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提振豬價的實施路徑和效果來看，豬肉收儲和產能調控正是治標和治本的政策組合。前者是人為制造需求，提振市場信心，對市場實際供需關系的影響并不大，屬于應急響應；后者則是政府直接對接企業，指導其去產能，屬于長效管理。兩者殊途同歸而又相互配合：收儲活動通常在豬價最低迷時入場，提振市場信心，是在為產能調節長效機制的建立爭取時間；而產能調節機制建立和穩定運作以后，產能變化趨于理性和可控，收儲活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其發出的信號不至于被過分放大，其副作用會被降到最低。我們建議，對收儲政策手段要慎用少用；在產能調控方面，結合數字化供應鏈建設，大力加強和改進生產數據報送工作；用好生產支持政策，引入懲戒機制等。既然是試圖建立一個長效的產能和價格調控機制，就不能指望立刻就收到效果，尤其不能被一時的豬價波動干擾決策，從這個角度講，進行生豬產能調控，比精準施策更重要的，可能是持之以恒、穩步推進的戰略定力。 

從提振豬價的實施路徑和效果來看，豬肉收儲和產能調控正是治標和治本的政策組合。前者是人為制造需求，提振市場信心，對市場實際供需關系的影響并不大，屬于應急響應；后者則是政府直接對接企業，指導其去產能，屬于長效管理。兩者殊途同歸而又相互配合：收儲活動通常在豬價最低迷時入場，提振市場信心，是在為產能調節長效機制的建立爭取時間；而產能調節機制建立和穩定運作以后，產能變化趨于理性和可控，收儲活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其發出的信號不至于被過分放大，其副作用會被降到最低。 

我們建議，對收儲政策手段要慎用少用；在產能調控方面，結合數字化供應鏈建設，大力加強和改進生產數據報送工作；用好生產支持政策，引入懲戒機制等。既然是試圖建立一個長效的產能和價格調控機制，就不能指望立刻就收到效果，尤其不能被一時的豬價波動干擾決策，從這個角度講，進行生豬產能調控，比精準施策更重要的，可能是持之以恒、穩步推進的戰略定力。

 1. 政策救市？ 

從2022年初至今，生豬行業還在虧損的泥潭苦苦掙扎。按照布瑞克農業數據庫的監測，3月中旬，外三元生豬價格已經跌至12元/公斤以下。而養殖成本卻居高不下，行業虧損面不斷擴大。其中，仔豬繁育環節，每頭虧損50-100元；自繁自養環節，每頭虧損400-500元；專業育肥環節，每頭虧損100-150元。

根據各頭部企業公布的信息數據，牧原股份現階段成本在15元/公斤左右，公司2022年成本下降的奮斗目標是完全成本階段性達成13元/公斤，這還是在剔除糧食價格變動影響的條件下；溫氏股份在2022年1月份完全成本是16-17元/公斤，加上淘汰母豬等其他盈虧，綜合成本18元/公斤左右，2022年養豬綜合成本目標為16-17元/公斤；新希望目前成本是19-20元/公斤，2022年目標是到6-7月份降到16元/公斤；大北農目前成本是每斤16元/公斤以上，2022年目標是降到16元以下。

我們可以看出，如果按當前豬價每斤六塊左右的水平，即便是上面這幾個頭部企業完成2022年降本增效目標，也還是虧損的。頭部企業尚且如此，其他多數從業者的成績更是不容樂觀。

數據來源：布瑞克農業數據終端 

而且，這還沒有把因為俄烏戰爭導致的飼料原料價格暴漲的因素考慮進去。最近一個月以來，豆粕價格從3600元/噸上漲到5000元/噸，玉米價格從2600元/噸上漲到2750元/噸，飼料企業連續三次大范圍上調飼料價格。按當前豆粕和玉米價格推算，生豬飼料成本已達3500-3600元/噸，相比年初上漲了400-500元/噸。這意味著未來3-4個月的生豬養殖成本將繼續走高。如果價格上不去，虧損會更嚴重。 面對這樣低迷的行情和利潤狀況，政策如何調控和發力當然是市場關注的重點。過去一年多來，從中央到地方，各部門一直在講，要穩定生豬生產，防止豬價大起大落，也確實陸續出臺了不少措施，其中豬肉收儲和產能調節是最重要的兩項。

