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規模養豬業從萌芽到現在，已經經歷了30余年。中國目前的規模養豬企業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第一代養豬人，依賴于改革開放帶來的行業紅利，經過滾雪球的生長方式發展起來的。但是，目前中國養豬產業的現實環境，與規模養豬業發展的前二十年相比較，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我們養豬從業企業需要對于行業現狀有更為清晰的認知。

　　道勤中國認為：

　　第一代養豬人為什么能做大?是因為過去30年是規模養豬企業發展的行業紅利時期，養豬企業享受了四大行業紅利：

　　第一，市場剛需紅利。過去30年，隨著人口的急劇增長與消費能力的迅速提升，豬肉產能的增長速度滯后與消費需求增長速度，僧多肉少。

　　第二，生產成本紅利。過去30年，尤其養豬業發展前20年，豬糧比一直處于高位水平，直到2010年前后，人工成本低廉。

　　第三，疫情簡單紅利。2006年以前，規模養豬業面臨的一并相對比較簡單且容易控制，較少造成毀滅性打擊。

　　第四，環境污染紅利。規模養豬業發展的前20年政府對于環境的關注度非常低，規模豬場在糞污治理、環境保護方面的投入非常小。

　　當下，這四大紅利已經完全消失，規模養豬業進入了后紅利時期：市場供大于求，僧少肉多;原料與人力成本高企;疫病復雜，防控成本高且難度大;環保投入成本相當高。

　　本身規模養豬業已經進入了后紅利時期，然而有三大因素讓行業更加雪上加霜：

　　第一，傳統制造業領域發展遭遇寒流后，資本缺少歸宿，各路民間資本與國際資本大鱷紛紛大舉投入規模養殖業與種植業，給后紅利時期的中國傳統規模養殖業主以重創。

　　第二，豬肉進口開閘趨勢愈來愈明朗，歐美養豬業發達國家養豬成本優勢顯著，進口豬肉將大大擠占國內豬企生存空間。

　　第三，豬肉作為中國老百姓菜籃子工程和老百姓幸福指數的重要指針，政府對于肉價總體方向是控制在中低位水平，不允許豬價暴漲。

　　基于以上因素，中國養豬企業需要深刻認識到，中國養豬業拼盈利能力，拼成本控制能力的時代已經來臨。

　　在養豬行業后紅利時期，中國規模養豬業路在何方?

　　真正做強豬場，而非唯做大豬場!

　　目前中國大部分規模豬場做強面臨的最大瓶頸在于大群母豬繁殖力的制約!在中國，一頭母豬的綜合成本最低每年6000元，若PSY值為14，每頭斷奶仔豬成本為430元，若PSY值為20，每頭斷奶仔豬成本為300元，若PSY值為24，每頭斷奶仔豬成本為250元。因此，如果能解除母豬群繁殖力的制約，中國每頭商品豬有望降低成本近200元。

　　要有效降低成本，需要先認識透徹利潤損失的真正原因。

　　中國規模豬場母豬可以分為兩個群體：少數處于繁殖崩潰狀態，多數處于繁殖障礙狀態。

　　基于中國大多養殖業主均由小家庭牧場發展起來，因而關注繁殖崩潰母豬多于關注大群繁殖障礙母豬，而實際中豬場損失更多來自于看起來正常卻實際產能達不到盈利水準的大群繁殖障礙母豬。淘汰繁殖崩潰母豬群體，優化增值繁殖障礙母豬群體，是中國規模豬場做強必經之路。

　　造成母豬繁殖障礙主要由兩方面原因造成：

　　外源性毒素：

　　細菌、病毒和寄生蟲感染產生的毒素、攝入飼料中的霉菌毒素、濫用的抗生素、超量使用的重金屬等等，都屬于外源性毒素范疇。當毒素在母豬體內蓄積后，首當其沖的是對母豬繁殖系統造成危害，如：母豬不發情、屢配不孕、流產、難產、產弱仔、死胎。因此，解除大群母豬繁殖障礙，提升繁殖力，必須解除母豬體內蓄積的各種毒素，使母豬中毒指數處于最低位水平(廣東省種豬測定中心樊福好博士)。

　　內源性因素：

　　規模豬場母豬限制飼養后，由自然生活環境改變為缺乏光照、缺乏泥土、缺乏運動、缺乏青綠飼料的純人工環境，機體正常規律的激素水平失調、各種生理代謝機能下降，從而影響到繁殖力表現，造成內源性繁殖障礙，如：產子數少、生育遲緩、機能性流產、產弱仔、母豬使用年限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