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為了解非洲豬瘟疫情對基層生豬養殖模式的影響，2020年5—12月，通過實地走訪及發放調查問卷方式，對2017—2020年華中地區A縣生豬養殖場戶、養殖集團公司進行了調查。A縣生豬養殖模式主要包括3種，分別是中型規模養殖場、“公司+農戶”以及散養戶。非洲豬瘟疫情發生后，3種養殖模式均遭受到一定沖擊，但“公司+農戶”模式生豬存欄、出欄量下降幅度最小，2017—2019年降幅分別為50.95%、32.98%;疫情穩定后，其生豬復產能力最強，與2019年相比，2020年生豬存欄、出欄快速回升97.68%、38.75%。結果表明，“公司+農戶”養殖模式具有更強的抗疫病風險能力，值得在我國基層推廣。本文為基層生豬生產穩定健康發展提供了參考。

　　當前，距離我國首例非洲豬瘟疫情確診已有3年。在我國農業農村部和各級畜牧獸醫部門的努力下，疫情已趨緩和，進入常態化防控階段，生豬生產也穩步恢復。為了解基層生豬養殖現狀和非洲豬瘟疫情對基層養殖模式的影響，2020年5—12月，以華中地區A縣為研究對象，對該縣13個鄉鎮的86個生豬養殖場戶和5個養殖集團公司進行了調查，并對調查結果進行匯總統計，分析非洲豬瘟疫情對不同養殖模式的影響，以期為生豬產業健康發展和非洲豬瘟等重大動物疫病防控提供參考。

　　1、A縣生豬養殖情況

　　A縣是華中地區經濟欠發達縣。2020年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該縣年生產總值428.0億元，人均生產總值5.3萬元，農林牧漁業總產值59.8億元，在全縣生產總值中占比為13.97%。A縣在2017、2018連續兩年被評定為生豬調出大縣，并享受生豬調出大縣獎勵資金。2017年生豬存欄48.0萬頭，其中母豬存欄5.2萬頭，出欄70.0萬頭。2018年生豬存欄40.0萬頭，同比下降16.67%;母豬存欄4.44萬頭，同比下降14.62%;出欄90.0萬頭，同比上升28.57%。2019年生豬存欄18.5萬頭，同比下降53.75%;母豬存欄1.82萬頭，同比下降59.01%;出欄37.0萬頭，同比下降58.89%。2020年生豬存欄32萬頭，同比上升72.97%;母豬存欄4.1萬頭，同比上升125.27%;出欄45.0萬頭，同比上升21.62%。

　　2、A縣生豬養殖模式

　　通過對A縣實地走訪及發放30份養殖調查問卷，摸清了該縣生豬養殖模式。為了便于分析，把A縣按3種主要養殖模式進行劃分，分別是規模養殖場(年出欄商品豬500頭以上、1 000頭以下)、“公司+農戶”(年出欄商品豬500頭以上)、散養戶(年出欄商品豬500頭以下)。

　　2.1 3種模式商品豬存欄情況

　　從表1可見，2017—2020年“公司+農戶”模式商品豬存欄量最高，其次是規模養殖場，存欄量最少的是散養戶。非洲豬瘟疫情發生后，3種養殖模式商品豬存欄量都明顯下降：2017—2019年規模養殖場存欄量從14.88萬頭降至4.07萬頭，降幅為72.65%;“公司+農戶”從26.40萬頭降至12.95萬頭，降幅為50.95%;散養戶從6.72萬頭降至1.48萬頭，降幅為77.98%。2019—2020年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公司+農戶”模式商品豬存欄量增長較快，增長97.68%，而規模養殖場和散養戶商品豬存欄增長較慢，分別增長10.07%和29.73%。此外，3種養殖模式中，“公司+農戶”商品豬存欄量占比逐年上升，2020年時占該縣生豬存欄總量的80%，規模養殖場和散養戶生豬存欄逐年下降，尤其是散養戶降至僅6%。

