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康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馬欣原 全球糧食價格從2006年以來持續上漲，一個重要的推動因素就是美國以增強能源安全的名義推行的生物能源計劃。分析表明，生物能源計劃并不能有效地降低美國對海外能源的依賴。“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通過生物能源計劃，美國主動創造了對農產品(20.40,-1.28,-5.90%,吧)的有效市場需求，推高了糧食價格，既實現了歷屆美國政府一直追求卻未能完全實現的農業政策基本目標，同時，又為美國在國際經濟新形勢下創造出一種新的“糧食武器”，可謂一箭雙雕。 從2006年以來，全球糧食價格持續上漲，并在2008年出現暴漲行情。全球糧價上漲除受全球經濟擴張、新興經濟體糧食需求增加的推動之外，美國推行的生物能源計劃是一個重要的作用因素。 2005年，伴隨著國際油價的不斷飆升，布什總統簽署《能源政策法案》，提出到2012年美國可再生能源要達到75億加侖，拉開了玉米行情暴漲的序幕；2007年底，美國參議院通過的《能源獨立與安全法案》，提出到2022年生物燃料的產量要達到360億加侖，這進一步擴大了對玉米的工業需求，推高了玉米價格，并連鎖性地推動農產品價格全面上漲。 由于農業是基礎產業和戰略性產業，而美國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糧食生產國和出口國，對全球農產品貿易具有主導和調控的能力，因此，對美國推行生物能源計劃的意圖，就不能僅僅從美國自身能源安全的角度理解，而應更多地從美國農業政策和糧食戰略的角度進行考察。 生物能源計劃導致國際糧價長期上漲 美國政府宣稱，推出生物能源計劃是為了降低美國的石油依賴，增強美國的能源安全，但實際上，生物能源計劃對于增強美國能源安全的作用非常有限。 美國能源部在3月發布的《2008年度能源展望》（修訂版）中指出，新能源法案提出的到2030年生產360億加侖的生物燃料計劃中，產自玉米的燃料乙醇為150億加侖。按美國能源部的數據計算，這150億加侖燃料乙醇到2030年僅能滿足5.6%的汽車燃料需求。并且，由于單位乙醇提供的能量僅為汽油的2/3，因此，這150億加侖燃料乙醇其實僅能替代3.7%的汽車燃料，可謂杯水車薪。另外，玉米生產需要大量的化肥和機械化投入，如果扣除能源投入，產自玉米的乙醇所能替代的汽油量更加微不足道。 美國能源部的數據同時顯示，生物燃料計劃對于降低美國的海外能源依賴也是力量微薄：2030年，美國液態油進口占消費量的54%，較2006年的60%僅下降6%，降幅非常有限。由此可見，用玉米生產乙醇并不像美國政府宣稱的那樣，能降低美國對海外能源的依賴、增強美國的能源安全。 換個角度，生產150億加侖乙醇需要多少玉米呢？按每蒲式耳玉米生產2.7加侖乙醇的轉換率計算，150億加侖乙醇需要消耗56億蒲式耳玉米（1.4億噸），這是2006/07年度美國用于生產乙醇的玉米量的2.7倍，是2006/07年度美國玉米出口量和期末庫存量之和的162%，占2006/07年度美國玉米總產量的50%。由于美國生產的玉米一半以上用于飼料業，用于生產乙醇的玉米占總產量的比重目前還不到五分之一，因此，生物能源計劃導致的玉米需求大幅上升，預示美國將面臨巨大的玉米供需缺口。那么，玉米的供需缺口可不可以通過提高玉米產量得到彌補呢？ 首先，提高玉米單產在理論上可行，但實際上受科技水平制約，短時期內實現的可能性較小。從1997年到2006年里，玉米單產基本保持在140蒲式耳/公頃，變動不大。其次，擴大播種面積可行，但這又將導致大豆等其他作物價格上漲，因為玉米播種面積的擴大基本上是以犧牲大豆等作物的播種面積來實現的。第三，從玉米大豆輪作制變為玉米連作制可行，但也將犧牲大豆的產量，推高大豆價格。而由于種植玉米比種植大豆需要更多的化肥和機械化投入，成本更高，因此，農民對于用玉米來替代大豆的方案積極性并不高。也就是說，不論是通過提高單產、擴大播種面積，還是加大從輪作制變為連作制，都不能大幅增加玉米產量、彌補玉米供需缺口。 而玉米生產的增長趕不上需求的迅猛增長，將導致玉米庫存和庫存使用比快速下降，進一步抬高玉米價格。美國農業部預計，美國玉米庫存將從2006/07年度的20億蒲式耳下降到2007/08年度的13億蒲式耳，庫存使用比將從2006/07年度的11.6%下降到07/08年的11.1%和08/09年的9.5%。 在玉米庫存下降、大幅增產無望的現實情況下，生物能源計劃帶給國際農產品市場的一個毋庸置疑的預期就是美國玉米的出口必將減少。在美國玉米出口量占世界玉米總出口量約70%的現實情況下，這預示國際市場玉米價格的上漲將持續。美國農業部預計，2006/07年度的玉米出口價格將從2005/06年度的2美元/蒲式耳上漲到3.04美元/蒲式耳，上漲52%，預計到2007/08年度將進一步上漲到3.75-4.25美元/蒲式耳。 