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應《騰云》雜志之邀，為騰訊公司全球副總裁David Wallerstein(網大為)《中國未來：機遇與挑戰》一文所做的推薦文章。

　　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Toynbee談到東西方文明的模式比較時認為，中華文明是循環論的、和大一統的，希臘文明是進步論的、和創造的。然而從長歷史的視角來看，湯因比對于大一統的中華文明是贊賞的，甚至認為如果在21世紀有真正意義的“世界政府”，也應當是由中國來主導。他認為“人類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不能忍受分裂帶來的沖突和混亂。”（《歷史研究》，湯因比）

　　然而中國近代史卻是一幅相反的圖畫。一百多年前，中國與西方相遇，一戰即敗，再戰再敗。那些最新“睜眼看世界的”中國的志士仁人為中國所找到的拯救方案，先是技術（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的“洋務運動”），后來是制度（從1903年清政府開始的“預備立憲” ），最后是文化（“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胡適當年曾經感嘆：1919年的“五四運動”打斷了1917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救亡壓倒了啟蒙”。他認為中國知識界在文化啟蒙的任務沒有完成之前，過早地介入了政治——作為政學兩界“既得利益者”的胡適，當然會這么說話，雖然他說的是對的?。?/p>

　　創新......

　　在本文中網大為先生為中國經濟所開的方案是：創新。個人以為，這談到了兩個層面的問題：技術和文化。毫無疑問，一切技術來自于創新，我經常說的一句話：“創新是逼出來的競爭力”，對于同質化的產品、對于新生因而肯定弱勢的品牌，這些方面是沒有競爭優勢的，所以首先必須考慮的是技術層面的競爭 。技術不僅僅是企業競爭的重要利器，也是整個社會進步的推動力。互聯網思想家麥克盧漢走得更遠：技術是人類最為人性的部分，技術就是我們的社會結構。

　　當前的經濟發展，中國還有一個西方國家所不具備的歷史性的“優勢”，就是中國人因為長期的整體貧窮所產生出來的巨大的創新壓力或者動力。無論以何種標準，電腦芯片巨擎英特爾公司都是世界級的創新企業，曾擔任過英特爾公司董事和美國電信委員會主席的Reed Hundt，前幾年就寫過一本書擔憂“美國企業家精神的危機”，書名就叫《在中國的陰影下：美國企業家精神的危機》（《In China’s Shadow》；包括這一次的金融危機，我們不能不贊同美國人深刻的自我反思精神?。?。常在官方的主流媒體上經常聽到對中國人民的歌頌就是“勤勞勇敢”。從整體貧窮的意義上，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讀。

　　文化......

　　網大為在文中也談到了文化，有不少還是中國文化中并未強調的。比如挑戰傳統思維，比如讓用戶參與。誠然，中國當前的互聯網上在文化再啟蒙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當年，中國互聯網開拓者之一的SOHU創始人張朝陽認為：互聯網提高了全民智商。從推動全民提升了知識的平均水準的結果上是對的，但從原因上的描述卻是用詞不當的：智商是人的生物性指標，不太會改變，能夠改變的是知識和智慧。——所謂“智慧”，在我的詞匯里并不是什么神秘主義的東西，就是指綜合知識所產生出來的更為抽象的一類知識而已。我們可以說，科學是知識，哲學是智慧。

　　談一點文化哲學 。在挑戰傳統思維一節中，網大為提到：“挑戰傳統思維中的固有概念是：事物總是可以不斷改善的”。 有趣的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并不缺少“變化”的思維，但的確缺少改善（進步）的思維。中國文化的源頭《易經》之“易”，其實談的就是變化。“易”有三義，易，不易，和簡易。但只是強調陰陽（正方和反方）的簡單轉變，比如從政治上認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卻沒有強調轉變中的改善或進步。

　　近代以來，無論是因為認知誤區，還是因為意識形態的刻意操縱，我們更是講很多“東西方對立”、講“一分為二”，卻很少談“一分為三”、很少談文化上的“融合”——注意，中國文化是沒有強調“改善”，不是沒有這種文化思維。比如，中國文化中一直有的“天地人”“三才”的思想，就是一分為三，或者，簡單地（肯定不準確），可以類比黑格爾的辯證法。面對必須的創新，即使回溯到傳統的文化基因，中國還有機會。

　　制度......