2. 治標的收儲和治本的產能調控
從提振豬價的實施路徑和效果來看，兩者正是治標和治本的政策組合。前者是人為制造需求，提振市場信心，對市場實際供需關系的影響并不大，屬于應急響應；后者則是政府直接對接企業，指導其去產能，屬于長效管理。兩者殊途同歸而又相互配合：收儲活動通常在豬價最低迷時入場，提振市場信心，是在為產能調節長效機制的建立爭取時間；而產能調節機制建立和穩定運作以后，產能變化趨于理性和可控，收儲活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其發出的信號不至于被過分放大，其副作用會被降到最低。
我們分別看一下這兩項政策的實施和效果：
2月份豬糧比達到一級預警區間后，根據應急預案，凍豬肉收儲從地方到中央全面展開。除了湖北、四川、寧夏、廣東等省陸續開始地方收儲外，中央儲備庫也在3月份開啟了凍豬肉收儲，截止目前已經進行了兩輪，收儲總量7.8萬噸，本周將啟動第三輪收儲。
收儲的消息一出來，生豬期貨和上市豬企的股價應聲暴漲，可謂市場的一劑強心劑——不過也只有強心劑的作用，豬價現貨表現還是相當疲軟。道理很簡單，面對每月消費量在300-400萬噸規模的豬肉市場，中央和地方的豬肉收儲數量合計，按最大力度估算，每月也只有20-30萬噸。回顧歷史上的收儲活動，多數收儲之后的一兩個月，兩三個月內，豬價確實也出現了不同幅度回升，有的幅度還相當大。但是如果認為這是收儲導致的，邏輯就不通：區區十幾萬噸的收儲量，怎么可能拉動幾個月后的百萬噸乃至千萬噸級別的市場？
2009年以來至今，國家已經進行了23次收儲活動，收儲預案經歷了四個版本，相關的政策演變內容總結如下表。政策的頻繁調整，尤其是對盈虧平衡點判斷標準和收儲啟動信號的變化，反映出生豬市場在過去十幾年來，供需關系和養殖成本波動的劇烈程度，以及管理層在應對市場變化時，在穩產保供和防止豬價過快上漲之間所作的艱難權衡：
中國歷次凍豬肉收儲預案的對比

數據來源：布瑞克農業數據終端

我們認為豬肉收儲對市場的提振作用主要體現在心理層面，當然心理作用也很重要，在市場低迷的時候，信心比黃金還貴，收儲的意義其實就是在為供需關系的改善爭取時間。但總的來說，豬價回暖的決定性因素還是能繁母豬存欄和凍品庫存的去化進度。

數據來源：布瑞克農業數據終端

 再看產能調節政策。這個政策要追溯到2021年9月，當時農業農村部公布了《生豬產能調控實施方案（暫行）》。在這個方案里，明確提出生豬產能的調控目標，就是能繁母豬正常保有量穩定在4100萬頭左右，最低保有量不低于3700萬頭。然后把這兩個指標分解到各省，對現有規模豬場(戶)進行全數備案，分級建立生豬產能調控基地，構建生豬生產逆周期動態管控機制。
近日全國多個省區公布了本省的生豬產能調控基地名單，表明這個政策在各省正在逐步落地和推進。其中，四川的名單包括了393個國家級基地和2500個省級基地；廣東的名單包括175個國家級基地和193個省級基地；江蘇的名單包括175個國家級基地和56個省級基地；河南對年出欄3000頭以上規模豬場掛牌建立省級以上基地；此外天津、吉林也公布了第一批基地名單。這些省份普遍都以年出欄萬頭以上作為國家級基地的標準，省級基地的規模標準則差別比較大，從3000頭到8000頭不等。不過這不是重點。重點是，名單里的這些規模豬場，就是產能調控政策的真正著力點。

