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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本研究以大豆為例估算了人民幣升值所致的大豆宏觀經濟損失及種植大豆的農民福利影響，探討了人民幣升值會對我國農業經濟方面的農產品進出口、國內農產品供需關系、農產品價格、農產品生產規模和農民福利方面的農產品收入和農業就業造成巨大的負面沖擊。如果人民幣匯率降低1％，以2002年數據為基礎估算大豆凈進口量理論上增加1208.48萬噸，理論上會導致國內大豆種植面積壓縮9575.93萬畝，所致宏觀層面大豆凈產值損失理論估計達1.95億美元；農民福利方面，會使3115萬種植大豆的農民面臨改變生計的風險，理論上每個種植大豆的農民大豆收入將減少38.00元。
人民幣實行的是盯住美元匯率制。人民幣近10年都處于升值趨勢中，人民幣升值是以人民幣匯率下降形式反映出來的，即1美元兌換的人民幣金額減少。1994年人民幣平均匯率為8．6212，1995年為8．3490，1996年為8．3143，到2003年為8．2770（國家統計局，2004），人民幣匯率近10年下降了4.1％。從2001年開始連續3年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在8.2770，2004年1—5月人民幣匯率累計平均仍為8.2770。2003年以來，人民幣再一次面臨升值壓力，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美國、歐盟、日本等不斷施壓，希望迫使人民幣升值。國內外理論界也有人依據各種模型估算出人民幣“應升值的幅度”，高的估計達到50％以上，低的估計也有15％以上（王光偉，2004）。
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來自中國經濟體系內部的動力以及外來的壓力。內部影響因素有國際收支、外匯儲備狀況、物價水平和通貨膨脹狀況、經濟增長狀況和利率水平。從1994年至今，中國國際收支中的經常項目均為順差，中國的外匯儲備2002年達到2864億美元，比1994年增長了5.55倍。從人民幣購買力評價（PPP）看，中國的物價水平只相當于美國的21％（世界銀行，2002）。從通貨膨脹率差異看，美國自1998年以來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為2.23％，中國同期的平均通貨膨脹率（CPI）為-0．3％，比美國低2．53％（潘麗英，2004）。1978—200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9.3％。這25年間，我國的經濟增長無疑是世界上最快的。從中美兩國的利率差異看，中國同業銀行拆借利率2002年底為2.7％，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為1.25％。中國的短期利率比美國利率高1．5個百分點。在國內，人民幣存款利率也比美元存款利率高1.4個百分點（潘麗英，2004）。此外，2002年上半年開始，美元由強走弱，人民幣跟著美元一起貶值，和人民幣升值的趨勢相背離。在中國相對勞動生產率快速增長的情況下（1993—1999年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至少比同期美國制造業高1.5個百分點），人民幣反而隨著美元貶值，使得貿易逆差國的貿易逆差越來越大，這些都構成了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
人民幣升值會對經濟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也將會對農業和農村發展產生沖擊，本研究試圖以大豆為例對這一問題做出可能性的估算。
一、研究方法
（一）人民幣升值對農業經濟形成負面沖擊的原理 匯率可以改變國家間及生產者和消費者間的收入分配。一國的匯率是其產品凈出（進）口的關鍵決定因素（曼昆，2003）。匯率作為調節國際貿易收支的主要經濟杠桿，它的調整變動必將影響一國的進出口貿易情況。而且匯率對國內生產和國內物價有著較大的影響作用。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中的匯率政策會影響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和國際貿易關系，影響國家農業政策，影響國內的農業生產和農產品的價格。因而匯率對農業來說是極為重要的。