　　2.2 3種模式商品豬出欄情況

　　從表2可見，2017—2020年“公司+農戶”模式商品豬出欄量最高，其次是規模養殖場，散養戶最低。非洲豬瘟疫情暴發后，生豬出欄加速，2018年底3種養殖模式商品豬出欄量達到高峰，2019年出欄量開始下降，其中：規模養殖場從25.20萬頭降至7.77萬頭，降幅為69.17%;“公司+農戶”從54.90萬頭降至26.27萬頭，降幅為52.15%;散養戶從9.90萬頭降至2.96萬頭，降幅為70.10%。2020年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公司+農戶”商品豬出欄量開始快速增長，而規模養殖場和散養戶出欄量仍微幅下降。此外，與存欄量趨勢一致，3種養殖模式中，“公司+農戶”商品豬出欄量占比逐年上升，規模養殖場和散養戶逐年下降。

　　3、討論

　　3.1 規模養殖場

　　該縣規模養殖場以自繁自養、獨立經營為主，為中型規模養殖場，年出欄商品豬500頭以上，1 000頭以下。由于該縣規模養殖場大多融資能力低，專業技術人才缺乏，生產管理落后，生物安全防控力量薄弱，因此該模式相較于“公司+農戶”處于劣勢，在3種主要模式中處于中間位置。2018年規模養殖場商品豬存欄11.20萬頭，出欄25.20萬頭，2019—2020年每年生豬存欄、出欄量均迅速下降至2018年的1/3左右。推測原因可能為，2018年下半年多數養殖場受非洲豬瘟疫情影響先是加速生豬出欄，然后因養殖技術較為落后、動物疫病防控能力較差，導致養殖場養殖信心和補欄意愿受到嚴重打擊，同時環保壓力使養豬從業投入增高，疫情后仔豬價格大幅上漲，動物疫病防控費用支出增加，導致養殖場資金鏈斷裂，上述因素造成生豬生產大幅下滑。2019—2020年，雖然生豬復產增養加快恢復，但仍有一部分養殖場處于空欄狀態。

　　3.2 散養戶

　　非洲豬瘟疫情發生以前的2017—2018年散養戶商品豬出欄分別為9.80、9.90萬頭，在A縣年出欄商品豬中占比較低。散養戶大多資金匱乏，無法購買昂貴的生物安全設備，也未經科學系統的學習，文化水平較低，防控意識極其薄弱，非洲豬瘟疫情發生后的2019—2020年生豬出欄量分別降至2.96、2.25萬頭。另外，問卷調查發現，散養戶受自身文化程度偏低限制，對專業技術性較強的生物安全和風險評估等問題多數無法回答，也從側面說明了散養戶對非洲豬瘟等重大動物疫病的抗風險能力差。加之疫情對養殖信心和補欄意愿的嚴重打擊，散養戶產生了對非洲豬瘟的恐懼心理。此外環保壓力增加，養豬從業門檻提高，疫情后仔豬價格上漲和疫病防控費用支出的增加，均提高了養殖成本投入。同時豬周期價格波動帶來養豬收入的不確定風險等也制約了散養戶生豬生產。

　　3.3 “公司+農戶”

　　當前，“公司+農戶”養殖模式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以農戶養殖為主，其出欄商品豬在“公司+農戶”中約占98%。養殖集團公司(業務涵蓋種豬育種、飼料銷售、生豬屠宰)與農戶簽訂委托養殖合同，約定雙方責任和義務。在這種模式里，公司負責豬苗、飼料、疫苗、藥品等物料供應及銷售環節的建立和管理，并負責制定肉豬養殖環節所需的各項管理制度、規定和技術標準。農戶負責肉豬養殖，并提供養殖場地設施，自身承擔水電費用。按照建設標準，一個養殖大棚一批可以飼養生豬600頭左右，與公司合作的多數是擁有2個大棚的夫妻農戶。

　　另一種模式是以公司養殖為主，其出欄商品豬在“公司+農戶”中約占2%。該模式下，養殖集團公司租用農戶已有養殖大棚，或者與農戶簽訂租地合同，投資自建養殖場，自繁自養。養殖場分種豬育種場和育肥場，飼養員由公司統一雇傭，按照公司制定的各項管理制度、規定和技術標準，全封閉養殖管理。經過非洲豬瘟疫情，目前A縣該養殖模式正在改、擴建中，多數尚未開始生豬生產。

