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945年，身陷囹圄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在其《印度的發現》一書中豪情大發，現在，連續15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使這個國家的人民依稀看到了“有聲有色”大國的輪廓。

　　印度中央統計局宣布，2003年第四季度印度國內生產總值按年率計算增長10.4%，成為同期經濟增速最快的亞洲國家。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印度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來自農業增長。2003年第四季度，印度農、林、漁業增長了近16.9%。農村人口收入的增加推動國內需求擴大，進而帶動金融、房地產和商業服務業同比增長7.7%。

　　此外，在2003-2004財政年度，印度的股價創下歷史最高記錄，工業增長步伐加快，外匯儲備增加，并促使政府放松進口限制和提前償還外債。另外，印度已成為世界上第二受歡迎的投資地區，很多跨國公司將工廠移至印度，或者在印度建立新的分支機構，很顯然，由此創造出的就業機會對于印度這樣困擾于人口壓力的國家非常重要。

　　除了這些靜態的數字，更為重要的是，在印度，較為完善的資本市場與市場機制基本建成，它們的優勢已經在當前的經濟發展中初步體現出來了。根據2000年法國里昂信貸銀行亞洲證券公司對25個新興市場的調查數據顯示，印度企業的管理水平名列第6位，中國則為19位。從公司治理角度來看，印度也要強于中國。印度上市公司治理總得分為6.6分，中國上市公司為4.3分。

　　高盛公司在去年年底發表的《邁向2050年》報告中預測，未來50年里，印度有望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印度經濟的長期樂觀前景正在改變人們對中印對比的評價，過去輿論完全一面倒地認為中國模式優于印度模式的情況已不復存在，甚至許多學者更看好印度未來的發展，因為印度的經濟制度與市場結構更能保證長期的發展潛力。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商學院的兩位教授在2003年七八月號的《外交政策》上發表文章———《印度能否超過中國？》。他們在文中闡述了這樣的觀點：一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最終還是取決于本國資源的調動。由于印度私營企業發展較快，而且注重自身內部的有機增長，這使得印度對資源的利用更加充分。

　　看起來，一種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在我們的南亞鄰居那里生成。這意味著什么？在單純的民族主義者看來，無論是尼赫魯的“印度中心”構想，還是拉·甘地的“立足南亞，面向印度洋，面向未來，爭取在21世紀成為世界性軍事強國”，以及古杰拉爾的外交新思想，都是一脈相承的。其間的不同不過是大國謀求的手段、途徑發生了從重道義到重軍事再到重經濟的變化。

　　這種認識上的偏好很難說出是對或錯，惟一需要予以重視的是難以言表的情緒不應該成為我們以人為鏡的阻礙因素。單純的GDP增長率并不足以說明全部的問題，但是幾十年來，是時候開始認真審視在我們的身邊，這個和我們有著太多共同點的國家到底在發生些什么。

　　漢斯·J·摩根索在其《國家間政治》中寫道，“糧食的長期匱乏是在國際政治中永遠軟弱的根源。”對于中、印兩國來說，糧食的匱乏幾乎已經不再是問題，接下來的課題是，如何在如此眾多的人口中實現較為普遍的脫貧致富。而在這之前，毫無疑問大家都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其中當然包括相互間的教學相長。這方面最為明顯的例證是：以資本市場而論，印度在過去數年中主動穩固市場架構、優化市場制度以及強化上市公司治理。他們并不因為政策促使被動改革，充分采用市場機制予以調節。關于這一點，長期受制于“國企脫困”這一初衷的中國股市顯然需要好好補課。

　　在今天的印度，即使是像新德里這樣的城市，不時可見的牲畜仍然混跡于公路上的滾滾車流中，這種含混現代與落后的典型場景在中國的中小城市亦不鮮見。基于這種現實，中國龍、印度象，很有必要抬起頭來認真打量，除了廣袤的國土、眾多的人口，以及悠久的文明，在喜馬拉雅山的那邊，究竟還有什么值得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