綢繆備用地 應對不時需
薛涌
在世界史上，從古代的雅典、羅馬到大英帝國，先進的經濟體經常依賴糧食進口，后進地區則多為糧食供應地。所以，中國是否應該保證耕地面積和糧食生產，關鍵還在于中國如何擺正自己在未來世界的位置。
古雅典是個城邦國家，糧食嚴重依賴進口。特別是到了希波戰爭后的“帝國時代”，其糧食供應地從西西里、黑海地區，一直延伸到埃及。這種糧食的供應結構，也被羅馬帝國繼承并發揚光大。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下，地中海等于是羅馬的“內湖”，地中海上的貿易，也成了羅馬帝國的經濟命脈。這一切隨著阿拉伯人在公元9世紀對地中海的主宰而終結。
現代社會運輸和通信技術空前發達，糧食的供應線可以更長，網絡可以更大。這也說明，靠糧食進口而長期維持經濟的進步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這些簡單的事實并不能為我們提供正確的歷史經驗。我們必須認真地考察這種長距離的糧食供應線是如何形成的、在什么條件下才靠得住。事實上，維持這樣的糧食進口，必須要有絕對優勢的軍事強權或貿易壟斷。羅馬帝國就是個最極端的例證。它所謂的糧食進口，其實幾乎已經不能說是進口，而是內部貿易。因為大部分糧食供應地已經在它的正式版圖之中。到了中世紀，由于不存在這樣龐大的帝國，問題變得復雜起來。但是，當時威尼斯是個不折不扣的貿易帝國，其艦隊在地中海首屈一指，曾率領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攻陷君士坦丁堡這一東方最大都市(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和熱那亞一起控制了通往黑海的航線。另外，威尼斯是當時歐洲的第一大貿易帝國，也是拜占庭帝國最大的債主。拜占庭皇帝不得不把自己的皇冠拿給威尼斯作為貸款的抵押，甚至一度因為欠債不還而成為威尼斯的階下囚。靠著這樣強大的軍事和財政實力，威尼斯商人在拜占庭帝國享受免稅待遇，把本地商人擠出了市場。他們不僅控制著東西國際貿易，甚至控制著拜占庭帝國內部的貿易。連君士坦丁堡的糧食供應，也在威尼斯和熱那亞的操縱之下。
佛羅倫薩不具有威尼斯那樣的軍事強權。但是，它實際上是中世紀歐洲的華爾街，其商業網絡無與倫比，可以依靠自己的財力雇用雇傭軍來應對軍事危機。更重要的是，佛羅倫薩的商人通過向那不勒斯、西西里等產糧區的君主借貸，進而控制了這些地區的糧食銷售，不僅解決了佛羅倫薩的糧食供應問題，也主宰了西地中海地區的糧食貿易。
盡管有這種軍事和貿易上的絕對優勢，但無論是威尼斯還是佛羅倫薩都出現過糧食恐慌。后來這兩個城市的軍事和貿易地位逐漸下降，糧食進口越來越沒有保障，政府不得不加大向農業的投入。
現代民族國家興起后，一國的人口規模比以往要大得多，主要國家的糧食供應中依賴進口的比例很少達到中世紀意大利這些城市國家的程度。大英帝國崛起之初，還是個糧食出口國。英國的糧食進出口到1800年還基本持平，以后則逐漸依賴進口。為這種進口提供保證的，則是這個“日不落”之國的海洋霸權。美國則自始至終都是糧食出口國，即使在糧食生產過剩的時代仍然維持著保護農業用地的政策。
我們必須搞清楚一個概念。所謂發達國家糧食依賴進口，究竟是“市場依賴”，還是“生存依賴”？舉個例子。在17世紀，世界最先進的國家是荷蘭，其糧食供應嚴重依賴進口。但荷蘭是當時世界的金融中心和制造業中心，富到連農民也擁有油畫、股票和債券的地步；況且人口密集、地域狹小，選擇糧食進口是市場的邏輯。但是，這種對進口的依賴實際上是“市場依賴”。也就是說，如果切斷進口，荷蘭人不至于沒有飯吃。只是在特定的國際市場環境下，他們從事工商業比從事農業更有效益，因而把農業“外包”了。當19世紀世界金融中心轉移到倫敦，英國成為糧食進口國時，荷蘭居然從糧食進口國變成了糧食出口國。可見其農業生產的彈性。19世紀英國的國際糧食供應如果突然被切斷，照樣可以啟動自己的農業生產而達到自給自足，只是經濟效益比融入國際貿易體系要差一些而已。
