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行業的發展進步與產業升級，其步伐豪邁卻真不輕松。眼下，養豬散戶這一群體似乎又正在被抬著送向輿論的“斷頭臺”。說散戶即將退出養豬江湖都算是筆下留情的，還有更甚者在其言論上用“趕盡殺絕”來形容散戶在規模化形勢下的處境。

　　總之，對于散戶養豬的未來，所陳言論多為貶責之詞，悲觀之見。既然有如此強烈的責任心和精力來唱衰散戶養豬的未來，倒不如集思廣益為其支招。

　　就輿論而言，“散戶”被唱衰，這并不悲哀，畢竟既有的事實證明規模化才是未來養豬行業的趨勢。但唱衰卻不支招，更不引導促進養豬行業持續發展，就不得不說是一種悲哀。退一萬步講，如果唱衰之余沒有支什么妙招倒也無可厚非，然而不少評論家“坐而論道”，拿推論當結論，把2010年的數據拿到2014年的今天，來當證據作為唱衰的立足支撐點，無疑是自欺欺人。

　　從散戶養豬的唱衰之聲分析來看，唱衰散戶的發聲者們各有觀點，而且他們矛頭指向也并不統一。資本、進口豬肉、市場需求減少，產能過剩等等，這些都被認為是導致散戶將要“退出”養豬江湖的因素。

　　當然，不可否認，多數人在唱衰之余，確實也開出了自己的“藥方”，但記者發現唱衰者們的“藥方”基本大同小異，無非就是要搞規模化、集約化。 可盡管“規模化”是趨勢，或者是“救市”良方，但它不可能立竿見影地發揮作用。

　　話又說回來，集約化或規模化一定能減小行情波動幅度嗎？一定能穩定生豬養殖戶的收入嗎？中國畜牧業協會副會長姚民仆指出，2014年我國養豬業將面臨嚴峻考驗，對規模化豬場而言，環保要求、糞污處理成本非常高，而我國當前 80% 的規模化豬場都沒有達到基本的糞污排放標準，這恰恰是非常致命的。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鄭風田的觀點也認為，其實目前推廣的規模養殖戶，問題更大。因為養殖數量猛增，養殖空間并沒有增加多少，高密度養殖會帶來更大的隱患，其發生病情的概率要比散養高了許多。

　　此外，一位不愿具名的專家還告訴記者，“中國現在規模化養豬場實際達標率不高，一是受制于波動幅度大的現況；二是受制于中國規模化養殖整體處在初級階段，趨利之下總想在一定盈利周期內盡可能縮減對豬舍治理的投入成本。根據2012年的統計數據，廣東年出欄500頭以上的豬場超過1萬家，占該省的60%。這部分豬場中約僅30%建設了大中型沼氣處理設施，辦理了排污許可證的更少。對于散戶而言，一無政策扶持，二缺資金投入，在環保上更是難有所作為。

　　就好比一個國家要發展文化產業，到處建劇場劇院，場所多了文化產業就大繁榮？顯然不是！沒有作品上演依然不能推動產業升級發展。轉型規模化生豬養殖，豬舍大，豬舍多都不是核心的升級，關鍵要看準“方向標”，既要“低頭拉車”還要“抬頭看路”，同時又要前瞻后顧及時了解“路況”。

　　今年1月，農業部辦公廳提出要著力推進畜牧產業走“規模化、標準化、產業化以及信息化”的“四化”之路，穩步接軌新時期市場需求。這是順應時勢的及時“方向標”，但卻被不少人“過度”解讀，借此“東風”，大肆宣揚規模化從速，集約化從速等等，這顯然是脫離實際的言論派。至少從歐美等發達國家成功穩定模式而言，規模化、集約化是必然趨勢，但這也有國情之別，好的當然要學習，但要講求方法，師夷長技更要因地制宜。

　　可能有人要問了，養豬關乎什么國情？

　　養豬關乎的國情非三言兩語所能概述，但有那么幾點卻不得不說。因為這些正是現如今絕大多數言論家們大肆唱衰的有力證據。

　　首先，由來已久的“賒銷模式”現已經成為散戶摔倒再爬起的一大障礙。賒銷，這是在中國養殖行業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營銷模式，曾經助推了“散戶遍天下”時期的養殖業大發展。然而，近年來，隨著豬周期頻率切換速度越來越快，且不再呈現明顯規律的形勢下，飼料行業也開始承受起來自產業上下游的各方壓力，且愈顯艱難。

　　對此，記者采訪了中國生豬出欄第一大省四川省遂寧市張金科。張金科養豬十年，作為“資深”養豬散戶，張金科告訴記者，自己養豬快十年了，這十年中除了第一年沒有賒飼料，其他年份都是“賒銷模式”。

　　“這種做法（賒銷模式）在我們這里大家都是這么做的，這么多年都是先賒再補賬。但是尤其去年開始我們這些幾十頭規模的散戶不行了，人家廠商不賒給了，我們也知道賣了豬還錢，但是一年比一年賠的厲害，總想著再試一次再試一次，但行情這個東西我們也沒啥子辦法，有的把本錢賠光還負債累累”。張金科說起這兩年的養豬生意，有一肚子的怨氣要發泄，電話那頭的聲音聽起來很焦慮也很沉重。

