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連續發生瘦肉精中毒事件,在廣州市民中引發了不小的豬肉消費恐慌。瘦肉精事件從十年前開始大規模爆發,至今竟無法根治,在筆者看來,這是一個市場和政府雙失靈的典型案例。 按照亞當·斯密的論述,市場機制的魅力,就在于它將每一個環節的人的利己行為,轉化為利他行為。實現這個轉化的,就是自由競爭。但是,在一個信息高度不對稱的市場,“看不見的手”往往會失效。具體到瘦肉精事件,從養殖戶角度講,每頭豬使用瘦肉精,可以增加50—70元收入,屠宰戶因為瘦肉精豬出肉率高,也愿意購買,零售商因為瘦肉精豬肉好銷售,也愿意賣。他們都在理性的選擇下做出了利己的行為,但他們卻生產出對消費者健康有害的豬肉。究其原因,這是因為消費者無法通過有效的途徑辨識豬肉添加了瘦肉精,甚至無法通過味覺來判斷,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對豬肉的信息嚴重不對稱。而這一行為鏈條,單純通過自由競爭是很難消除的。這是典型的市場失靈。 按說,在市場失靈的地方,政府就該出面來彌補市場的缺位,如能做到這一點,瘦肉精豬肉亦可避免。但是,政府在豬肉質量監管方面長期以來措施不力,目前全國各地生豬的瘦肉精抽檢率為2.5%,但在養殖戶普遍使用、中間環節一致歡迎的情況下,這個檢測就變成了“漏檢率”,很難對不法養殖構成威脅。政府的理由似乎很充分:一個瘦肉精的檢測試紙38元,且試紙只能說明可能存在問題,最終確認需要實驗室檢測,而實驗室的檢測,每份尿樣需要800元,這是一個巨額費用。如果提高抽檢率,高額的成本將會導致政府的公共財政“破產”,畢竟,政府不能將豬肉的食品安全當作唯一的管理目標。 以上邏輯,近些年經媒體反復報道后,已經被公眾廣為熟悉。這似乎是一個無解的難題,但問題并非如此簡單。首先,上述政府管理成本的分析,是建立在政府只在(或主要在)生豬末端檢測管理基礎上的,其實,政府目前雖然將瘦肉精納入到“違禁品”管理范圍,對其生產和使用卻沒有進行數量管理,如果將其管理層級提高到近乎毒品的程度,將會大大提高養殖戶的使用成本,從而降低政府末端管理的成本。也就是說,首先是因為政府的上游管理出了問題,才導致末端管理的成本大大增加。因此,這個問題不能單獨地看。其次,在目前養殖戶普遍使用瘦肉精的情況下,政府要根治瘦肉精問題,不能在一個較短的財政周期內考慮成本和收益。因為在短期看,檢測費用的高投入,一定非常不劃算,故而只能維持一個很低的檢測率。但是,如果在一個較長的周期看,政府的支出成本是一個變量而不是恒定量。因此,政府應該制定特別預算,大幅度提高生豬的瘦肉精檢測率。在短期內,政府可以將這筆錢理解為政府為公眾購買健康豬肉的成本支出。與此同時,政府應該對每一只出欄的生豬實行編碼制度,只要在后期檢測中發現瘦肉精,就對上游所有環節進行處罰,尤其是對養殖戶可以實行三年禁止入市的懲罰措施,增加違規使用瘦肉精的成本。一旦從養殖戶到收購商發現這是個賠本的買賣,使用率自然就會下降,到那時,抽檢率即可降到一個較低的水平。政府的檢測支出成本也會下降到可以承受的水平。 以上措施實行的一個現實困難在于,廣東地區的豬肉多數都是外省供給,廣東的政府和生豬產地政府在根治瘦肉精問題上的利益并不一致,而兩地政府在生豬管理上又處于上下游。對于廣東來說,消費者食用瘦肉精導致中毒,政府面臨消費者的指責和媒體的壓力,但他們卻無法對上游進行管理。對于產地政府來說,生豬不在本地消費,只要賣出,地方政府的稅收收益即告完成,因此他們對上游的監管和屠宰檢測缺乏積極性。更成問題的是,如果產地政府單方面提高檢測率,不但會增加自己的支出,更會導致養殖戶的成本上升,如果別的產地不進行同樣嚴格的檢測,將會使本地豬肉在價格上喪失競爭力。因此,廣州如想徹底解決瘦肉精問題,必須在消費市場之前建立平等的嚴格檢測,同時要求進入廣東的生豬(也包括本地生產的生豬)必須建立回溯檢查機制。一旦檢出問題豬,保證可以倒查到養殖戶。這對于產地政府來說,成本的支出并不高,問題在于政府的決心。不過說到底,這一制度的建立,需要消費地政府和產地政府建立一個協調機制,從而使兩地政府在維護消費者利益方面構建一個相對一致的利益驅動,而這,考驗的就不是我們在經濟學方面的智慧了。 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