日本何嘗不是如此？日本的農業是最受政府保護的部門之一，這種保護之優厚甚至到了荒謬的地步，乃至不斷引起國際貿易糾紛。日本糧食靠進口，不是因為生產不出供應本國人口的糧食，而是國產的糧食太貴。日本農民經常是一家幾輛車，住著獨居的“豪宅”。這樣的貴族農民產出來的糧食誰吃得起？但我們應該看到，比中國人口密度還高的日本，城市用地效率非常高，乃至留下了大量耕地和自然野生地。日本人落戶北海道甚至可以免費得到一塊政府贈送的土地。這也是“市場依賴”型的糧食進口，和一旦沒有進口自己就種不出足夠糧食的“生存依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全球化的時代，糧食生產不應該脫離國際市場。但是，增加在糧食供應上的市場彈性，和政府對耕地的保護并不矛盾。比如，面對糧食供過于求的局面，政府正好可以把保護耕地的政策轉化為保護環境的政策，按畝數支付給農民一筆固定的“免耕錢”，讓其將耕地拋荒為野生地(這也是美國環保政策的重要部分)。當國際市場的糧價大跌時，中國可以低價進口糧食。當糧食供應緊張、糧價上漲時，在這些野生地上生產糧食的經濟效益就會超過政府所支付的“免耕錢”，市場杠桿就會自動讓農民將這些地重新開墾。這樣，中國的糧食生產才可能隨著市場供需的浮動而自由伸縮。
有人認為中國耕地有可能大幅度萎縮。中國的糧食生產只能隨著需要的減少而減小，很難隨著需要的增加而提高。但市場怎么可能只進行單向浮動呢？從世界史上看，一國越是降低在糧食進口上的“生存依賴”(即有應對不時之需的備用農地)，就越是有信心增加在糧食進口上的“市場依賴”。更重要的是，靠進口來保障糧食供應的安全，必須建立某種世界性或者區域性霸權。從美國的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建立這樣的霸權成本非常高，超出了目前中國的能力范圍。在經濟剛剛崛起之時，最忌諱的就是對國力的泡沫式期待，更不能以這種泡沫式期待為基礎而制定公共政策。最近10年的大部分時間，世界糧食的供給都趕不上需求的增長，2008年在世界糧食危機的高峰期，幾大產糧國已經宣布禁止糧食出口，有些國家因為缺糧而發生了騷亂。而這還都在中國基本不需要在國際市場上購入糧食的情況下發生的。如果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在這一節骨眼上耕地大幅度萎縮、要依賴國際市場來解決問題，那么糧食雖然還是可以買得到的，但那可能幾乎是黑市價格，還不如自己種合算。
脆弱供應體系給農產品價格火上澆油
□竇含章
中國是一個耕地嚴重不足的國家。根據2005年數據，中國耕地總面積約為18.31億畝，人均耕地只有1.4畝，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以這樣的耕地面積養活13億人口，難度極大。因此，中國高度重視耕地保護，不僅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還定期制定發布保護耕地的各種綱要、條例、通知、規劃、指標，并明確提出在2020年前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的國策。
從理論和統計數據方面看，中國守住這條紅線的可能性很大，但在現實生活中，18億畝紅線能否守住，卻存在重大不確定性。
