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一名12歲的印度尼西亞男孩在感染了H5N1禽流感病毒之后死亡。他的死讓自從2005年該病首例病例報告之后的全球死亡數量達到了347人。

　　乍一看，這個數字與因為其他傳染病而死亡的數以百萬計的生命相比并不太令人警覺。盡管該病毒常常是致命的——至多80%的感染者死亡——人類感染該病的總發病率仍然相對較低。

　　這是由于大多數人只是在接觸了受感染的家禽之后才被感染。但是如果這種病毒能在人與人之間傳播，那又會如何？

　　如今，分別在荷蘭的一所醫學中心和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工作的兩組科學家讓這種兇兆更進了一步。這兩組科學家都對這種病毒進行了遺傳改造，讓它們能夠通過空氣在雪貂之間傳播——這意味著類似的毒株可能進化成（或者被制造成）能夠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其后果可能是如此災難性的，以至于去年美國的一個2005年成立的研究實驗室制造的生物的潛在生物安全風險的機構建議投到世界上兩大主要科學期刊《科學》和《自然》雜志上的關于這項研究的論文不應該全文發表。

　　這個名為全國生物安全顧問委員會（NSABB）的論點是這些信息可能被恐怖主義集團或個人用于制造一種強有力的生物武器，如果釋放到人群中可能引發致命的疾病流行。

　　限制的風險

　　這個論點有一個強有力的邏輯。不公布制造一種致命病毒所需的技術細節的步驟肯定會讓任何復制這個過程的人面臨遠遠更多的困難。

　　而且一些人的建議更進了一步，呼吁禁止所有可能帶來新的、可能致命的病毒的研究，限制對這類信息的獲取。他們的論點是這類病毒如果逃出實驗室，它們帶來的威脅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甚至沒有任何理由為進行對它們的研究的風險加以辯護。

　　但是這些論點都有缺陷。那些尋求以經過大量編輯的形式發表信息的人們面臨一種風險，即這會拒絕那些可能在準備防范這種病毒（例如開發疫苗）的舉措中起到關鍵作用的科學家獲得這些數據。

　　全面禁止這些研究可能有類似的影響。對禽流感以及它是如何傳播以及如何變異的科學理解對于把另一場流感大流行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具有關鍵作用。1918年橫掃了全世界的流感病毒導致了20%的被感染者死亡，估計殺死了5000萬人。

　　另一種策略

　　科學界在過去幾個月已經對如何處理這些論文進行了深入的討論。

　　最初，NSABB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即發表經過編輯的版本，把一些關鍵的科學技術數據刪除。

　　收到投稿的這兩份雜志一直在探索它們如何在這樣做的同時讓經過審查可以確保負責地使用這些數據的科學家獲得這些論文的全文。

　　但是仔細考慮一下，這個選項存在困難。例如，其中一篇論文的許多技術數據已經在一場科學會議上公布了，因此試圖阻止它進一步擴散可能是無效的。

　　兩周前（2月16日）由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組織的一場會議上提出了另一個重要的反對意見，即很難就審查要求全部數據的科學家的標準達成國際一致意見。

　　把擔憂放在全局中考慮

　　在此次世界衛生組織會議之后，《自然》雜志在一篇社論中說，公開發表論文的收益超過了目前發現的風險，而且在原則上“這篇論文最終應該全文發表”。

　　類似地，《科學》雜志的主編近來在接受BBC采訪的時候說“我們的默認立場是我們不得不全文發表”。

　　最終決定正在等待世界衛生組織的進一步討論。但是這個立場是勇敢而正確的。

　　如果要理解這種病毒的潛在變化，能獲取這些數據的科學家越多，就會獲得很大的公共衛生收益

　　這超過了限制獲取數據從而防止他們落入壞人之手的收益——而后者的收益可能是短期的。而且《自然》雜志說，目前的生物安全擔憂“太空泛而且是假設性的”。

　　此外，決定誰是“壞人”、誰應該做出這個決定的政治敏感性有可能提高關于限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方面已經存在的國際張力，最近的一個例子是關于伊朗的核計劃。

　　但是如果要讓這些數據更廣泛地提供，有兩件事是關鍵。首先，公開發表必須伴隨著一個有效的監測體系。這個體系將會審視可能對這些數據的濫用。

　　第二，這個問題需要由衛生官員和記者積極促進的盡可能廣泛的公共辯論，從而確保它是足夠知情的。

　　諸如印度尼西亞等發展中國家有最高的禽流感傳播率和最多的死亡人數，它對這場辯論的結果特別感興趣。它們從防止病毒傳播的新技術中獲得收益要多于限制這些數據發表的收益。

　　關于生物安全的擔心必須審視全局。它們肯定是重要的，但是它們不應該影響我們關于開發針對該病毒的進化后的形式的足夠的保護措施的迫切性的判斷——不論這種病毒是天然的還是人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