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投資高速增長出現在1993年、1998年以及2003年，正好也是人大選舉年和政府換屆，說明政府行為和幾次經濟過熱都有著相當程度的關系。然而相似的過熱，卻可能有不同的結果。1993年時，中國經濟仍帶有計劃體制遺留下來的“短缺經濟”的特征，過熱導致高通脹；伴隨本輪過熱的不是通貨膨脹，而將是通貨緊縮，許小年博士這樣認為，因為中國經濟已是一個“過剩經濟”。

　　許小年認為，如果世界經濟史上確實發生過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話，其標志是服務業的興起和制造業的相對衰落，歐美、亞洲各國莫不如此。然而中國的制造業占GDP的比重長期以來一直保持上升的趨勢，2003年已超過50%，與全球發展的潮流背道而馳，二次工業革命的說法很難成為當前投資高增長合理性的理論基礎。特別考慮到中國的能源、原材料等自然資源相對匱乏，繼續發展資本密集和消耗大量資源的制造業并非中國的優勢，經濟的重心應該逐步向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轉移，以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至于國際分工新格局引起的國內投資高潮，許小年以數據說明，國外對華投資占中國固定資產總投資的比重已從1990年中期的10%-12%降到了過去一、兩年的7%左右。很明顯，這次投資過熱主要是內資所為。關于民營部門為當前投資主力，許小年指出并未看到具有說服力的數據支持這一觀點。即便是民營企業的市場行為，也不能認為是天然合理，否則就無法理解為什么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投資主體絕大多數是私人企業，但政府仍然要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調控經濟。

　　許小年博士稱上述這些為當前投資高潮尋找理論支持的做法為“新瓶裝舊酒”，新標簽并不能掩蓋單純依賴增加投入以維持經濟增長的事實，高增長的結果是低效率。以全部上市公司為例，總資產回報率從1990年代初開始一路下降，在2003年前三季度已降到3.6%，低于一年期貸款5.3%的利率，即上市公司作為一個整體，其資產經營效果不足以支付銀行貸款利息。這樣的增長速度越高，企業虧損越大，將來銀行的壞賬越多。

　　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過熱的危害，并開始采取相應的緊縮政策，包括提高準備金利率，暫停在鋼材、鋁業、水泥三個行業的新投資，調低2004年對主要宏觀經濟指標的目標等。除了宏觀調控措施之外，許小年認為，推進經濟體制和結構改革，加強制度建設，是提高投資效率，確保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根本性措施。中國政府最近推出的改革包括銀行改革、證券市場改革及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

　　“過熱”再次降臨中國。與前幾輪“過熱”不同，這是一輪“沒有溫度的高燒”，面對即將出現的產能過剩和通貨緊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經受著前所未有的考驗，然而如何轉變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如何從單純依靠增加投入轉變到以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帶動經濟增長，將是更為嚴峻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