　　散戶退出，不得已“變臉”的“賒銷模式”作為致使因素之一自然難逃其咎。就如前些日子荷蘭泰高集團收購珠海四海飼料，但完成收購之后的泰高集團據說不理解為什么“賒銷模式”在中國竟適用了那么久，他們的不理解與試圖改變的想法還為他們在管理上制造了不小的麻煩。

　　其次，宏觀形勢下，中國正處于城鎮化建設轉型的初級階段，曾經的“養豬散戶”老齡化趨勢也愈發顯著。據說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第1季度，中國農村外出務工人數就達到了16933萬，相比2012年、2013年，這一數值是每年以百萬差額呈增長趨勢。一位50多歲的山東養豬散戶告訴記者，“現在年輕人出去打工每年都能掙個六七萬，在家鄉養豬有時候甚至血本無歸，他們當然更喜歡出去打工了，那多穩妥啊”。

　　賒銷模式弊端集群爆發，老齡化趨勢明顯，年輕人青睞外出打工等等，這是不容小覷的基層情勢。這確實是散戶退出養豬江湖的有力證據，更是農村經濟形式轉變的必經之路。

　　綜上所述，還不能足以證明散戶衰退養豬行業的必然性。在中國農村，尤其像四川這樣的養豬大省，散戶集中停止養豬的事件并不罕見。長期以來，“肉價上漲——母豬存欄量大增——生豬供應增加——肉價下跌——大量淘汰母豬——生豬供應減少——肉價上漲”，像這種周期性豬肉價格變化的怪圈至今也難以走出去。

　　規模化養豬場最大優勢在于資金鏈條牢靠，風險突發時，大規模養殖戶一般能禁得住一賠再賠的幾輪“蹂躪”。但是，規模化在中國并沒有理想中那樣減小行情波動幅度，更沒有穩住靠養豬得來的收入。

　　綜合數據顯示，2013年，雛鷹農牧生豬業務總出欄量169.5萬頭，同比增長10.96%；牧原股份實現生豬銷售130.68萬頭，同比增長42.41%；溫氏集團生豬出欄超過1000萬頭；天邦收購艾格菲，年出欄量達到50萬頭；正邦集團2013年出欄114萬頭，計劃2016年達到1000萬頭規模，最大筆的投資是在黑龍江建設年出欄600萬頭產能的基地。

　　然而，2014年，“風雨飄搖”的可不僅僅是生豬養殖散戶，不少大型生豬養殖公司的業績也同樣慘淡無比。據已發布的2014年一季報的生豬養殖公司業績顯示，雛鷹農牧凈利巨虧8328.38萬元，緊隨其后的牧原股份凈利虧損5572.03萬元，新五豐凈利虧損2223.74萬元，羅牛山凈利虧損2092.53萬元。大康牧業凈利虧損447.14萬元。

　　理論上講，大型生豬養殖企業可以利用自身的資金優勢，實現自身發展飼料養殖一體化，降低養殖成本，提高抗風險能力。他們可以選擇“等待”，賠著錢等到盈利周期的到來，但現實中呢，他們并沒能如愿，也沒能逃過“巨虧”的劫難。

　　這時候，我們是不是該冷靜下來思考一下，唱衰散戶的意義何在？各家言論“你方唱罷我登場”，但知其然，誰知其所以然呢？既然規模化也是處在一個初級階段，那么散戶養豬退出江湖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正如大家所公認的，規模化會漸次取代散戶成為中國豬肉供應的主體。但退出不是一蹴而就的，這是個可能要幾年才能完成的過程。

　　在這種情勢下，唱衰散戶遠不及為其支招兒更有現實意義。

　　記者從國家農業部農業司了解到，今年6月底，中央財政撥付12億元實施畜牧良種補貼，鼓勵養殖者購買牲畜良種凍精和種公畜進行牲畜品種改良。其中安排生豬良種補貼6.61億元。文中還強調，“中央財政補貼力度不斷加大，極大地調動了廣大養殖場戶特別是散養農戶選購使用良種的積極性。”

　　顯然，養豬行業中，散戶會否退出，怎樣退出？政府并沒有妄下結論，而是業內外輿論掀起了大討論。不過，從近期政策來看，政府也不大認可散戶“閃退”養豬業，而是在力求保持整個行業平穩健康的轉型發展。

　　眼下，此散戶將非彼散戶，今天養豬模式已經探索出一種“公司+X”的養殖模式，但是這種模式下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屬于散戶。像四川“先要找到病根，才能對癥下藥”。散戶沒指望了，隨之興起的不少規模戶也受傷了，那么什么招兒才算得上是“靈丹妙藥”呢？

　　靠市場調控本身具有滯后性，所以市場為主導，但是在信息方面國家還是應該發揮主動性。比如相關數據稱，中國市場年需求量約是7億頭，一旦超過這個數字，國家就要給予引導和限制，長遠來看更是要建立調控引導機制。建立全國性的及時信息平臺，讓養殖戶清楚地知道目前全國豬糧比、母豬數、豬仔靈敏、白條豬價格等關鍵信息，來決定進入還是退出。

　　此散戶也好，彼散戶也好，或者是正在轉向規模化的散戶，對于養殖者而言，既需要國家政策扶持，更需要像歐美發達國家那樣真正權威的準確的預警機制，及時甚至超前的信息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