玉米在農業生產中具有特殊地位，它的價格上漲將導致農產品價格連鎖上漲：一方面，玉米與其他主要糧食作物具有很強的價格相關性，它的價格上漲在導致玉米播種面積增加的同時，犧牲了其它作物的播種面積，進而帶動小麥、大豆等作物價格的上漲；另一方面，玉米作為重要的飼料，它的價格上漲將連鎖導致肉、蛋、奶等食品價格上漲。 由上可知，生物能源計劃對于降低美國對海外能源的依賴的作用有限，但對農產品價格卻將形成長期的支撐。 糧價上漲給美國帶來諸多利益 美國作為最大的農產品生產和出口國，農產品價格上漲必將為它帶來諸多利益。目前這一輪農產品價格上漲對美國的國家利益已經在農產品出口增長、農業收入提高、政府補貼下降等方面顯現。 首先，這一輪農產品價格上漲推動美國農產品出口額迅猛增長。2008年2月美國農業部發布的《美國農業貿易展望》預測，受玉米、大豆和小麥價格上漲的推動，2008財年，美國的農產品出口將達到創記錄的1010億美元，較2007財年增長23%，較2006財年增加47%。美元的持續貶值導致美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斷提高，而農產品價格的急劇上漲促使一些糧食出口國相繼出臺限制糧食出口的措施，將進一步增加世界對美國農產品的需求。 其次，農產品價格的上漲推動了農業收入大幅增長。美國農業部預計，2007年，農作物收入將達到創記錄的1335億美元，較2006年增長近10%。這是自1980年以來的最高的同比增幅。其中，收入增長的2/3來自玉米收入的增長，小麥和大豆收入的增長占1/3。 第三，農產品價格上漲減少了政府補貼支出。2007年，價格依賴型的政府支出預計為24億美元，較2006年下降了60億美元，較2005年下降了110億美元。政府總轉移支付因而被下調為124億美元，這是200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預計到2008年，農產品價格的進一步上漲將推動政府支出占農戶凈現金收入的比重下降到18%的歷史低位，而2000年這一比重曾達到創記錄的40%。 生物能源計劃促使農業政策目標得以實現 玉米等農產品價格的全面上漲，促使美國農業收入提高、農產品出口增長，而這正是從羅斯福政府以來歷屆美國政府所追求的農業政策基本目標。 美國農業政策起始于羅斯福新政時期。20世紀30年代初，美國農業生產過剩矛盾的持續累積導致農業危機爆發，農產品價格急劇下跌，農民收入迅速減少，這促使羅斯福將救助農業、緩解農產品過剩的矛盾作為新政的一項重要任務，并于1933年簽署《農業調整法》。從這部法案起，美國政府開始通過鼓勵休耕、提供政府貸款價格支持等方式介入農產品價格體系。1935年的《農業調整法》修正案提出將關稅的30%用于促進農產品出口，以緩解農產品過剩矛盾。 其后，經過歷屆政府的完善，以支持農產品價格、增加農民收入、擴大出口、緩解農產品過剩矛盾為目標的聯邦農業政策體系到20世紀70年代已逐步形成。 在農業政策的支持下，美國農業迅速發展。從1959年起美國開始成為農產品凈出口國，并隨后逐步確立了在國際農產品市場上的主導地位；農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占非農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1934年的33%上升到1959年的50%和1973年的100%。 到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農業基礎已相當穩固。在這一條件下，里根政府開始對農業進行市場化改革。1985年，里根總統簽署農業法，宣布大幅削減農產品的價格補貼，同時加大休耕比例，減少糧食產出。不過，盡管農業補貼下降，但反傾銷、反補貼、非關稅壁壘等各種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在里根政府時期被頻繁使用，以支持和保護本國農業和農產品貿易。 1985年農業法提出的市場化改革舉措，既服從了農產品自由貿易和削減財政赤字的需要，又促使美國農業走上了集約型增長的道路，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得到長足的提高。 伴隨國際農產品市場在90年代中期走強，農產品價格上揚，美國農業進入了一個表現強勁的歷史時期：農產品出口額在1996年擴大到598億美元的歷史高點；糧食出口占世界總出口額的比重上升到38%；農戶家庭收入從1996年開始超過全美平均家庭收入。 克林頓政府抓住這一良好時機，將農業的市場導向改革進一步深化。1996年，克林頓總統簽署了《聯邦農業完善與修改法》，宣布放棄實施了60多年的糧食價格收入與支持政策，大幅降低對農民的現金補貼，調整了土地休耕輪作政策，支持農民擴大耕作面積。1996年農業法一方面是為了加強農業競爭，提高美國農業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它也服從了克林頓政府消滅財政赤字、實現平衡預算的新經濟綱領和烏拉圭回合談判的需要。 