據國土資源部數據，2005年至2008年，中國耕地凈減少面積分別為542.4萬畝、460.2萬畝、61.01萬畝、29萬畝，耕地面積減少速度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如果保持這一勢頭，中國在2020年前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問題不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單純在數字上守住18億畝紅線，并不能保證中國的糧食安全高枕無憂。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新增耕地質量差，可持續性差。近年來，耕地面積減少速度急劇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家推行“占補平衡”制度。要占用耕地，就必須開墾同等數量的新耕地，否則就要交納開墾費，由國家出資進行土地整理、開荒，開墾新耕地補充被占耕地。近幾年，全國每年新增耕地都在300萬畝以上，這在數字上有效地補充了耕地面積，是中國能夠守住18億畝紅線的關鍵所在。但是，在土地整理、開荒過程中，由于自然條件約束、人力不足和監管不到位，出現了大量不規范行為，許多用于整理土地的資金在灰色交易中流失，導致新增耕地質量往往較被占用耕地有很大差距。此外，中國可供耕種的土地面積有限，且尚未開墾的可耕地大多自然條件較差，因此，要在不破壞生態環境的條件下大量開墾新耕地，可持續性較差。
二是弄虛作假嚴重。近幾年，盡管國土部門采用了衛星執法等高科技手段，但在房地產利益的巨大誘惑下，各地政府、村委會、企業包括個人，都想盡一切歪門邪道占用耕地，將“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句話演繹得淋漓盡致。比如，有些地方以特色農業的名義，在耕地上蓋起舉架5米多高的大棚，然后把大棚當成房地產項目出售，誰買了大棚，就可以在大棚里面蓋帶花園的豪宅；有些地方則“以租代征”，將耕地從農民手中租過來，蓋起醫院或學校，然后將醫院學校原來的地皮當作房地產項目開發出售，今后即使被發現，執法部門也不會把醫院學校這類公益性建筑拆除，這就相當于把生米做成熟飯。花樣百出的弄虛作假行為，不僅使大量良田被非法占用，還給統計數據摻了大量水分。
三是軟執法難以約束嚇阻強大的利益沖動。對一些地方政府、開發商和一些村集體來說，干房地產來錢太快，誘惑太大，即使違法，被嚴懲的概率又非常之低，以至于國家法令根本嚇不倒、約束不了他們。據權威部門數據，2009年全國共立案查處土地違法案件4.2萬件，共118人被追究刑事責任；今年前三季度，全國共查處違法用地行為3.5萬件，共164人被追究刑事責任。面對如此低的處罰率和巨額金錢的誘惑，難怪敢于鋌而走險的人如過江之鯽。
現在中國農產品供應體系變得越來越脆弱。今年的農產品價格集體暴漲就是這種脆弱性由量變到質變的一種爆發。
首先，大城市農產品自給能力嚴重弱化。根據相關報道，全國除上海外，各大一線城市的蔬菜自給率都不到30%，北京的蔬菜自給率只有10%。蔬菜糧食等農產品大量依靠外運，不僅運輸成本高，而且會造成交通嚴重擁堵，且易受天氣變化影響，供應不穩定。以今年夏季的京藏高速大堵車為例，由于北京農產品大量依靠外運，極大地增加了北京周邊的交通負擔，僅張家口每年供應北京蔬菜就達180萬噸，需15噸載重貨車12萬輛次，如此巨量的農產品運輸，再加上煤炭等物資運輸，北京周邊高速焉能不堵？為緩解高速堵車，唯一的辦法就是再修建新的公路，而新的公路又將侵占破壞大量耕地，如此一來，就形成“占耕地需外運——需外運要修路——要修路占耕地”的惡性循環，不僅使北京這類大城市的農產品供應體系變得越來越脆弱，還降低了整個國家經濟運行的效率，耗費了大量的能源資源。