中國大宗農產品的價格大都高于發達國家（2002年大豆的出口價格為277.82美元／噸，而進口價格僅為219.45美元／噸，國內價格比國際價格高58.36美元／噸），國際競爭力較弱，因此匯率的國際貿易杠桿的作用就格外突出。人民幣如果升值會直接影響農產品的進出口。人民幣升值，意味著以美元表示的農產品的出口價格上升，以人民幣表示的農產品的進口價格下降，更加削弱了國內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由此相應地使得農產品的出口量驟降，進口量猛增。人民幣升值的間接影響在宏觀層面是改變農產品的國內供需關系，進而影響國內農產品的價格和農產品的生產規模（種植面積、牲畜數量）。人民幣升值的間接影響在微觀層面上看會造成農民的福利損失。簡而言之，人民幣如果升值，會對我國農業經濟和農民的福利帶來巨大的負面沖擊。
本研究以大豆為例定量估算人民幣升值對農業經濟的影響，宏觀層面定量估算凈進口量增加對國內供需關系的影響，以及農產品產量替代和農產品價格降低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進而定量估算微觀層面農民收入減少和就業減少的福利損失。
（二）數據收集 研究所用數據來自于國家統計局、海關統計年鑒、中國農業年鑒和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大豆進出口數據選用了1994—2002年的海關統計數據，之所以從1994年的數據開始，是因為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幣匯率實行重大改革：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并軌。并軌后的人民幣匯率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并軌后，人民幣匯率穩定在1美元兌換8.7元人民幣左右。在此以前人民幣匯率實行雙軌制，1993年12月31日官方匯率為1美元對5.7元人民幣，外幣調劑市場匯率為1美元兌換8．7元人民幣。
（三）統計分析 在國內外文獻回顧的基礎上，筆者發現進出口量的變化可以用匯率變化及進出口價格變化來解釋。本研究采用蔡昉1994年構建的計量經濟模型來估算匯率變化對農產品進出口的影響。
LnY＝C+aLnX1+bLnX2
其中：Y為農產品的進出口數量或進出口金額，X1為年平均匯率水平，X2為農產品進出口價格，C為常數項系數，a為農產品進出口的匯率彈性，b為農產品進出口的價格彈性。這里實際估計出的系數a表示，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條件下匯率對農產品的進出口的影響，即匯率變動1％農產品的進出口變動a％（蔡昉，1994）。研究的數據分析由計量經濟學軟件Eviews實現。
二、如果人民幣升值對大豆進出口的影響估算
匯率變動直接作用于農產品的國際貿易。人民幣升值，匯率降低，相應地用外幣表示的農產品的價格上升使得我國農產品出口減少，而以人民幣表示的國際農產品的價格降低使農產品進口增加。本研究用計量經濟模型LnY＝C+aLnX1+bLnX2來估算人民幣匯率變動所致農產品進出口變化，將農產品多年進出口數量作為因變量Y，年平均匯率作為自變量X1，農產品多年進出口價格作為自變量X2估計出模型常數項系數C，進出口匯率彈性a和進出口價格彈性b。
本研究選擇以大豆為例來估算人民幣匯率降低所致的經濟影響和農民收入的影響（見表2(略)）。大豆出口匯率彈性為28，即人民幣匯率降低1％，大豆出口量減少28％。大豆進口匯率彈性為-106.13，即人民幣匯率降低1％，大豆進口量增加106．13％。
匯率變化直接影響大豆的進出口。應用以上人民幣匯率變動對進出口量影響的數據來定量分析匯率降低1％所至大豆出口量減少，進口量增加的情況。2002年大豆實際凈進口1103.8萬噸，如果人民幣匯率降1％，理論上大豆出口量將減少28％，進口量增加106.13％，由此以2002年大豆進出口實際數量為基礎推算，凈進口數量將增加1倍以上。與2002年實際凈進口數量相比，如人民幣匯率降低1％，理論上凈進口增量為1208.48萬噸（見表3(略)），估算出的凈進口的增加量占2002年我國大豆實際產量1651萬噸的73．2％。
三、如果人民幣升值對國內大豆宏觀經濟影響估算
人民幣升值所致農產品凈進口大量增加會改變農產品國內供需關系，影響國內農產品價格、農產品的生產規模，從宏觀層面造成極大的經濟損失。
（一）如果人民幣升值將嚴重破壞大豆國內市場的供需平衡 我國大豆市場一直處于供求基本平衡的狀態。國內大豆產量、凈進口量之和略大于國內需求量，近3年的數據顯示國內需求在2500萬噸左右。2000年產量與凈進口總量為2562萬噸，2001年為2910萬噸，2002年為2755萬噸。
1995年中國由大豆凈出口國轉變為大豆凈進口國之后大豆進口數量逐年增加，2000年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進口國。2002年，大豆進口數字增加到1131萬噸。大豆已成為我國進口量最大、用匯最多的農產品。進口大豆主要來自于美國、巴西和阿根廷3國。從1996年開始中國大豆進口關稅僅為3％，而且沒有配額等非關稅壁壘，可以說完全與國際大豆市場接軌。2001年推出的轉基因條例，從2001年和2002年實際大豆進口數量來看，對大豆進口并沒有起到限制作用。我國進口大豆的數量連年增加是因為大豆是土地密集型產品。國產大豆不具備競爭優勢。美國、巴西、阿根廷大豆在價格、單產、質量、生產規模、生產機械化程度等方面與中國大豆相比均具有優勢。
