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于人的管理中，提意見時比較容易為對方接受的“三明治法”，被認為是當代西方人發(fā)明的。其實，在我國古代的職場上早已被那時的精英們嫻熟地運用，他們在給皇上提意見或者上疏時，采用的都是這種模式。手頭有一本唐代史臣吳兢編撰的《貞觀政要》，記載了唐太宗諸多勵精圖治、任賢納諫的故事。其中固然有唐太宗從善如流的愿望，但是身邊的重臣在表達意見時能夠讓唐太宗非常受用，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比如在貞觀二十二年，唐太宗準備親征討高麗，大臣房玄齡認為不合適，就上疏勸阻唐太宗。首先，他把唐太宗美美的奉承了一番：皇上的恩德已經(jīng)澤被四方，無所不及。古代不能臣服的異族，陛下都使他們歸順了，“比功校德，萬倍前王。此圣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接下來明確則指出，如果高麗作為藩國失掉了臣子的禮節(jié)，侵犯了百姓，成為中原的心腹之患，陛下要鏟除它，那是可以的；否則，就會給中原百姓增添無盡的痛苦和煩惱：無緣無故讓士兵投身戰(zhàn)火，使他們肝腦涂地，成為無家可歸的冤魂：讓他們的妻兒老小望著靈車痛哭流涕，抱著尸骨捶胸頓足，足以使山河失色，天怒人怨。最后，房玄齡提出了希望：相信陛下能夠按照老子“知止為足”的警戒，發(fā)恩降詔，給高麗以改過自新的機會，停止征伐，“以保萬代巍巍之名”，那樣就可以確保萬代崇高的美名。

　　這就像“核心內(nèi)容夾在中間層”的三明治：為了讓對方能接受，表達者在表達自己的核心意見之前，先對對方的相關方面表示認同。意見表達完畢，又給他希望和鼓勵，以使其保持信心和愉悅的心情，不至于使對方產(chǎn)生被打擊的挫折感。當然，作為一種溝通的方式，古人并沒有明確提出“三明治法”這樣的說法，而是出于存在冒犯“龍顏”的風險，對自己進行必要保護的本能。不過，如果我們能夠脫離開當時特定的語境，推廣開來，適用于所有對象身上，那么在價值觀念多元化的時代，就有助于在相互溝通或者思想碰撞時多一些和諧。尤其是對于自己的服務對象，如果把他們當作“皇上”，批評起來就不會那么盛氣凌人了。在職場上針對下級或者同事的缺點，把他們當作“皇上”進行批評，那效果無疑會更好。

　　把利益相關者、下級或者同事當作“皇上”并非矯情；管理就是服務，把服務對象當作“皇上”似乎更能反映服務的本質(zhì)特征。更主要的是，盡管職務有高低，大家的共同目標是一致的；為了更有利于共同目標的實現(xiàn)，既不能抓住一點不顧其余，也不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不過，與“道不同不相為謀”不同，那是一定要為之“謀”的。也就是說，這需要比通常所說的“三明治法”更進一步，要設身處地為其著想，進行建設性的批評。

　　首先，建設性的批評應當出于對批評對象的尊重與善意。貞觀時期的房玄齡等老臣，與唐太宗一齊打天下、坐天下，他們對唐太宗的忠誠經(jīng)受住了歷史的考驗。然而這與阿諛奉承不同，在忠實輔佐的同時也“志在匡君”，在關鍵時候完全應當“正詞鯁義”，不乏凜然正氣。即使讓唐太宗面子上過不去，也是充滿善意的，是真正為李世民負責，為“大唐”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負責。在這個基礎上使用“三明治法”，才會有感情的自然流露，在相關方面表示認同才不會顯得虛偽和做作。

　　其次，建設性的批評貴在體現(xiàn)出自己的誠懇。房玄齡關于停止征伐高麗的建議原本就與唐太宗的意志相左，終被唐太宗否決。但是唐太宗不僅沒有生氣，還充分肯定了房玄齡在上疏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誠懇態(tài)度。當時房玄齡臥病在家，病情越來越重，自覺將不久于人世。唐太宗在看了奏書后感嘆道：“此人已經(jīng)到了病危的地步還能為國家擔憂，難能可貴。”當然，使用“三明治法”提出批評意見，也不能指望別人一定能接受；只要能夠通過誠懇的態(tài)度能使別人受到激勵，也就部分的達到了目的。

　　再次，建設性的批評需要勇于擺脫既得利益的羈絆。使用“三明治法”進行批評，固然意在減少批評的負面效應，但那主要是為了更容易為對方所接受，進而達到批評的目的，并非純粹故作圓滑世故。實際上，夾裹在前后肯定話語中的批評意見一定要切中要害，旗幟鮮明。這不僅需要勇氣，不要怕得罪人，更需要超脫私利。出于公心提出的建設性意見才會更全面，不至于產(chǎn)生誤導。