然而，1996年農業法簽署后不久，國際農產品市場需求疲軟、農產品價格下跌，加之轉基因技術被廣泛采用，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產業迅速崛起，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進一步壓縮了國際農產品需求。雪上加霜的是，同期美國經濟的快速擴張推動美元不斷升值，削弱了美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美國農產品出口額從1996年598億美元的歷史高點下降到1999年的491億美元；農業收入在1999年同比下降10%。以出口為導向的美國農業陷入困境。 國際經濟環境和農產品市場的急劇變化，促使農業的市場化改革很快被逆轉。1998年到2001年，美國政府相繼推出多項農業緊急救助計劃，增加農業補貼、刺激農產品價格回升、維持出口。2002年布什政府簽署了《農業安全和農村投資法》，宣布大幅度提高農業補貼，并決定在2012年前將聯邦補貼提高67%，總計達1900億美元，比1996年增加了80%。 在農業政策的有力支持下，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生產國和出口國：糧食產量約占世界糧食產量的20％，出口約占世界糧食出口的40％，其中，小麥出口約占世界市場的30%，大豆約占40%，玉米約占70%。 由美國農業政策的變遷可以看出，自羅斯福新政以來，雖然美國農業政策在國際經濟形勢、國際農產品市場走勢、國際貿易規則和國內改革取向的變動中不斷發生調整，但其總體目標基本相似，即價格支持、提高農民收入，并利用海外市場釋放農產品過剩產能。 到布什政府時期，隨著貿易自由化的持續推進、發展中國家農業生產率的不斷提高，之前歷屆政府所采取的控制糧食供給的措施不再適宜。在這種情況下，布什政府推出的生物能源計劃恰逢其時，它不再從供給面著手，而是主動創造出對糧食的有效需求，既支撐了糧食價格、提高了農業收入、化解了糧食生產過剩的矛盾，全方位地實現了農業政策的基本目標，同時還減輕了財政負擔，可謂一舉多得。 生物能源計劃揭開美國“糧食武器”新面紗 實際上，由于農業生產滿足的是人類基本的生存需要，同時農業又是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基礎，因此，農業問題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它更是一個重大的戰略問題。 這一點從世貿組織談判中可以管窺：烏拉圭回合談判就是因為美國和歐盟在農業問題上的分歧而被一拖再拖；中國加入WTO，簽訂的第一個協議就是《中美農業合作協議》；在WTO啟動前，美國提出，農產品貿易分歧不解決，就不能與中國進入實質性的談判。美國政府對農業的戰略地位始終頭腦清醒。 其實，早在二戰之后，隨著美國在世界糧食市場上的主導地位逐步確立，“糧食武器”就開始成為美國達到政治訴求、遏制戰略對手的重要手段，其中，屢次被使用的糧食禁運就是一個典型。在20世紀50年代之后，國際上一共發生了10次糧食禁運，其中由美國發起的占8次。 伴隨貿易自由化的推進，“糧食禁運”的威力大不如前。但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生產和出口國，掌控著全球農產品貿易的主導權，這一客觀條件決定了美國的“糧食武器”隨時可能以新的面目出現。 當前，在石油能源被日益激烈爭奪的國際經濟形勢下，歐佩克通過控制產量揮舞起了“石油武器”，那么，在國際經濟快速增長、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進程推進、全球人口的膳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等諸多因素導致世界糧食需求迅猛增長的大趨勢下，美國這一糧食生產和出口大國卻“不失時機”地推出所謂生物能源計劃，從而進一步持續擴大世界糧食供求矛盾，提升糧食的戰略地位，其意圖顯然不能僅僅從“杯水車薪”的能源替代角度去理解，而應看到其背后更為隱匿的創造新的“糧食武器”的圖謀。 綜上所述，美國以增強能源安全的名義所祭出的生物能源大旗，對解決美國能源問題的作用微不足道；其更深遠的意圖是借全球糧食供求矛盾的持續加大之勢，通過政府的籌劃和引導，主動創造出對糧食的有效需求，推升糧食價格，在全方位實現其農業政策目標的同時，創造出新的“糧食武器”，進一步鞏固和提升其在國際糧食市場上的主導地位，擴張其世界霸權。對于美國這一新形式的“糧食武器”，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未雨綢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