國產大豆的價格要高于國際市場。2000年國內市場大豆的價格為2．16元／公斤，美國為1．60元／公斤，中國的價格比美國的高出35％。2002年國內大豆平均售價2.21元／公斤，而大豆進口價僅為1.82元／公斤，進口價比我國國產大豆平均售價還要低17．6％；我國大豆單產2000年是121．2公斤／畝，2001年118.6公斤／畝，2002年133．6公斤／畝，而美國、巴西、阿根廷大豆畝產始終在170公斤以上；盡管目前國產大豆的生產成本和美國差不多，大致在150元／畝左右，但是各種非生產性的成本，比如稅收等偏高，沒有成本優勢；品質優勢也無從談起，美國大豆平均含油率在20％左右，而國產大豆一般在17％左右。出油率每差一個百分點，加工10噸大豆其效益就相差1500元左右（國家統計局農調隊，2003）。且進口大豆由于大規模機械化生產而品質整齊，國內分散種植、機械化程度低而品種、質量參差不齊；此外國內油脂、油料加工業多在南方，而大豆的主產區在北方，運費高（汽車每公里每噸0.54元，鐵路每公里每噸0.112元）、運輸時間長，榨油廠更愿意使用物美價廉出油率高的進口大豆。可見國產大豆與進口大豆相比處于劣勢。
如果人民幣升值，進口大豆在價格上的優勢更為突出，必將刺激大豆的進口。按照上文中的推算，如果人民幣匯率降低1％，以2002年的大豆進出口數據為基礎推算出理論上大豆的凈進口量將增加1208.48萬噸。巨額的進口增量必將打破目前我國大豆的供需平衡關系。
（二）如果人民幣升值將促使大豆國內市場價格降低 由于國產大豆處于競爭劣勢，一旦供需平衡被打破，質優價廉的進口大豆大量涌入將使得我國大豆市場的價格降低。目前我國大豆市場的價格基本上由美國進口大豆的價格主宰。2000年我國進口的1042萬噸大豆中，美國為541萬噸，占51．9％。
把大豆出口價格作為國內價格的替代來分析，從1997年開始大豆價格呈現連年下降的趨勢：1997年3．20元／公斤，1998年3．09元／公斤，1999年2．56元/公斤，2000年2．53元／公斤，2001年2．55元／公斤，至2002年2.30元／公斤，與1997年相比降幅達28.1％。而同期，1997—2002年進口大豆的平均價格僅為1.92元／公斤。如果人民幣匯率降低，以人民幣表示的進口大豆的價格會更加低廉，國內大豆的價格也會進一步受到擠壓而降低。
（三）如果人民幣升值將使得大豆國內產量壓縮 一國貨幣升值有可能引起國內生產的萎縮。這是因為貨幣升值會抑制本國產品的出口，直接阻礙出口產品的發展；同時升值又刺激進口的增加，加劇本國產業受到來自國外產品的競爭壓力，從而影響國內產業的生產水平（韓玉珍，2002）。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如果人民幣匯率降低1％，理論推算大豆凈進口將增加1208.48萬噸。在國內大豆市場供求基本平衡的情況下，假設質優價廉的進口大豆對國產大豆產生直接替代作用，而人民幣匯率降低1％，國產大豆將要壓縮產量1208.48萬噸。以2002年的數據為基礎推算，我國大豆的播種面積為13080萬畝，產量為1651萬噸，由此分析，如果國產大豆壓縮產量1208.48萬噸，將導致大豆種植面積減少9576.93萬畝，占2002年全國大豆播種面積的73．2％。
（四）國內大豆產值損失估算 如果人民幣升值，由于進口農產品的替代，預計會導致國內農產品的產量壓縮且農產品價格降低。壓縮產量是由人民幣升值所致凈進口增加所直接導致的，農產品降價是由于人民幣升值所間接引發的。人民幣升值，農產品凈進口增加，國內農產品供大于求的矛盾惡化，國內農產品在國際質優價廉農產品的擠壓下被迫降價，向國際價格看齊。
由此人民幣升值所致農產品產值損失可以用農產品產量損失和農產品價格損失估算。如果估算農產品凈產值損失就再乘以農產品的收益率。農產品凈產值損失等于農產品壓縮產量乘農產品價格損失再乘農產品的收益率，用公式表示：Δ產值=Δ產量×Δ價格×產品純利／毛利（符號表示ΔPV＝ΔY×ΔP×R）。如果人民幣升值，當匯率降低1％，以2002年大豆進出口數據推算所致凈產值損失為1．95億美元，數據計算過程如下：
ΔPV＝ΔY×ΔP×R＝1208．48萬噸Δ58．36萬美元／萬噸×0．277=19535．95萬美元公式中大豆產量壓縮1208.48萬噸由人民幣匯率降低1％所致凈進口增量減國內供需缺口估算。大豆價格每噸降低58.36美元由國際價格與國內價格差估算（2002年大豆進口價219.45美元／噸作為國際價格，出口價277.81美元／噸作為國內價格）。大豆收益率0.277，據2003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數據估算（2000—2002年3年全國種植大豆平均純利／毛利＝27．7％）。
四、如果人民幣升值對種植大豆農民潛在的福利影響估算
人民幣升值所致進口農產品對國內農產品的替代及對國內農產品價格的影響，會導致種植該農產品的農民的福利損失：種植收入減少，生產就業機會減少。