根據政策內容和各省的實施方案，產能調控的路徑主要是三個：
企業向政府部門定期報送自己的生產信息數據，讓政府部門對市場到底有多少生豬和能繁母豬，存欄結構是什么樣子，未來出欄能力如何變化等項內容，有個大致準確的把握；
企業配合調控政策，進行自身的產能調節。市場過剩的時候去產能，市場緊張的時候擴產能。就目前而言，就是配合去產能；
優先享受相關生豬生產支持政策，可以理解為是第二條的配套措施，企業配合了政策，就要相應進行傾斜。生產支持政策，主要是貼息貸款，生豬保險，母豬補貼，還有在建設用地等方面的一些優惠。 應當說，這個產能調控實施方案相比之前的調控政策，是真正把握住了市場的痛點：將規模豬場全數備案，掌握市場真實數據，直接對接企業進行產能調控：產能控制住了，價格自然就能控制住。所以，直接調控產能才是治本的長效調控機制，是一個真正實現生豬產業穩定發展的可行方案。但這樣的方案，實施起來也還是會遇到種種困難，我們認為，這個產能調控執行方案要落地，長效調控機制要真正建立起來，就要解決好三種不同類型的博弈：
首先，豬場之間的博弈。調控實施方案中所涉及的這些豬場不是全部豬場，甚至也不是全部規模豬場，因為進入這個產能調控基地名單是自愿申報的。會不會出現一部分豬場按照調控政策去產能，另一部分豬場還在擴產的局面？畢竟豬價總會漲的，只要熬過目前的價格低迷階段，產能越大，盈利就越豐厚。這種零和博弈的局面曾經在歷史上反復出現。如果政府部門缺乏有效的監管手段，指望所有從業者團結一致去產能，是不太現實的。
其次，地方之間的博弈。地方之間的協調也非常重要。主產省和主銷省之間，調入省和調出省之間，如果產能調控的力度和節奏不一致，也不容易起到效果。比如，廣東是發達省份，多年來一直傾向于壓縮生豬產能；而四川和河南是養豬大省，還承擔著生豬外調的任務，對生豬產能的調控是以保為主。這幾個省對產能調控基地規模的標準就不一樣。各省調控政策的差別可能會造成區域價差擴大，刺激生豬跨區域流通，但這又會加大生豬疫病分區防控管理的難度。
再次，企業和政府部門之間的博弈。即使不考慮散養戶，全國規模養殖場仍然超過10萬戶，數量過多，監管難度過大，虛報、瞞報情況不可避免。雖然進入了產能調控基地名單，但也可能出現企業不服從調控，或者不完全服從的情況。畢竟產能調控基地是一個個獨立經營獨立核算的生豬養殖實體，有自己的利益考量。政府也不好直接下命令去干預企業運作，還得輔之以其他政策手段吸引企業主動參與。優先享受生產支持政策就是其解決方案。問題在于，如果獎懲措施中，只有前者沒有后者，那對企業的約束就有限。 可見，產能調控實施方案雖然從政策設計上可圈可點，但具體實施上還是要面臨不少現實的困難，非常考驗管理者和從業者的智慧。當然，既然是試圖建立一個長效的產能和價格調控機制，就不能指望立刻就收到效果，尤其不能被一時的豬價波動干擾決策，從這個角度講，進行生豬產能調控，比精準施策更重要的，可能是持之以恒、穩步推進的戰略定力。
3. 對調控政策的建議
收儲政策要慎用少用。雖然按照應急響應預案，當豬價比處于5以下的時候，就應當啟動收儲，但收儲的節奏和數量，仍應當有精確的把握。從歷史上多次收儲的經驗來看，過分加大收儲力度會給市場釋放錯誤的信號，對部分養殖主體產生誤導，覺得豬價短期內回升有望，于是盲目壓欄補欄；甚至去賭一個所謂的“政策底”，這樣會拖慢了實際去產能的節奏，反而不利于豬價的真正回暖。我們建議，收儲在豬價確實已經處于底部，豬周期反轉在即的階段使用，實際收儲量也不可過高。而這又要歸結到產能調控方案上來：只有做好產能調控，才能準確判斷市場價格的變動趨勢，從而讓收儲的政策活動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結合數字化供應鏈建設，大力加強和改進生產數據報送工作。產能調控執行方案得以實施的前提和基礎，是政府部門必須切實掌握真實的市場數據，并在調控政策允許的范圍內進行公開和共享。我們建議，在進入產能調控基地名單的企業中，集成運用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試點建設政府和企業共享的生產數據輸入端口，進一步提升和改進生豬產業數據報送和發布內容、形式、頻次等，結合市場供需形勢變化，推動生豬產能調控政策落地。數據和信息公開是應對內部博弈最有效的緩沖劑。在此基礎上，檢測采集生豬生產、供應、流通等信息，逐步建立起政府監測、企業自主運營的數字化服務管理平臺。
用好生產支持政策，引入懲戒機制。生豬產業是政策導向最強的農業子行業之一，各級財政每年投入生豬養殖的各項常態化補貼以百億元計，此外還有貼息貸款、生豬保險、養殖用地優惠、銀行信貸支持等多種政策優惠。通過政策傾斜來保證產能調控方案的順利實施是必要的。但如何將生產支持政策和產能調控結合起來，確保國家的補貼和優惠能落到實處，并能有效推動產能調控，需要更精細的制度設計和實施方案。我們建議引入懲戒機制，對享受了政策支持但調控不力的企業，應有相應的措施。而這些措施，又高度依賴于相關部門對企業生產數據的準確掌握。
(作者：布瑞克農業大數據高級研究員 徐洪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