　　文化與制度的關系，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然而，我更愿意說，從創新的時效性來看，制度的作用遠遠超過了文化。制度對文化的作用遠遠快于文化對制度的作用，文化的改變有時需要上百年、甚至數百年的時間。中國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是制度的改革起了主導作用。

　　學者們說，由于時間和空間的原因，人們不可能以社會作為思想的實驗室，而眼前的一個例子就是：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制度，南韓和北韓在短短幾十年內，成為了文化上完全不同的國家！最近一本為關中國的書在西方很流行，《當中國統治世界》，我們價值中國網曾經對作者MATIN JACQUES做了一個專訪，他非常明確地對我們的記者說：從歷史的長度來看，未來將證明中國文明是優于西方文明的。但遺憾的是，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短暫，我們不可能活在歷史觀念或文化觀念的抽象的優越性中。慶幸的是，歷史學家湯因比明確表達他不是一個文化決定論者。

　　制度是什么？從宏觀上說，就是對創新的保護。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創新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從微觀上說，制度就是對私有產權的保護。英國成為世界工業革命的發源地，這和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為專利權立法的國家是分不開的。

　　但是更為令人擔憂的是，中國在制度上已經又落后了。比如，西方國家的技術大大得益于過去一個多世紀的產權保護的同時，為了獲得更大的國家競爭力，美國人已經開始提倡“去知識產權化”。從COPYRIGHT到COPYLEFT，讀一讀這兩個詞的英文很有意思，這兩個詞的創造者真是天才：RIGHT有權利的意思也有右派（多指富人階層）的意思，而LEFT有離開、許可的意思，也有左派（多指窮人）。

　　中國一點兒也不缺少人才，有人才就不缺創新。但缺少的是對創新的制度性保護，比如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比如，對于讓創新從實驗室走向市場的金融支撐。——而中國金融體系主體部分的商業銀行，對于能夠真正進行創新的民有企業幾乎沒有任何支持，又是利益格局問題。而中國的民有企業，（我不使用“民營企業”這個帶有強烈歧視的詞語），卻解決了超過85%的社會就業。

　　發展經濟的主體是企業，特別是民有企業，不是政府。政府的作用（如果有），也一定是保護企業的公平競爭和保護企業的創新。多年以來，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既獲取了巨額的壟斷利潤，也嚴重阻塞了中國民有企業的創新通路。我們很高興地看到，剛剛召開的中共十八大的報告上，終于提到了久違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知識......

　　網大為在文中談到了社會科學：“社會科學大部分的研究是關于人類動機、決策制定以及協調個人或群體中（包括國家）個體行為的挑戰。” 完全認同大為的判斷，我也經常說，中國企業界理解的創新，主要是狹義的技術創新，或者基于自然科學知識的技術創新，我曾多次在各個城市的創業年度論壇強調：技術創新需要自然科知識，而模式創新和制度創新需要社會科學知識。

　　所謂創新，認真思考一下，其實質是知識創新。知識層面的創新（今天的美國經濟），高于體驗層面的創意（今天的英國經濟）！用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話講：就是創新不只是技術創新，在國家層面包括制度創新和體制改革，在企業層面包括模式創新。而國家的制度創新和企業的商業模式，需要的首先是社會科學的知識創新。當代的英國思想家哈耶克（Hayek）和法國思想家?？拢∕ichel Foucault），都從不同角度談到了知識與政治的關系:

　　哈耶克從知識論的角度論證了計劃經濟的不可能，因為計劃經濟之前橫亙著重重“無知的鐵幕”（這個措詞讓我也想起了英國前首相丘吉爾的類似表述），認為只有市場的自發的、自組織的秩序才是可行的，和應當提倡的。而?？苿t是從“解構”的角度論證了，所有的知識體系，很大部分都是出于政治統治的需要，而“構建”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體系。

　　《中國未來：機遇與挑戰》，網大為的這個文章標題是準確的。當創新的方向不確定時，網大為提出：“讓你的道德觀和原則來引導你”，才不致唯利是圖而傷害消費者的利益。這也正是中國文化中一直堅持的：“德與才”的關系中，德要做才的主人，而不是相反。但我們不要忘記了，中國2000年來“以德治國”的實踐是收效甚微的。道德原則要成為有效的社會實踐，有一個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有正義的法治保障。否則，當權者會用“專制”來破壞道德和攫取巨額壟斷利益，而無權者會用“暴力”來破壞道德和“反社會”，而社會各階層的人被逼著使用的武器就是“欺詐”或者“自私”了。這說的還是制度問題。

　　【結語】

　　制度、知識、文化，正是我們的創新中極度缺乏的基礎保障！再回到文化。——中國的未來，機遇與挑戰并存，我們需要系統性和戰略性的思考，以獲得可持續的發展：企業從技術和模式上都需要創新，而政府從體制設計和文化訴求上也需要創新。留給中國的時間窗口很小，中國正處在一個可能騰飛也可能沉淪的時間點上，文化創新和制度創新（體制改革）需要同步進行！

　　我想借用世界宗教文化大師保羅-尼特的觀點來給出結論：“西方文化強調個人人權，東方文化強調人類責任。對于任何文化或社會而言，如果過度強調其中一方，而將另一方排除在外；或使一方從屬于另一方都是危險的。這個事實再次說明（雖然并非必要），從平衡兩者之間關系出發，東西方文明開展廣義對話的重要性。西方人權與東方責任的關系，猶如陰陽概念，相輔相成，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