其次，全國各類農產品的生產布局失衡，導致農業抗風險能力嚴重削弱。現在，經濟發達地區耕地的逐步喪失，使一些農業發達地區的農產品產量占比越來越高，某一地農產品產量的高低往往可以左右全國某品種農產品的價格，比如：新疆的棉花、廣西的蔗糖、吉林洮南的綠豆、山東金鄉的大蒜、黑吉兩省的糧食都是如此。今年綠豆和大蒜價格暴漲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再以棉花為例，原來山東、河南、湖北、安徽等省都是產棉大省，可是由于房地產熱的發展、其它品種的擠占，這些省近年來棉花種植面積不斷下滑，這使新疆棉花在全國棉花產量占比逐年提高，2009年已達40%，新疆棉花成為左右中國棉花供應的最核心因素。同樣的情況也存在于蔗糖生產，廣西蔗糖產量占全國的60%，在這種高度集中的生產布局下，一旦新疆或廣西遭遇自然災害，棉花和白糖價格自然會像今年這樣暴漲。而黑吉兩省的糧食外運量占全國糧食外運量的65%以上，如果黑龍江、吉林兩省遭遇嚴重自然災害，糧食大幅減產，則整個中國的糧食安全就將受到威脅。
秋糧收購 國有糧庫要盡力滿倉
中國農業銀行高級專員 何志成
今年下半年以來農產品漲價無疑是推動CPI“突破”的主要原因。農產品價格之所以暴漲，原因很多，但最大的原因不是短缺。短缺的是管理，是預測。今年夏糧減產2%左右，面粉價格卻上漲30%(銷售價)，今年秋糧增產可能達到15%，收購價目前上漲10%左右，預計銷售價上漲將更多。這說明，農產品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不是減產，而是欠賬和炒作。當然也包括農產品收購管理的問題。
農產品收購出現亂戰，早有跡象，河南的小麥、新疆的棉花早在秋糧生長期已經火爆展開。市場的投機客本來是準備大炒一下秋糧的，但沒想到遭遇連續自然災害的秋糧卻意外地獲得大豐收。比如東北的玉米，預計增產15%，水稻很可能增產25%，兩廣和兩湖，水稻增產幅度也超過10%。由于豐收，雖然秋糧收購價有所提高，但至今市場預期穩定，沒有出現如山東煙臺搶購蘋果的現象。
但是，秋糧豐收也使國家隊面臨一道艱難的選擇題：要不要大量收購？顆粒歸倉！一些糧庫為什么還在觀望，主要是怕，國家隊一上，糧價更漲。但若繼續觀望，外地的地方政府來收，非糧食專營的國有企業來收，民營企業和個人都來收，最后國家糧庫很可能收不上來多少，以致未來沒有足夠的“彈藥”平抑糧價。
我認為，今年秋糧豐收，未必等于未來糧食難關已過。今年秋糧大面積豐收的確有些“僥幸”，明年誰能保證老天爺還這么幫忙。我預計，明年仍然是主要農產品緊平衡的一年，需要未雨綢繆。因此，為了保證未來糧價穩定，今年的國家儲備必須乘豐收之際得到有效補充。據10月初各地區糧食部門統計，2010年國內粳稻總產約為1200億斤，同比增98億斤；其中東北三省總產541億斤，同比增107.7億斤。這些增產的部分國家儲備要盡力收上來。
國有糧庫多收一點，會不會抬高糧價？這是很多糧庫領導的擔心所在。有些地方領導甚至表示，為了平抑物價，國有糧庫目前不宜大量入市收購水稻。而我認為，未來糧價上漲趨勢不會改變，今年秋天很可能由于豐收原因而改變上漲陡峭趨勢線。機會難得，必須抓住。尤其是秋糧，目前最大的風險不是糧價上漲，而是國有糧庫收不上足夠的儲備，其他收購者收上來了卻沒有條件儲備，結果造成很大損失。手中有糧，心里不慌，關鍵是豐產要豐收，做到顆粒歸倉，國有糧庫盡力滿倉。未來抑制通脹，國有糧庫責任重大，因此，該收多少就要收多少，往年怎么收，今年還要怎么收，不能讓糧庫半空著。
當然，地方政府在控制糧價上漲方面并非沒有作為，比如可以疏導收購大軍，維護收購秩序等，尤其是對外地來搶糧的收購者，要采取制止措施。同時我也要強調：目前糧價上漲趨勢有利于民間資本進入農業領域，這是好事，有利于平抑未來的農產品價格；同時，糧價有序地上漲也有利于農民增收，擴大消費和內需，這也是好事。國家多儲備，雖然很可能抬高一點點糧價，但受益者是農民兄弟，受益者是免受農產品價格上漲困擾的城市居民，打擊的是投機客。這樣的好事，為什么不多做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