　　自2013年以來，“公司+農戶”模式在A縣逐漸發展壯大。2020年，“公司+農戶”商品豬存欄約占A縣商品豬存欄總量的80%，出欄量約占81%，表明該養殖模式在A縣具有強勢主導地位。2018年以來，該模式雖然也受到了非洲豬瘟疫情沖擊，但由于養殖集團公司融資能力強，生豬養殖技術先進，生豬生產恢復較快。問卷調查發現，“公司+農戶”模式下的相關人員對非洲豬瘟防控知識掌握較好。據調查，至2020年底，A縣總體仔豬存欄量已達2017年正常水平。該模式的生豬生產恢復較快，主要有以下優勢：

　　農戶養殖風險小 根據簽訂的合同，特殊情況下的疫情風險主要由公司承擔，為降低農戶損失，養殖集團公司還承擔疫情期間養殖產生的水電費、人工費等。所以假如遭遇非洲豬瘟疫情，農戶也能承受其帶來的經濟損失。這是“公司+農戶”養殖模式受非洲豬瘟疫情影響較小，生產恢復較快的主要原因。另外，養殖集團公司為農戶提供了較先進的技術支持，降低了生豬發病率，從而降低了養殖風險。

　　農戶投資成本少，解決了資金難題 與養殖集團公司合作，農戶只需向公司交納少量保證金，豬苗、飼料、獸藥等都由公司提供，因而大大降低了農戶養殖成本。此外，目前該模式已被A縣銀行認可，可用大棚做抵押，從而解決了貸款難題，便于擴大再生產。

　　公司融資能力較強 非洲豬瘟疫情發生后，“公司+農戶”模式同樣遭受損失且養殖成本增加，遇到了資金難題。但養殖集團公司能夠通過上市、銀行抵押貸款等多渠道籌集資金，從而保障生豬生產迅速恢復。

　　公司養殖技術先進 養殖集團公司擁有現代化養豬工藝、流程、技術與設備，以及完備的洗消間、保育豬舍、育肥豬舍、倉儲、實驗室、檢驗檢疫配套用房等設施，更符合科學養殖要求。飼料自動傳送系統、自動飼喂系統、自動刮糞系統等有效降低了疫病傳播風險。尤其是“公司+農戶”模式中以公司養殖為主的，通過公司投資自建養殖場、自繁自養，飼養員由公司統一雇傭，實行全封閉養殖管理，飼養員吃住全在養殖場，一切生活用品由公司消毒后配送，減少了豬場與外界接觸，有效切斷了非洲豬瘟等重大動物疫病的傳播。這些技術優勢堅定了公司和養殖戶對重大動物疫病防控的信心，打消了養殖顧慮。

　　符合環保要求 “公司+農戶”模式中，在養殖大棚外圍安裝有除臭裝置，經過過濾，避免向外圍空氣排放臭味;糞污處理設備將生豬生產帶來的廢棄物化廢為寶，生產沼氣、有機肥，發展循環農業。這一優勢也符合農業農村部倡導的綠色種養循環農業，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

　　便于畜產品質量安全監管 獸藥殘留、違禁藥物添加、泔水飼喂、病死豬肉流向餐桌等的監管一直是個難題。“公司+農戶”模式在飼料、飼養、屠宰、加工、冷鏈運輸、銷售為一體的綜合性經營模式上優勢明顯，通過生豬生產等環節完善的管理系統軟件，使得養殖檔案系統保存完整，每頭生豬去向可追溯，監控視頻可隨時調取，便于基層畜牧獸醫部門對畜產品質量安全進行監管。

　　符合國家脫貧攻堅政策 “公司+農戶”模式與扶貧項目掛鉤，由政府牽頭，整合扶貧資金，引導成立農業種養合作社，通過“政府+養殖集團公司+銀行+農民合作組織”組合，政府完成了脫貧任務，養殖集團公司擴大了生產，貧困戶家門口就業實現了就地脫貧。

　　4、結論

　　非洲豬瘟疫情對該縣3種生豬養殖模式均產生了一定影響，但“公司+農戶”生豬養殖模式具有抗風險能力強、養殖技術先進、農戶投資成本低等優勢，其受疫情影響最小，生豬生產恢復較快，建議在基層探索推廣這種“公司+農戶”養殖模式，以促進生豬產業持續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