是由于我國養殖模式主要是“千家萬戶”式的分散飼養，也無法有效進行全面、系統的檢查。同時，那些雜牌飼料生產廠家在利益的驅使變得膽大妄為，生產的“有抗飼料”品種越來越多越雜，以致于那些國外可行的檢驗方法在國內卻屢屢碰壁。
健康平等：農畜產品豈能“內外有別”
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專家冉陸介紹，由于抗生素在飼養過程中被長期低劑量使用，動物會逐漸產生耐藥性，這種耐藥菌可以通過糞便直接污染環境、水、食品，還可以通過直接接觸傳染給人?？膳碌氖牵@種耐藥基因還可以傳遞給人體腸道內的細菌，讓它們也變異為耐藥菌。此外，長期食用“有抗食品”，即使消費者即使沒有直接大量服用抗生素，耐藥性也會不知不覺增強。就這樣，通過“有抗食品”，從動物傳播到人身上的微生物性感染越來越難以治愈，而這一趨勢還在不斷發展下去。
正是鑒于“有抗食品”的危害性，世界衛生組織已成立了慎用抗生素聯盟，其成員包括90多個國家，它們采取嚴厲的立法手段禁用抗生素。據悉，瑞典于1986年成為首個在動物飼料中部分禁用AGP(抗生素生長促進劑)的國家，1997年瑞典加入了歐盟，歐盟也執行了局部禁用阿伏霉素。緊接著，荷蘭于1998年停止了以預防為目的地使用奧拉喹多，丹麥和瑞士則完全禁用AGP。其它國家的許多生產者對于抗生素實行了“商業性”禁用，并開始向市場銷售保證“無抗”的肉和蛋。2003年歐盟監管委員會決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在歐盟范圍內全面執行禁用AGP。在美國，已經有部分食品公司采取措施，禁止其供貨商把抗生素用作生長促進劑。盡管美國政府并沒有一項針對使用AGP的官方政策，但FDA已經就畜禽養殖業新型抗菌藥(包括用作促生長目的的抗菌藥)安全性評估提出了一項指導方針。另外，他們還進行研究并提供資源，以監測抗藥性的出現，并盡可能地減少抗菌藥的使用?；诔隹诘膲毫?，泰國和巴西等發展中國家也開始部分執行歐盟的AGP政策。
而出口國的壓力則來自于進口國的嚴格標準。據悉，法國規定自1991年6月1日起，歐共體成員國以外的第三國出口到法國的每批蹼足類(鴨、鵝)產品(新鮮的、整只的、分割的、肥肝)必須具備無抗生素(氯霉素、磺胺類抗生素)殘留證明。此后我國政府很快發出通知，要求各商檢部門按此要求進行，并通知有關飼養場、加工廠，加強用藥管理，防止氯霉素、磺胺類抗生素殘留問題發生。
隨著近年來在動物源性產品出口上頻頻觸礁，國內大部分出口型相關企業開始重視這一問題，紛紛采取應對措施，加強藥殘管理力度。窺一斑可知全豹，我國2005年出版的一套《進出口食品中農獸藥殘留檢測新標準技術實用手冊》，雖然定價高達998元，卻依然成為養殖行業的暢銷書。
但令人憂慮的是，國內消費者的餐桌上依然危機四伏。基于相關法律法規、強制性標準的不健全，加上監管懲處乏力，在不法利益的驅動下，養殖業濫用抗生素的現象依然大量存在，“有抗食品”依然成為威脅國民健康的“隱形殺手”。
愛爾蘭Alltech生物技術中心研究人員Lode Nollet指出，歐盟及美國乃至更多的國家、地區治所對AGP進行限制，原因是來自于消費者的壓力。
分析人士認為，國民同樣擁有對安全食品的消費需求，同樣具有對“有抗食品”的知情權和“無抗食品”的選擇權，應該盡快改變當前這種“內外有別”的不良養殖加工狀況。
轉變模式：中國養殖業能否“無抗”
早在2000年，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局曾批準發布了8項無公害農產品國家標準，出臺了49項綠色食品標準，73項無公害食品行業標準等，其中部分標準對少數幾種抗生素的殘留作出規定。但這并未能有效阻止“有抗食品”在餐桌上的泛濫，進入農畜體內的抗生素種類也空前復雜繁多起來，上述標準顯然已經無法涵蓋成百上千種食品，不少原有標準已呈現出明顯的滯后性。
據業內人士分析，我國養殖業之所以濫用抗生素成災，與當前粗放型的增長模式有著直接關系，散、亂、差現象依然存在，絕大部分都是規模較小、管理和技術水平低下的養殖場和千家萬戶的養殖戶，由此帶來的技術風險和道德風險都相對較大。要想真正有效控制農畜產品抗生素殘留超標，必須切實向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否則“有抗”將成為制約我國養殖業健康長足發展主要瓶頸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