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勝是很難得的把文化和規則統一起來的企業。很多中國企業也有人文關懷，也有愛心，也有對員工的幫助，在不同方面比德勝做得好的企業多的是。但為什么總體來看，德勝在中國企業中卻顯得這么另類？

　　有一家著名的大企業，它的文化中有一條叫“艱苦為榮、野戰為樂”，但企業卻在不斷地幫助員工改善生活條件，把邊區、遠郊的員工逐漸集中到城市，顯然該公司的“艱苦為榮”沒有了依據，這家企業的文化與現實規則就很不統一。這種情況在中國企業界非常普遍。

　　我曾和聶圣哲交流說，“很多事情做不到，你就不要說”。因為人在俗世中生存，要在復雜的社會中立足，不可能所有的事都做到高尚。比如德勝沒有講“創新”，沒有講“共同富裕”，因為它暫時做不到。很多企業現在是先說后做，或者說了根本不做。我認為這是區別企業“高尚”與否的秘訣。

　　高尚為什么重要？

　　為什么我認為德勝是一個高尚的公司呢？最重要的一個前提是，它是一個真實的公司，這在當下世俗的環境中是非常不容易的。此外，德勝可以說是在聶勝哲個人理想的指引下，完成了把普通的農民工改造成規范的產業工人的過程，這是德勝稱得上高尚的唯一理由。

　　衡量高尚對企業的價值有兩個維度—外在與內在。所謂“外在”就是“你到底把利益看得有多重要”。德勝有一個案例：公司向一個客戶討錢，但客戶遲遲不給，結果德勝公司就把推土機開到了工地現場，準備到了12點如果對方不付錢就把房子推掉。德勝寧可遭受巨大的損失，并且冒著一定的法律風險也要這么做。這說明，為了捍衛自己的文化，它不惜付出經濟的代價。我甚至認為，如果德勝的做法真的與整個社會背道而馳，聶圣哲寧可讓德勝關門。好在這個社會還不至于此，所以德勝活了下來。這說明了第一個問題，即德勝對于外部環境的不屈服，也能獲得大量有良知的人的響應，甚至包括曾經不講誠信的人也被德勝的“正義”所感化。這就是外在的因素。

　　我們承認目前中國企業的外在環境不夠好，但作為一個獨立的企業，到底應該把利益看得重還是把文化看得重？當年孔子在同子貢談論治理國家時，提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在不得已而要放棄時，孔子排出的次序是：先去兵，再去食，最后堅守的是信。在物質與精神發生沖突時，精神更重要。如今庸俗地去解釋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已經沒有意義了，具體是怎么去做。德勝很好地平衡了這兩者，在利益與精神、利潤和文化之間，它經常會選擇文化，這在很多企業卻做不到。

　　而“內在”就涉及具體操作的技術層面了。企業應該反思，如何才能產生“空調效應”。很多企業總是怪外部環境不行，但企業內部的“房間”能不能升溫，企業自己是完全可以決定的。雖然“房間”內的溫度肯定會受外界影響，但并不能因為外面天氣寒冷，就不開內部的“空調”，這么強調是沒有意義的。很多企業借口外部環境不好而放棄自我調整的機會，這是不道德的。

　　上海有一個企業叫“榮進”，它做的業務可能很多人看不上，即幫助調味品生產廠家在商場做促銷，商業模式本身沒什么可圈可點之處，公司也一直不被媒體關注。但它同樣也是高尚的企業，因為榮進雇傭的工人90％是下崗女工，員工總量超過了1 000人。就此一點，堪稱高尚。在此基礎上，這個企業不僅能把這些人用起來，還能做到讓員工們忠心耿耿，很多人“挖”也“挖不走”，員工們寧可在榮進當“二傳手”，也不去其他企業當“主攻手”。如今，榮進沒有一個員工被挖走。在榮進有一輛豪華汽車，老板從來不坐，留給表現好的員工使用。很多人可能認為這是一種伎倆，一種虛偽。但即便是虛偽，能長此以往也是一種境界。如果企業都能把這種“虛偽”做一輩子，我們整個社會的境界也會有長足的進步。

　　高尚企業帶動社會人文進步

　　關注“高尚企業”遠比琢磨“百年企業”更有意義。原因在于，我們即使不能成為著名的人、長壽的人，也能盡量讓自己成為有德行的人。社會不一定非得要求所有的企業都成為百年老店，從現代的經濟學理論來看這也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可以鼓勵企業追求高尚，這是完全有可能的。

　　企業生存的理由只有三條：一是給社會創造財富，以納稅的方式表現；二是解決社會問題，以就業的方式來表現；三是給社會帶來先進的生產力，以科技的方式來表現。在此之外對企業提出更多的要求其實是過分了。所以針對這三條，不同的企業都可以追求不同的層面，當然有的企業可以同時實現三條，有的則選擇性地實現兩條或一條。以德勝和榮進來看，它們首先解決了一部分人的就業，讓大家樂融融地聚在一起，一邊過日子，一邊做事。其次從對科學的貢獻上看，我們理解的科學不是狹義的自然科學，也包括社會科學。高尚企業其實是在引領一種模式、樹立一種榜樣效應，或者說探索一種人文的進步方式，這對社會同樣有很大的貢獻，也可以被當作是所謂的“科學貢獻”，也能帶動生產力。而在納稅層面，其實憑良心繳稅比繳稅的數量更重要，我們哪怕繳一分錢也是為社會做貢獻。因此，從上述三條理由來評估，高尚企業的價值就凸顯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