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揚是在《上海證券報》撰文提出這一觀點的，他具體分析了造成中國經濟“非典型”特征的幾大因素：

一是全球化。“中國制造”概念的產生，使中國成為全球產業鏈中不可或缺的環節。在新的國際分工格局中，中國處于制造業中心的地位，并因此大大增加了從某些國家進口原材料的需求，以及對另一些國家出口工業制成品的需求，由于要“大進大出”，中國便要不斷應對貿易摩擦。另外，全球化也使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挑戰。

二是科技革命和“新經濟”。“新經濟”非常深刻地改變了世界。在“新經濟”的環境下，很多經濟現象發生變異，比如經濟的增長，并不一定帶來就業的增長。

三是體制變動。體制變動從來就是引起中國經濟運行變化的主要因素。這一輪的體制變動給經濟造成的影響主要是在兩個領域：重工業和出口。非國有企業進入重工業和進出口行業，大大改變了中國重工業領域和進出口行業的發展格局。例如，中國的出口企業在國外市場上的定價遵循的是目標市場定價原則，而不是根據匯率水平高低而變化的，所以，調整匯率，對于進出口特別是出口產品的外幣價格的影響是不大的。

四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對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的全面影響，我們估計不足。例如，城市化一定造成市政建設需求大增，一定造成與城市發展相關的行業的迅速發展，一定造成對鋼鐵、水泥等的長期巨量需求，一定帶來對土地的持久性需求，并因而一定使銀行中長期貸款保持非常高的水平，等等。

五是人口變化和“人口紅利”。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達到50%多。這種狀況，迄今未得到很好的解釋。人口學對于中國目前的儲蓄率過高給出了解釋：中國的人口正處于勞動人口比重高、人口的參與率很高的時期，也就是工作人口所占比例非常高，而工作人口統統都是凈儲蓄者，這樣，儲蓄率很高，從而投資率也很高，就不是異?，F象，而是常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努力去創造出一個能夠長期容納高儲蓄、高投資的機制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