（一）以大豆為例估算人民幣升值所致種植大豆就業者數量減少 通常，人們只關注人民幣匯率變動對農產品進出口的影響，而忽略了匯率變動對農業人口就業所造成的巨大壓力。中國面對全世界最大的就業壓力，每年要創造1000萬個就業機會。特別是中國有著9億農業人口，而可耕作土地是十分有限的，農業產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生產效率低。如果人民幣升值會相應降低國內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進口農產品的替代作用將使得國內嚴峻的就業形勢更加惡化。國內從事被替代農產品生產的農民將被迫面臨轉換生計，種植其他農業品種或轉移到非農就業，這將使城市的就業矛盾更加突出，而且農民較低的受教育程度也嚴重限制了農民在城市中的就業機會和就業職位。目前，我國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農村勞動力中，小學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僅占11．62％，系統接受農業職業教育的農村勞動力不到5％。如果人民幣匯率降低1％，理論上凈進口的增加會替代國內大豆1208.48萬噸的生產。2002年大豆的播種面積為872萬公頃，按全國種植大豆的農民數為4255萬人計算，每3．07畝大豆需要一個勞動力。在此基礎上計算出在人民幣匯率降低1％的情況下，理論上將有3115萬種植大豆的農民面臨改變生計的風險，占種植大豆總人數的73．21％（見表4(略)）。
（二）以大豆為例估算人民幣升值所致農民大豆收入減少金額 上文估算出，如果人民幣匯率降低1％，理論上從宏觀層面看大豆的凈產值損失1.95億美元。在此基礎上假設全國種植大豆的農民平均分擔損失，由此，可以推出對每個種植大豆的農民造成的大豆經濟損失達38．00元（見表5(略)），占200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2475.63元的1．54％。
五、研究結論
人民幣升值會對我國農業經濟和農民福利造成巨大的負面沖擊。本文以我國進口量最大、用匯最多的農產品——大豆為例系統地估算了如果人民幣升值將直接影響大豆的進出口，進而打破國內大豆的供需平衡，使國內大豆價格降低，大豆的國內產量壓縮、種植面積減少，種植大豆的就業機會減少，種植大豆的農民收入減少。估算的人民幣升值所致大豆宏觀經濟損失和農民福利損失具體數據如下：
如果人民幣匯率降低1％，理論上估算我國大豆出口將減少28％，大豆的進口將增加106.13％，以2002年實際數據為基礎估算出的理論凈進口達2312.3萬噸，比實際凈進口量1103.8萬噸增加1208.48萬噸。據國內大豆實際供需情況，假設理論凈進口增量1208.48萬噸對國內大豆生產造成完全替代，以2002年大豆實際產量1651萬噸和播種面積1380萬畝為基礎估算，理論凈進口增量替代可能導致大豆種植面積壓縮9575.93萬畝，占2002年全國大豆播種面積的73．2％。所致大豆凈產值損失理論估計達1．95億美元。農民福利方面，會使3115萬種植大豆的農民面臨改變生計的風險，每個種植大豆的農民大豆收入將減少38．00元，占2002年農民人均收入的1.54％。
在以上研究結論的基礎上，推測中國加入WTO后，隨著逐步溶入世界經濟體系，行政干預減少，貿易壁壘減少，預計匯率經濟杠桿對農產品國際貿易的決定性會更加明顯，人民幣如果升值所致的宏觀經濟損失及農民福利損失將更加突出。
六、政策建議
1．鑒于人民幣升值會對農業經濟和農民收入造成極大負面影響，建議在現階段繼續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2.由于增加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是人民幣匯率中長期發展的趨勢，建議如果人民幣升值，應逐步分階段進行，并充分考慮受影響的農業產業和農產品。利用WTO相關政策，在WTO協議允許的范圍內給予農產品出口補貼或者提高出口退稅額以提高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同時，給予農民直接補貼以彌補人民幣升值所致農民收入的減少。
3．政府做好宏觀調控。通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或調控國內農產品的供應量來調節國內農產品市場。如人民幣升值則相應減少國內受沖擊嚴重的農產品的產量或供應量，并相應地做好從事這些農產品生產的農民的就業工作。
4.政府可鼓勵農民種植需求彈性小的糧食作物。因為人民幣匯率對農產品國際貿易的決定作用也有例外的情況，如果農產品的供給或需求彈性較小，那么人民幣匯率的變化不會對農產品的國際貿易產生大的影響。 摘自：2005.1（31—36）《農業經濟問題》（作者單位：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 北京 10009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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