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疑，禽流感并不是“亞洲病”。最早的禽流感出現在1878年的意大利，所以被稱為“歐洲雞瘟”。就在最近幾年，英國、美國和荷蘭都發生過禽流感疫情。我們也不需要歷數英國瘋牛病、美國猴痘、歐洲口蹄疫和非洲埃博拉來為亞洲禽流感開脫。瘟神對自己在世界上哪一處地方降臨并沒有特別的偏好。

　　歷史上的瘟疫總是和人類文明興衰聯系在一起的，最大的幾次瘟疫曾改寫歐洲文明的版圖。公元前430年席卷希臘的大瘟疫使雅典不再輝煌，公元二世紀發生在羅馬帝國的黑死病是這個不可一世的帝國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次大戰結束時發生的“西班牙流感”奪走了數千萬人的生命，使美國的人均壽命下降了10年。但在當代，大規模病疫的發生往往是提升社會文明程度的機遇和動力。這，也正是亞洲面對此次禽流感所應該采取的態度和努力的方向。

　　同許多疫病一樣，禽流感是一種“人畜共患病”。野生動物是威脅人類的“病毒庫”，人類傳染病大多數來自動物傳染病。人類的傳染病最初始于農耕文明，因為人類從此開始了同動物的親密接觸。歐洲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農耕文明的地區之一，因而也遭受了最多的瘟疫之難。從整體上說，今天的亞洲還處于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之中。一方面是高人口密度，另一方面是高動物密度。一方面是相對低下的生產方式和安全標準，另一方面是不很講究衛生的生活習俗和飲食習慣。這些都不可避免為各種“人畜共生”病毒提供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和空氣。

　　正如“非典”給亞洲人帶來心靈上的震撼一樣，禽流感可能使我們的價值觀念、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慣發生進一步變革。候鳥遷徙可能的確是這次禽流感蔓延的主要原因，但是，“當街點殺”這種在發達國家早已匿跡的家禽買賣景觀，今后如果不是從亞洲的大街小巷完全消失，恐怕至少不會像以往那樣司空見慣了。最近，沒有發生疫情的北京已經在中國率先發布了“禁宰活禽令”。

　　為了守護自己的家園，也為了維護世界的福祉，亞洲的當務之急是以果斷的行動徹底阻斷禽流感蔓延的通道，避免災難性局面出現。但是，接下去的任務更帶有根本性、長期性和復雜性。可以想像，相當一段時間，亞洲雞將遭受當年英國牛的境遇。全球化的一個內容就是標準的全球化。對于食品，綠色將成為惟一的標準色。降低被世界普遍認同的標準，就意味著放棄市場。亞洲雞要想突破國際市場的歧視和排斥，就只能在改善在養殖方式特別是衛生防疫上縮小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動物福利”和“動物衛生”觀念深入人心，是亞洲養殖業持續發展的出路所在。這道“綠色技術壁壘”的坎兒可能不盡公平，卻是我們必須過的一道關。

　　同樣，禽流感必然進一步提高亞洲社會的公共管理水平。如此迅速、全面地發布動物疫情，在亞洲可能還是第一次，這是一個大的跨越。禽流感啟動或促進了亞洲地區動物疫情的解密程序。在全球化時代，已經完全不能指望在信息封鎖狀態下處理諸如禽流感這樣的社會危機了。更重要的是，信息披露程度本身，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國際形象和威信。發生疫情沒什么可恥，但隱瞞實情就為人不齒了。因為，這不僅是對本地區人民的不負責任，也是對國際社會的不負責任。可喜的是，“公開、透明”已經成為傳統上習慣“封閉作業”的亞洲社會的一種共識。

　　此外，禽流感當會再一次強化或催生“亞洲共同體”的概念。曼谷禽流感形勢部長級會議告訴我們，“亞洲共同體”不應再存于想像，而要走向現實。如果亞洲不善于同勝利，那就把每一次共患難作為走向一體化的機遇。以動物疫情監測和防控技術共享為新的起點，亞洲應該邁出團結與合作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